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中國

本文是1997年世界銀行報告書的第一章「瞭解現在」和第二章「預卜未來」，台灣的一些分離主義的政客和官僚，只迷信美國霸權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餘孽，無知於中國，也無知於世界，還狂言要「打破虛妄的國際體制」，真是不知今夕何夕。甚至挾民粹主義──當有人提出兩岸和中國的真相，即以法西斯的「台灣優先」、「台灣第一」以對，蒙昧無知的進行愚民政策，甚至竄改台灣歷史教科書、進行只准知道日治的台灣，不准知道台灣人源由中國的愚民教育。世界銀行的報告是站在西方資本主義立場來瞭解中國經濟現狀和發展的。世界銀行的研究和觀察，就更顯得李登輝「戒急用忍」的無知和無聊了。　編者

瞭解現在

中國正處於兩個歷史性的轉型過程之中：即從鄉村型農業社會，向城市型的工業社會的轉型；從指令性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如果不是因為中國之大、過去對城市化的控制以及前所未有的工業化速度的話，第一個轉型還不會引人注目。中國的人口遠遠超過了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總和，而其工業增長幾乎是這些國家增長的10倍。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也是獨一無二的，她通過試驗和漸進改革相結合的方式，促使一些領域的改革進展迅速，而另一些領域則進展緩慢。

這兩種轉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配合激發了快速增長。在過去15年中，中國經濟增長了四倍多。在1978到1995年間，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每年以8%的速度飛快增長，使二億中國人告別了絕對貧困。〔註1〕始於1978年的經濟改革推進了中國同世界經濟的一體化，保持了良好的國際收支狀況，基本實現了農業耕作的私營化，放開了許多貨物和服務的市場，加強了工業內部的競爭，並引進了現代宏觀經濟管理。

與此同時，這兩種轉型的合力，產生了強大的漩渦和逆流，它們是可能破壞穩定的潛在因素，而且總是難以預測。單是指令向市場的轉型就是變幻莫測的：人們親眼目睹了前蘇聯和東歐的經濟崩潰。同樣，從鄉村型的農業社會向城市型的工業社會的轉型也有許多風險。在富裕的工業國家中，這一轉型花了幾個世紀的時間。而在中國，這一進程被縮短到一代人或兩代人的時間。

因此，中國的快速增長和結構變革在解決了許多問題的同時也引起了許多新的難題是毫不奇怪的。這些新難題有：由於尚未完成的改革所造成的宏觀經濟不穩定階段；就業和收入無保障狀況的增加；尤其是在城市地區日益增大的環境壓力；糧食自足成本的不斷上升；不平等日益嚴重和根深柢固的貧困；以及棘手、有時是敵對的國際環境。這些都是嚴峻的挑戰，如果不加以解決，它們就會破壞增長的可持續性，而中國的前途也可能會黯然。

但本報告認為，中國有能力迎接這些挑戰。儘管面臨的困難不容低估，但同樣不應低估的是中國的長處──局勢相對穩定，相當高的儲蓄率，務實改革的巨大成績，散居世界各地華人的支持和日益增強的行政能力。是這些長處推動著本世紀最近20年中國經濟的顯著增長。它們同樣是下個世紀頭20年裡快速持續增長所必需的。為提高中國成功的可能性，需要另外三個因素對這些長處加以補充，這三個因素是：精明的經濟管理、世界經濟的支持和國內的社會穩定。

快速增長

衡量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是件棘手的事【專欄一‧一】〔註2〕。官方統計表明，在1978-1995年間，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了8%，而其他估計數字則要低1-2個百分點。但是，不論這些數字中哪個數字更準確，中國的增長都幾乎是前所未有的：只有韓國和中國台灣的增長速度可以與之相匹敵。

