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意識」的困境與出路

以「台灣意識」為前提的政治圖騰

最近，兩岸議題再度成為台灣各黨派之間爭議的焦點。

國民黨內部由李登輝總統倡導的「戒急用忍」政策遭到來自各界愈來愈嚴厲的質疑和挑戰，各級官員或承歡自保，或曲意媚上，導致兩岸關係持續緊繃，不僅企業界怨聲四起，輿論界的譏嘲與不滿亦日益上漲。

民進黨感受到來自美國的促談壓力，試圖在美、台、中共的三角關係架構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於是，自今（1998）年2月13日起，舉辦一連三天的「中國政策辯論會」。就形式來看，這是民進黨內各派系首次就兩岸議題公開對話，其坦然面對問題，尋求共識的努力，值得肯定。然而，就內容來看，各派系所爭執的焦點，卻無非是對美方「中國政策」的不同解讀。辯論會以「後冷戰時期國際新秩序」為起點，不同派系的交鋒中卻有一致的思考脈絡：美國是國際新秩序的主軸，自由市場經濟則是新秩序的最高準則〔註1〕。這樣的思考雖然符合部分的國際現實，卻也造成一定的偏執。這種偏執反映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一則容易依附於美方觀點，成為美國維繫其在東南亞勢力的應聲蟲，而使中共產生不必要的疑忌；二則容易以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做為檢定的標準，而忽略社會、文化的層面，對於中共「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無法做持平的理解。

在台灣的政治光譜中一向被認為主張兩岸和平統一的新黨，也因為有部分公職人員提出「一中兩國」的新主張〔註2〕，在黨內引爆巨大的路線爭議。主張「一中兩國」的新黨公職人員認為這是基於「台灣優先」的考量，反映了台灣社會的需求。批評者則認為「一中兩國」背叛了新黨的創黨精神，是為台獨或兩個中國鋪路，將導致新黨的崩盤。

國民黨的「戒急用忍」，在宣傳上刻意強調其「根植台灣」的用心。民進黨的「中國政策辯論」會，最後由許信良領導的美麗島系和邱義仁所代表的新潮流系勉強湊合出「強本西進」的共識，所謂「強本」，亦無非是強調其「根植台灣」的用心。新黨部分公職人員所提的「一中兩國」更明指是基於台灣優先的考量。

歸根究底，三黨在處理兩岸議題時，都共同面對一個不可觸摸的政治圖騰。這一圖騰對內可以形成民粹的訴求，對外則可輕易型塑出「他者」，並從而製造對立，或拉出必要的距離。不管是「根植台灣」、「強本」或是「台灣優先」，其實都是以「台灣意識」為前提。李登輝總統日前接受日本《產經新聞》專訪，就主張「台灣意識愈強愈好」。他說，在其總統任內，希望將台灣的民主化更向前推進，使國民的「台灣意識」更為堅強。在他眼中，國民黨的「台灣意識」不似民進黨堅強，乃是導致最近縣市長選舉敗選的主因〔註3〕。

「台灣意識」的形成，有其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層面的繁複背景，在台灣的近現代史上也不乏其建構「文化主體意識」的積極意義。但是，當朝野各黨競相以民粹、媚俗的語言爭取選票時，「台灣意識」也可能在相激相蕩之下，一方面不斷被強化、被無限上綱，另一方面卻也被過度化約、甚至扭曲，從而變成封閉、排他的宗派性情結。值此世紀之交，為了更客觀地面對國際新局勢，為了更有智慧地處理台海兩岸的問題，我們有必要把「台灣意識」拉回理性的殿堂上，重新加以審視。

「台灣意識」不等同於文化主體意識

「台灣意識」是台灣歷史發展的產物，基本上可以做為一種「精神現象」來加以觀察。歷史如同一條悠悠漫漫的長河，是流動，而不是靜止的。各種歷史事件的起因原本就已潛藏在遠古的過去之中，只在某些特定條件下才能正式浮現。當我們後人重新研讀歷史，一定要對歷史各個階段的演變有「同情的瞭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才能確實掌握歷史發展的脈絡。「台灣意識」固然是歷史的產物，卻是一個仍在發展中的概念，而且是個經驗概念，不是絕對概念。絕對概念是先天有效的，譬如正義或至善的理念；經驗概念則只有在特定時空條件下才有效，譬如忠君思想或本土意識。任何把台灣本土意識絕對化、封閉化、定型化的企圖，都是非理性的作法，違反歷史發展的法則。而任何未經理性殿堂嚴格審視過的意識型態，也不適做為道德和價值判斷的最高準則。然而，在各黨派相激相蕩之下，台灣意識已發展成「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的民粹訴求，其中夾雜著道德性的宣示、選票結構的考量，同時也摻混著對台灣前途的焦慮和身份認同的危機。

