在反共抗俄的1960年代，猶記得初一國文課本裡有一篇寓言，講兩隻老鼠搭上一列火車到黑龍江省的佳木斯，沿途中共不顧老百姓的飢餓，搜刮米糧運送給蘇聯老大哥，仍記得我學到的一個成語－－「人瘦砲肥」。
在戒嚴時期，中華民國舉國上下被教育反共，有許多書不能讀，叫做「禁書」，能夠看的多是描述烽火離亂，或對老蔣歌功頌德，鼓舞士氣的書籍。小學畢業升初中的暑假，向鄰居的叔叔借書，一口氣看完老戇（丁履進）的「故都蒙難記」、孟瑤（揚宗珍）的「黎明前」，關於神州中國是怎麼搞丟的？沒有正確答案。
彼時是台灣「反共文學」的全盛時期，軍中推動「戰鬥文藝」，旨在整軍經武，其影響所及，甚至連電影和其他藝術都要配合政策，生搬硬套地套入這個窠臼；代表性刊物有《暢流》、《自由青年》、《中華文藝》等。1955年，三年前創刊的《青年戰士報》正式遷到重慶南路一段，成為《中央日報》之外的另一份機關報，公車的售票亭也有賣，因為登公車月票遺失的廣告很便宜。
同時，中國國民黨的中央改造委員會設立一個「中央文物供應社」，它最早在中山南路的景福門附近，後來遷到羅斯福路三段的巷內，以及重慶南路一段。1956年出版的《蘇俄在中國》（曹希聖執筆，老蔣掛名作者），是黨員和軍人的指定讀物，張學良更是它的「忠實讀者」，因為幽居在新竹五峰鄉時，老蔣要他寫一份「讀後感」，交卷後才得到了「恩賜」，准許以居所沒有電燈照明為由，搬到高雄西子灣居住。
1960年，雷震因「包庇匪諜」的罪名被捕，牽連數人，史稱「雷震事件」。雷震畢業於日本京都大學，主修憲法，1949年創刊《自由中國》，由胡適（中央研究院院長）擔任發行人，殷海光（台大哲學系教授）和雷震（國大代表）擔任編輯。這本雜誌的創刊理念只是認為堅定反共的合法性，就得有一套宣揚自由民主的言論，反對一黨獨大。
有讀書人風骨的雷震，不畏威權，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與李萬居、高玉樹等組織「中國民主黨」。當時審判的軍法官遵從老蔣的指示：「刑期不得少於十年」，「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於是浙江老鄉被判刑10年；在警總的壓力下，《自由中國》終在9月1日被迫停刊（23卷第5期），監察委員陶百川稱「雷震案」與「孫立人案」為天下兩大冤案。
1970年代到臨，軍隊的中山室配發《新文藝》和《中央半月刊》，是重口味反共書刊，平心而論，內容也有些好文章。此時市面正流行小本40開的「口袋書」，週日放假就往書店跑，迷上「水牛」、「文星」、「三民」、「大林」、「晨鐘」、「現代潮」等出版的叢書。因為看到威嚇的政治標語：「書本就像匪賊、知識就是犯罪」，這些書只有回台北時才去購買。
1971年10月，我放榮譽假回台北，發現一本《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作者為孤影（敏洪奎），當時台灣正值多事之秋，一連串的國內外事件，如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台大哲學系事件等。這本書被認為很有社會價值，是暮鼓晨鐘，《中央日報》出了單行本，銷售量超過60萬冊，被許多政府機關買來教化人心，如今這位作者已面目全非。
自從國府撤退來台，幾家老書店紛紛落腳於重慶南路一段，包括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正中書局等。除此，寧波西街有帕米爾書店，出版物以國父思想、三民主義、反共理論等佔了一半以上，左翼作家的文學作品沒有人敢翻印。1961年，「三個小民」合資創立三民書局，但與三民主義無關。
1980年代轉瞬而至，大學畢業報考國防醫學院研究所，英文超難，除了有唐詩的中譯英，還有500字，30分的作文，題目竟然是《蘇俄在中國》讀後感，我從來沒有讀過這本書，幸好知道蘇聯和共產主義的兩個英文字，其餘都是瞎掰。