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經濟增長從歷史觀點看也是很顯著的。19世紀和20世紀前半葉中國的經濟可以說是不能更令人失望了。在1820-1870年間生活水平未獲得任何改善，在隨後的30年中也僅是稍有增長。〔註3〕在動盪不安的本世紀前半葉，人均收入實際上下降了，在這期間，中國在三千年歷史的世襲帝制瓦解之後，又度過了一段無政府主義和軍閥混戰時期，才從外辱和內亂中倖存下來。而這時期，世界其他地區儘管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仍獲得了可觀的增長。結果，中國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從1820年高達30%──當時是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下降至1950年的幾乎不到7%。

自那以後，中國一直在進行一定的恢復。儘管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相當大的經濟混亂和浪費，但戰後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經濟增長還是有所恢復，到1978年，當中國嘗試著朝改革邁出第一步時，它仍然是一個極為貧窮的鄉村和農業經濟國家。中國十億人中有60%都靠著低於國際貧困標準的每天一美元的收入生活。

這之後發生的事情就眾所周知了。農村改革的推行是使乾枯的經濟重新煥發活力的第一場及時雨，它推動了改變中國面貌的增長進程。接下去17年中的快速增長率使得中國人均收入每10年就翻了一番，這一速度比近代史上幾乎所有國家都要快〔註4〕。

中國的迅速增長有三個特徵值得特別一提。首先是它的地區層面。儘管人們對地區差距的問題表示擔心，但中國大若國家的各省經濟都適當地分享到了增長所帶來的好處。雖然沿海各省的增長率較快，年均為9.7%，但非沿海各省也不太差。確實，如果將中國的30個省算作單獨的經濟體，那麼，1978-1995年間世界20個增長最快的經濟體都會是中國的！

第二個顯著的特徵是中國經濟增長明顯的週期性。儘管中國改革後經濟週期的上下波動與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所表現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劇烈搖擺相比要小得多，但其幅度足以引起決策者的關注。伴隨這些增長週期的是通貨膨脹率的類似波動，這反映出由於財政、企業和銀行系統未完成的改革所引起的宏觀經濟管理上的失誤。

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三個值得注意的特徵是生產力的增長在這中間的決定作用。與其他迅速增長的亞洲國家相比，中國的增長較少地依賴資本和勞力投入量的增加。以有形資本存量的增長為例。在多數國家中，資本投入的增長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並且幅度常常很大。〔註5〕而在中國情況恰恰相反。這表明是資本積累以外的其他因素成為決定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重要因素。

事實上，解釋中國增長根源的常規方法表明，單單資本投入的增長只能對增長的37%做出解釋。另17%的增長則歸功於勞動力數量的增加和質量上的提高。這表明，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幾乎有一半（或每年4.3%）是由於其他因素造成的。【專欄一‧一】中所談到的資料的不足以及不同的方法論假設會使得這部分未能被解釋的增長的絕對數小一些，但即使作出這些調整後，簡單的事實仍然是，中國的增長遠不止僅憑借生產要素的積累。

1987年以來這一顯著和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是什麼呢？有四個因素值得考慮：

★高儲蓄率支持了高水平的投資率和資本積累率。

★經濟結構變化，它是增長的原因，也是增長的結果。

★務實的改革，它非常適合中國的特色，也受大眾的支持。

★中國1978年的經濟狀況有利於改革的推行。在此之前的指令經濟之下，中國的經濟狀況有如一片乾枯的草原，等待著中國特色的市場改革來滋潤。

下文依次對每個因素加以考察。

高儲蓄

中國自1978年以來顯著業績的最突出特徵是其儲蓄率。它就像增長率一樣是中國真正的經濟奇跡。根據官方的統計數字，中國的儲蓄率在1978-1995年平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7%，而較為保守的估計則要低3-4個百分點。〔註6〕即使如此，這一比率仍然處於世界最高之列。

同樣重要的是，儲蓄率相當的穩定，即使是當改革和結構變革對經濟進行重組時也是如此。我們可以將此同東歐和前蘇聯轉型經濟國家的儲蓄暴跌進行比較。事實上，穩定的高儲蓄率是中國人所選擇的改革道路取得的重大成功之一。