在現代社會，任何意識型態的形成都會對人民、社會與國家有深遠的影響，因此，都應該置放在理性的殿堂上，審查其：是否合理？其依據為何？其局限性何在？台灣意識這種精神現象的存在，有歷史的成因，其中摻混著理性、感性和情緒（激情、悲願）。若是刻意做民粹的訴求，即興的煽惑，將使其扭曲而成為野心家的工具。唯有透過理性批判的方法，分辨出台灣意識的哪種提法對整體文化的發展有正面、積極的意義，哪種提法有負面、消極的意義。對正面的提法加以發揚光大，對負面的提法則予以揚棄。唯其如此才能建構出健全的「文化主體意識」。

所謂「文化主體意識」乃是指一個民族自覺到該民族本身是一個以創造文化而相與結合的命運共同體。全民族擁有共同的記憶，即該民族的歷史，並認為該歷史為本民族所固有、所獨有。對自己民族的歷史不斷反省、檢討，從而自我批判、超越，終至揚棄其弊端，光大其優點，不斷自我完善的、積極能動的主體意識，這就是「文化主體意識」〔註4〕。具有文化主體意識的民族有明確的奮鬥目標，而非任人推擠的、毫無主體性的、處於蒙懂狀態的「人群」（有如「畜群」）而已！

台灣意識並不等同於文化主體意識。因為台灣畢竟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民族，且絕大多數台灣同胞的祖先來自中國，台灣文化基本上與中國的閩南、客家文化雷同，是地區性的中國文化。台灣的歷史，因此，也與中國歷史息息相關。只有透過歷史的鑒照和理性的批判，才能清楚地掌握到台灣意識形成的背景及其演變的歷程。

台灣意識的形成，可追溯自1895年的《馬關條約》。甲午戰爭清廷敗北，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同胞在異族殖民統治之下，為了維護固有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前仆後繼地進行抗爭。正是在抗爭的過程中，愈益感受到日本殖民母國和台灣本土之間的差異，本土意識油然而生。起初，本土意識是透過爭取保存漢文教育而呈現出來的。

日本在台灣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一切皆以殖民母國為主體，其在台灣所推行的政策，莫不以殖民母國的發展、壯大為目標。當時，台灣人和朝鮮人一樣，在日本統治者眼中，皆是二等國民。如果說現代法治國家的重要特徵是，人民的角色從卑微的「臣民」（Untertan）變成自由、自主的「市民」（Buerger），那麼，日據時代的台灣人，恐怕連「臣民」都不如。他們所受到的歧視，在教育上，即反映於二元教育政策之中。

日人與台人的教育分屬不同系統。日人念「小學校」，台人念「公學校」。公學校的教育只在傳授日語，為殖民統治鋪路。因此，有「台灣新文學之父」美譽的賴和，在其短篇小說《無聊的回憶》中，即對公學校教育做如下的描述：「日本話之外，別無所謂讀書，學問也就在說話之中。」〔註5〕

二元教育的另一目的，即在消滅漢文。在日人眼中，只有消滅漢文，才可同時消滅漢文化，消滅台灣人的漢民族認同。在此壓力之下，漢文傳習和延續的責任，轉由民間的「書房」擔負。書房生徒最高總數達一萬七千餘人。民間宿儒更以創辦刊物來彌補漢文傳習的缺憾。抗日先覺者蔡惠如在《台灣民報》的創刊號上，便如此寫下：「我們台灣的人種，豈不是四千年來黃帝的子孫嗎？堂堂皇皇的漢民族怎麼不懂自家的文字呢……噫！我們最親愛的台灣兄弟快快醒來！」〔註6〕

「台灣意識」自始即有對祖國眷戀的成分

教育機會的剝奪與民族氣節的摧毀，莫不與貶抑台灣人的政治、社會地位息息相關。日據時代先後入獄四次的蔡培火對於殖民政策的一貫性有很深刻的瞭解，他在《與日本國民書》中寫道：「對於我們，不許有個性的存在。我們的語言終於無所用之。我們除了勞動以外，一切活動的機會盡被剝奪；但我們受到獎勵，以服從阿諛為我們應守的美德；對於氣骨正義，主張節操的，徹底遭受壓制……日本語中心主義的政策，是先在政治上及社會上堵塞我們的嘴巴，使我們無能為力。因此，我們必然要由一切有責任的地位退卻，連明白說明我們意志的機會都已沒有。」〔註7〕