大學時讀到一些敘述流離苦難的老兵文章，回役後加入國軍散文隊，有機會去了一趟金門，寫碉堡和坑道，在馬山從望遠鏡裡眺望大陸。國防部也積極推動各類金像獎，除了散文，也有詩、小說、音樂（軍歌）、戲劇等，各軍種也有文藝競賽，因為獎金豐厚，現役、備役、甚至軍眷都來湊熱鬧。此時「戰鬥文藝」的色彩變淡，體裁也容許稍為寬廣。
儘管如此，政府對「有毒」的書刊依然管制如常，例如滯留大陸的老一輩作家都被冠上「附匪」標籤，包括魯迅、巴金、茅盾、老舍、沈從文等人的著作都不許有翻印本，被禁的書也有李宗吾的「厚黑學」，金庸早年在香港左傾的《大公報》連載的《射鵰英雄傳》，在台發行時是化名為「大漠英雄傳」，李敖和柏楊就不用說了。
正因為是「禁書」，反而引起人們的好奇。新生南路三段台大校園外的地攤經常在偷賣這些「珍本」，有些巷內書店擺放幾本無關痛癢的風漬書，任憑警總的人帶回去交差。1984年，我到德州的美軍基地受訓，出國規定要蒐集對岸的情資，朋友幫我搞了幾本書報充數，回國時在機場入關被警總人員扣下，不久來函調查我祖宗八代，幸好那份出國公文還在，終於澄清誤會還記功一次。
1980年代初期，港台拍攝批評文革的電影一下子很火，像《上海社會檔案》、《假如我是真的》、《皇天后土》，都拍得不錯。1982年，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根據在北京的所見所聞撰述“China：Alive in the bitter sea ”，次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國民黨政府大喜，立即請《台灣日報》駐美特派員續伯雄翻譯成《苦海餘生》一書，分發各單位閱讀。
1986年中華女籃穿越鐵幕，到「魔都」莫斯科比賽，雖然每戰皆墨，卻是體壇的大事。由於政府政策堅持「三不」（不通郵、不通商、不通航），出國進修前，申請學校的回覆文件常被誤寄到對岸，老美分不清楚ROC和PRoC的差別，退回台灣後郵局在信封上加蓋「請通知寄件人寫正確的國名」。
1987年，小蔣總統宣佈解嚴，隔年逝世。剛到美國不太敢買“Made in China”的產品，怕被人密報「資匪」，研究所的同學有兩位來自大陸的名校，程度很優，都是萬中選一。研究生宿舍住了幾位短期研究的訪問學者，我看過的《中央日報》都留給他們，我也讀《人民日報》學簡體字。海峽兩岸的留學生開始萌生互動，每次放映台灣電影，他們很捧場，我們也被邀觀賞張藝謀導演的《菊豆》。
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北美事務協調會安排續伯雄到各州重點大學的台灣同學會作巡迴演講，我因擔任同學會的總幹事，負責接機和安排場地，因為我讀過他的書，有話可聊。當天訂了一家中餐廳，廣為宣傳，中國的留學生來了很多，並且踴躍發問，慷慨陳詞。
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沒想到一個共產主義大國忽然消失。「97香港回歸」前一個月，我趕緊回去探望年老的親戚，順便在九龍的落馬洲遙望深圳，那裡已高樓迭起。1998年，我到莫斯科參加學術會議和發表論文，語言不通，但接待的人相當友善。
從軍中退役後轉跑道去教大學，有一年來一群福建的學生，他們來台就讀一年，我兼導師，人生地不熟，我對他們很照顧。課堂上我不談政治，只談書本的知識，最後一堂課，我輕描淡寫地說：「希望海峽兩岸永久和平」，畢業時尊師重道邀我到廈門參加謝師宴，帶我去海邊眺看金門的燈火。下一站我去了南昌，以前在美國認識的訪問學者已從大學院長退休，一見如故，他說閒時閱讀《炎黃春秋》雜誌，重新認識歷史。
年輕時我們接受的思想教育是仇恨，中年後感覺有似兩家鄰居不和吵架，從此嚴禁子女交談往來，這種意識型態和國家認同的差異，因因相陳，但是共有的語言和文化逐漸使「中華民族」的血統成為兩岸交流的最大公約數。然而，包藏禍心的美國不樂見大國的崛起，不時在推波助瀾，擴大歷史的裂痕，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方殷未艾，上一代內戰的苦難不應重覆，更不希望下一代子孫承受戰爭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