儘管中國的儲蓄業績使其有別於其他經濟轉型國家，但卻很接近於其他有活力的亞洲國家的模式。在這些國家經濟起飛後不久，儲蓄率都迅速上升，促進了高增長和高儲蓄的良性循環。中國的情況很類似，但其極高的儲蓄率是在很低的收入水平上完成的，使其即使在儲蓄率較高的這一批國家和地區中也屬例外。

造成如此高儲蓄率的原因是什麼呢？在中央計畫經濟之下，高儲蓄率是靠計畫帶動的。農產品和原材料的價格被人為地壓得很低，而最終商品價格人為地抬得很高。這樣，利潤集中到了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在中央和地方計畫機構的指導下投資。這使得儲蓄率在1965年至1978年間一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3%，而投資的格局大大地有利於重工業。居民儲蓄微不足道，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

但自1978年開始改革以來，企業和居民的作用顛倒過來了。自那以後中國居民的儲蓄率從改革前的1%左右猛增至21%。現在居民儲蓄佔全部儲蓄的半數。

【專欄一‧一】中國增長有多快？

根據官方統計數字，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8至1995年間實際增長8%。這個數字有可能誇大了中國的實績。這是因為在將名義國內生產總值轉換為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時，官方使用的消費和投資減縮指數的增長要比消費物價指數或資本貨物價格指數這些其他可以使用的指數增長慢得多，近幾年尤其如此。如果這些替代指數是衡量價格上漲的更好的尺度，那麼用它們來轉換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就可以得出衡量生活水平實際提高的更加精確的數值。<br>運用合理的替代辦法來衡量價格上漲表明，人均收入的增長可能要比官方統計數字所表明的低1.2個百分點。兩個估計值間的不一致，大多出現在改革的後半期（1986-1995年）。<br>這些調整有什麼意義呢？一方面，對國內生產總值測算的一個或一個以上百分點的誤差，從長期看會造成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很大誤差。另一方面，即使考慮到中國數據的缺陷，中國的增長實績仍然是十分可觀的，用任何標準衡量，中國都穩居世界增長最快的經濟前十名之列。

為什麼中國家庭如此節儉？任何單一的解釋都不足以說明其原因。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收入的提高使得消費不再僅僅是為了餬口，人們對生活有了更高的期望。中國居民把目光放在了購買房子、公寓和一系列以前無法獲得的耐用消費品，以及為孩子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上。為此而舉債是不可能的，於是家家戶戶就代之以多多攢錢。

另一個因素是中國人口統計上的變化。〔註7〕今天的平均預期壽命比1970年增加了10歲，並且還在增加。一般的中國嬰兒現在可望活到70歲以上。由於城市居民在55歲退休，他們有著為其退休而儲蓄的強烈動機，尤其是當其知道養老金可能不夠用時。同時，生育率的下降也減少了由子女供養老人這種傳統形式的作用。　最後，體制的因素也有助於推動家庭儲蓄。這其中有兩個因素較突出：政府對在銀行系統存款的隱含的擔保；以及在中國剛剛起步的證券市場進行投資的新方式的增多。

結構變革

隨著經濟迅速增長而來的是快速的結構變革。在這方面，中國沿襲了與其他國家同樣的道路〔註8〕，所不同的只是變革的步伐：中國將通常要花幾十年時間的過程壓縮為幾年。再看看就業的格局。從1978年以來的18年間，農業占勞動力的份額從71%下降至約50%。而實現類似的結構轉變美國用了50年，日本用了60年。

「推出」和「拉入」兩個因素加速了勞動力脫離農業的流動。農務的低收入和農村地區普遍的貧困，促使農民及其家庭另走他鄉。〔註9〕與此同時，工業和服務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卻激增──尤其是生產力迅速提高的集體所有制企業。