除了文化歧視、政治、社會地位的貶抑之外，台灣人還得承受殖民政策下的經濟搾取。所謂「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治台方針，無非是將台灣的勞力與土地做為長期滋養殖民母國的養料。農民抗爭以1926年成立的「台灣農民組合」為高潮。僅1927、28兩年，農民組合介入的農民爭議事件，即達420餘件〔註8〕。

「台灣意識」正是在不滿與抗爭中形成的，而在抗拒日本的殖民政策、皇民化運動中，漢文化始終是蔡培火所強調的「氣骨正義」之根源。且不提割台初期丘逢甲等人成立台灣民主國時倡明「遵奉正朔，遙作屏藩」。後來投入抗日運動的仁人志士，無不對「祖國」魂牽夢縈，因為那是與生俱來的情感。在台灣文學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吳濁流就在《無花果》中如此寫道：「當時的抗日戰爭，是自發的，不是受人宣傳、煽動而蜂起的。台灣人在無意識中，認為台灣是自己的祖先所開拓的，我們做子孫的，有保護它的義務……台灣人具有這樣熾烈的鄉土愛，同時對祖國的愛也是一樣的。」〔註9〕

吳濁流已指出「鄉土愛」與「祖國愛」是可以共通的。因此，受日人欺凌壓迫而激發出來的「台灣意識」自始即有對祖國眷戀的成分。也因此，在抗日運動中幾乎無役不與的蔣渭水提出「要救台灣，先救祖國」的呼籲，在抗日陣營中獲得廣泛迴響。在《台灣新青年》上的一篇文章，可看出這一主張的具體內容：「我們自救的方法『若要救台灣，非先（從）救祖國著手不可』！欲致力於台灣革命運動，非先致力於中國革命不能成功，待中國強大時候，台灣才有回復之日，待中國有勢力的時候，台灣人才能脫離日本強盜的束縛。」〔註10〕

抗日志士的「祖國愛」並不是盲目的，那是源自對中華文化的浸潤與信仰。1923年的「治警事件」中被逮捕的陳逢源，在法庭上他如此抗辯：「中華民族自五千年來，雖常常有同化他民族，但至今尚未被他民族所同化。見之中國歷史，只佈施善政，無論什麼異民族都可接受他所統治。若要排斥中華的文化，人民必起反抗心。」〔註11〕可見，不僅「鄉土愛」與「祖國愛」可以互通，抗日與護衛中華文化也是一體之兩面。「台灣意識」做為一種精神現象，在歷史上的確展現了反抗強權壓迫、尋求本土認同、維護漢民族文化尊嚴的強韌生命力。

然而，歷史是變動不居的，每一個時代都有其終極關懷，也都有其必須面對的挑戰。「台灣意識」因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而產生，但是它在日據時代的意義和性質，也隨著台灣的光復而有所轉變。1945年，台灣重回祖國懷抱，百姓欣喜若狂地等待接收，其心情正如吳濁流所描述的：「島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兒迎接溫暖的母親般的心情，等待著祖國軍隊的來臨。」〔註12〕不幸的是，當時負責接收的部隊和官員對台灣缺乏瞭解，一個較落後的祖國政權要接管一個現代化程度相對較高的台灣社會，本已存在無可避免的隔閡與猜忌，加上陳儀部隊貪污、腐化、自大，百姓大失所望。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全島整肅，百姓更是寒心透頂。

台灣本土意識開展出新的面貌

緊接著國共內戰，大陸同胞選擇了共產黨，國民黨政府1949年遷台。翌年，韓戰爆發，美國杜魯門總統下令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於是，被日本佔據51年的台灣回歸祖國懷抱僅才四年，即又陷入國共對峙的危機之中。國民黨政府厲行反共政策，制訂《懲治叛亂治罪條例》，白色恐怖籠罩之下，與大陸往來懸為最高禁忌。直到1987年，筆者在立法院發動強力抗爭，終於在當年7月解除戒嚴，11月開放大陸探親，兩岸重新開始接觸。

日據時代，即使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台海兩岸同胞仍往來不斷。但是，從1949到1987年間，整整38年，兩岸全然隔絕。加上國民黨施行戒嚴體制，不讓人挖掘、研究台灣內部的問題，包括本土文化、藝術也遭到全面打壓，這是台灣社會異化最為嚴重的階段。凡是文化自覺程度較高的藝文工作者，都要經得起考驗：一方面要面對白色恐怖的羅網，一方面要另闢蹊徑，尋找社會關懷和文化創作的出路。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正是戒嚴時期文化自覺運動的一個高峰。台灣本土意識也因此開展出新的面貌。這時倡議「本土」，基本上是用以抗拒國民黨的反共教條和文化政策上的全面監控。其實，戒嚴38年，國民黨的作風，在一定程度上，與日本皇民化的措施並無二致。70年代的本土化運動與日據時代的「台灣意識」也有一定的繼承關係。「鄉土文學」同情被剝削者、譴責美、日資本在台灣的掠奪、控訴官僚體系的腐化無能，這與日據時代反帝、反壓迫的本土意識並行不悖。