脫離農業並不意味著大批移民流入城市。各城市的人口份額只從1978年的18%增加到1995年的28%。但與改革前時期相比，這一城市化的速度是迅速的。從1957年至1978年，由於政府政策不鼓勵城市化，城市人口比率只上升了三個百分點。

離開農業也促進了經濟中所有制模式的轉變，尤其是在工業中。第一次工業化浪潮出現在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並且集中在國有企業。然而自1978年以來，國有企業增長較慢，因而其在總產出和就業人數中的份額迅速下降。第二次工業增長浪潮出現在集體所有制企業和鄉鎮企業。但在過去幾年中，第三次工業化浪潮正在形成：主要是私有和個體企業，外加合資企業和外資企業。〔註10〕

無論如何，私有部門的規模比官方統計數字要大。許多私有企業有理由少報其生產和僱傭人數。此外，許多集體所有制企業實際上在各個方面都像私人企業一樣運轉，但卻隨處可以看見他們打著城鎮或鄉村企業的旗號在經營，這種做法被人稱做「戴紅帽子」。這也許有利於獲得貸款和執照，而且避免了私人活動可能仍然有的不好的社會或政治名聲。

結構變革的進程為中國過去18年的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推動力。由於很大一部分的農村勞動力就業不足，隨著勞動者從生產率低的農業轉到生產率較高的工業和服務業就業，勞動生產率大幅度增長。從1978年至1995年，這個進程可使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增長約有一個百分點。此外，約有0.5%的年增長率歸功於所有制格局的改變，因為就業轉向了生產率較高的集體和私營部門。

各省結構變革進程的差異很大，這些差異更擴大了各省之間，尤其是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具有活力的省份工業化進行得較快。迅速的工業化意味著更高的工資，在城市和半城市地區尤其如此，使城鄉勞動者間的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對農村向城市遷徙的限制不僅使得城鄉收入差距長期存在，它也是過去10年收入不平等嚴重加劇的主要原因〔註11〕。要是把城市居民享受的補貼算進去，今天城市收入比農村收入多達四倍。按國際標準衡量，此種城鄉收入差距是很高的，36個國家的材料證明，城市與農村的收入比率一般低於1.5，極少超過2〔註12〕。中國城鄉居民之間的這種鴻溝說明了中國60%的收入不均。相比之下，地區收入差距對收入不均的影響較小。

儘管如此，比起非洲、拉丁美洲，乃至東亞的大多數其他國家，中國仍然是相對平等的。但是從國際的角度看，中國收入不均徒增是不尋常的。根據40個抽樣國家的數據，在80年代初，中國的收入不均遠低於平均數。而到90年代，它已在平均水平之上。

務實和漸進的改革

引發1978年經濟改革的既不是經濟危機，也不是觀念形態上的頓悟。在此前的20年中，中國歷盡艱辛，先是大躍進，而後又經過了文化大革命。與這一動盪的背景相比，1978年以前的幾年倒相對平靜。

因此，中國的領導層渴望著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但並不想在政策上作重大變革。增長固然重要，但不能以穩定為代價。對增長的關注起先集中於恢復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但不久擴大到鼓勵企業、家庭和地方政府的投資。這些措施是逐漸推出的，並涉及下放中央政府對資本支出的權力。政府善用的方法之一是在挑選出的省、地、縣甚至企業試行新的政策。如果這種試點成功，就迅速推廣。如果不成功，失敗的代價往往有限。如果政府感到不利於增長或危及穩定，改革措施也會被取消。

實用主義和漸進主義也支持了政府不斷演進的目標。人們不清楚當1978年開始改革時，當局對除高增長外的最終目標是否有一致的看法。隨著老的目標的實現，新的改革目標就提出了。在改革的頭幾年中，這些目標不高。隨著改革的成功，目標變得更加雄心勃勃。例如，政府在1979年提出發展「以市場調節為輔的計畫經濟」。到1993年，這一目標進一步發展成為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國改革的這些特徵──權力下放、漸進主義和實用主義──在改革的四個領域裡得到充分體現：農業、鄉村工業、貿易和國有企業。在這些領域，改革極大地促進了增長。