事實上，從1895年到1985年，整整90年間，台灣同胞一直無緣與聞國是。國民黨戒嚴時期，一般老百姓的感受與日據時代恐怕是差不了多少，都是比「臣民」還不如。有些人甚至認為國民黨政府比日本殖民政權還惡劣。因為日本統治時，還有較現代的法治觀念；國民黨統治之下，則法治常被當權者的恣意所取代。二二八事件的慘烈鎮壓、白色恐怖的風聲鶴唳，都在台灣老百姓的記憶中，留下難以抹滅的陰影。

回顧歷史，1895年成立的「台灣民主國」，實不失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雖然唐景崧被推為「總統」後，去電北京表示「今之自主，為拒倭計，免其向中國饒舌，如有機，自仍請歸中國」〔註13〕，卻也不可否認，「台灣民主國」得以號召同胞血戰日本，的確含藏有當時菁英分子當家做主的悲願，以及士紳階級與聞國是的理想。

這樣的悲願與理想，直到90多年後才出現轉機。在此之前，政治是專屬於台灣總督府、行政長官公署，或是總統府，台灣人沒有置喙的餘地。1986年5月10日，總統府國策顧問陶百川偕同三位自由派學者，邀宴黨內、外人士，就黨外公政會擬設立地方分會一事（其實是黨外人士組黨的前奏），進行溝通。這可以說是自1895年以來，台灣本土菁英第一次有機會與統治當局就現實政治問題交換意見。同年9月28日，民進黨宣佈成立。年底，黨外中央後援會在立法委員與國大代表兩項選舉中大有斬獲，這才拉開了體制內改革的民主化序幕，台灣人民積壓近百年的能量由此得以宣洩。

過去，公開談論政治被視為禁忌，動輒危及身家性命，養成一般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冷漠和疏離感。即使是專家學者，也不敢在研究課題上觸及任何社會現實，只得長期禁錮在象牙塔內，以求自保。1986年肇始的民主化掃除了這些禁忌，鬱積的能量一旦釋放出來，便如百花齊放，百川決口，大家開始把注意力投注到生活的週遭，開始密切關心公共事務，除了喧鬧、激亢的政治抗爭外，形形色色的社會運動也風起雲湧，從環保、女權到農民、勞工的紛紛結社爭取權利，台灣人當家做主的意識勃然興起。

〔註1〕見《民主進步黨中國政策研討會與會代表書面意見彙編》，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1998.02.13-1998.02.15。
〔註2〕1998年2月22日，新黨立法委員姚立明、朱惠良、郝龍斌、賴來焜，國大代表李炳南、李新、紀欣、曲兆祥，台北市議員費鴻泰、鄧家基等人連署提出「一中兩國」政策。
〔註3〕《自由時報》1998年2月23日。
〔註4〕關於「文化主體意識」的論述，見朱高正《文化主體意識的重建──當代菁英階層的文化意識批判》（1990）、《再論文化主體意識的重建──精神文明建設的文化基礎》（1995）二文，收錄於朱高正作品精選集第一卷《現代中國的崛起》，台灣學生書局，台北市，1996年11月。以及《從重建「文化主體意識」析論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讀林毓生先生「創造性轉化的再思與再認」有感》（1996），收錄於朱高正作品精選集第四卷《納約自牖》，台灣學生書局，台北市，1997年8月。
〔註5〕賴和，《無聊的回憶》，收錄於《賴和集》，前衛出版社，台北市，1991年。
〔註6〕《台灣民報》，1923年4月15日。
〔註7〕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152，帕米爾書店，台北市，1987年。
〔註8〕黃煌雄，《台灣抗日史話》，頁109，前衛出版社，台北市，1992年12月。
〔註9〕吳濁流，《無花果》，頁30，深耕雜誌出版，台北市，1984年3月。
〔註10〕王曉波，《台灣史與近代中國民族運動》，頁141-142，帕米爾書店，台北市，1986年11月。
〔註11〕同上，頁279。
〔註12〕同〔註9〕，頁74。
〔註13〕同〔註10〕，頁59。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