農業改革

中國當時的決策者首先集中精力於農業改革是毫不令人奇怪的。在1978年以前的10年中，他們對公社農業的成績屢感失望。儘管農業投資有所增加，穀物產量在60年代迅速增長後仍明顯放慢。這種情況加上長期操心農村地區糧食自足和社會穩定的傳統，使農業改革成為一個自然而然的出發點。

農業改革一開始是大幅度提高糧食的收購價。〔註13〕此外，農民可以市場價格出售定購指標以外的產量，這一做法在某些公社早已經開始。政府還降低了糧食的定購指標，增加了糧食的進口，放鬆了對私人跨省貿易的限制，並推出了增加棉花生產的特別計畫。

但農業改革最重要的特徵是推出家庭承包責任制。按照這種制度，集體所有的土地被分到家庭，有效期長達15年。開始時，中央政府禁止這種將利潤和生產決策從公社轉到家庭的制度。但地方政府鼓勵這種制度，而中央政府則在1981年底表示了同意。〔註14〕家庭承包責任製成了農業改革的基石、也許是整個經濟的基石。

這些步驟雖然具有局部性和漸進性，但卻非常成功。農業產量上升速度加快，隨著各地區能夠專門種植他們所選擇的作物，生產格局有了變化。據有人估計，在1978至1984年間，單單是家庭承包責任制就促使農業產量增加了將近一半。〔註15〕

鄉村工業

1978年開始的農業改革與隨後鄉村工業的欣欣向榮密切相關。在1978年以前，農村工業化一直是以公社為基礎的農業發展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徵。但公社和大陸開辦的企業並沒有生產消費品，也不能適應市場需要。他們主要是一些支持農業生產的農機車間。

農業改革為鄉村工業延續至今的繁榮創造了條件。首先，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及隨後產量的增加，大幅度增加了農村的收入。這意味著可將較高的農村儲蓄投資於農村工業，從而創造出比農業更高的收益。〔註16〕第二，這些改革大幅度提高了農業生產率，從而將從前隱藏在公社制度下的剩餘勞動力解放出來，為鄉村工業提供了穩定的勞動力來源。第三，鄉村收入的提高意味著鄉村工業擁有現成的市場。第四，由於政治哲學和態度上的變化使這些新的商業活動合法化了。

政府直到1984年才開始正式支持這些變革，承認已經運轉了六年的鄉村工業化力量。政府放鬆了國家對收購農業原材料的控制，使鄉村工業能夠購買這些原材料進行加工，並鼓勵城市企業將工作分包給鄉村企業。更一般地說，政府放鬆了對生產的限制，稅收很低，企業可以自由地從事任何他們認為有利可圖的活動。

新的政策為整個80年代保持集體所有制企業增長的勢頭創造了有利條件。在1978年，這些企業佔全部工業產值的22%。到1984年，這一數字達30%，而且是在沒有得到中央公開支持下獲得的，及至1988年，這一數字攀升到36%。但自那時以來，這一比率基本上沒有變化〔註17〕。個體企業和私有企業成了工業擴展的推動力，因為政府政策對於這類所有制有所放寬。

大步向外

在農業和鄉村工業政策上很明顯的權力下放同樣也反映在中國同世界的經濟關係中。到1978年，賺取更多的外匯已成為政策上的優先任務。當時，政府的外匯儲備是負數，國家面臨著外匯危機。〔註18〕它需要進口糧食和化肥支持農業改革，進口廠房和設備來縮小中國與其鄰國間日益擴大的技術差距。

中國的經濟對外開放有三條途徑。首先是改革貿易體制本身。政府放棄了其對少數外貿公司的依賴。在數年之內有數千家公司被允許從事國際貿易，其中許多是由地方而非中央政府批准的。計畫也減少了。在1979年以前，國家計畫將3,000種出口產品確定為採購目標。到1985年，這一數字降至100（今天為0）。國家計畫為進口許可證所取代，隨著外匯限制的放寬，進口許可也逐漸放鬆。進口稅在穩步降低。另一方面，非關稅壁壘仍然影響著範圍廣泛的產品，儘管這種壁壘在規模和程度上都逐漸降低。

第二，為鼓勵出口，政府在分配外匯上由嚴格干預變為輕輕點到為止。出口商被允許保留部分外匯所得。個人持有外匯的自由也逐漸擴大。隨著外匯市場在政府的支持下趨於成熟，進口的權利放寬了。今天經驗老到的銀行同業外匯市場與其最早期的前身──1985年的外匯調劑中心──幾乎沒有多少相似之處。政府允許其他銀行打破中國銀行對外匯交易的壟斷。也許最重要的是政府保持著一種現實的匯率政策。它將改革之初的匯率差不多下調了一半，並在此後四次對貨幣進行了貶值。〔註19〕

第三，政府逐漸放寬了對外國直接投資的管制。它設立了經濟特區，向投資者提供財政、基礎設施和金融上的特別鼓勵措施。第一批四個經濟特區是在1980年設立的，10年後又增加了第五個──海南。特區在吸引外資、刺激貿易、促進增長上的成功使得其他城市和省要求作出類似安排。到1993年，全中國設立了九千多個經濟區。〔註20〕他們的形式和規模五花八門──經濟和技術開發區、高技術開發區、沿海開放城市、出口加工區、自由貿易區、金融區及自由港等等。

這些區多數是在沿海省份，大大促進了其高於平均水平的增長。一項研究指出，中國沿海城市在80年代後期所享有的超出其他地區的增長完全可以由他們能夠吸引的超額外資來解釋。〔註21〕外國公司採用先進的運輸和電子技術，並幫助提高像旅館這樣主要服務的等級。這些新的技能加上中國人的接受吸收能力，促進了國際競爭能力的提高。〔註22〕

國有企業

新的政策對1978年前一直是經濟制度支柱的國有企業產生了很大的壓力。許多企業幾十年來靠著國家的補貼過活，缺乏適應和革新的能力。隨著改革的進行，他們對國家補貼的依賴開始增大。政府想抑制國家預算赤字的願望，意味著國家銀行系統成了國有企業財政支持的主要來源。

自1980年起，許多企業獲得了越來越多的經營自主權。這些新的自由包括：企業可以用於發放工資、獎金和新增投資的利潤占總利潤的比率在慢慢增長，生產決策和工資自主權得到增加；採用「經營管理責任制」（對應於農業中的家庭承包責任制）；以及在某些情況下聘用全新的管理人員。中央和地方政府通常就這些權力的下放逐個與企業進行談判。因此，企業之間、地區之間和部門之間的經營環境有很大的不同。1984年的《企業權利法案》將這些變革正式肯定下來，進一步推動了增長。

國有企業自主權的增加，使它們能夠從價格雙軌制中獲利，這種價格制度也是在80年代初採用的。根據這項制度，計畫人員一般為某一商品定價，但允許所有計畫外產出以市場價格出售。由於計畫的產量幾乎不變，企業在公開市場上出售的產品越來越多。這一過程意味著所有的增長和發展都是產生於市場價格，這無疑改善了資源的分配。〔註23〕由於企業沒有每況愈下，而某些企業還有明顯的改善，改革受到熱情的支持。〔註24〕今天，全部工業產出的95%是以市場價出售的。

管理決策的權力下放，大大提高了各企業的生產率。〔註25〕但與經濟中的其他部門相比，國有工業企業不景氣，增長緩慢，利潤下降。這部分是由於與非國有企業不同，國有企業必須提供工作保障以及如住房、教育和保健等一系列社會服務。同時國有企業的不景氣也反映出過去不良的投資決策所造成的深層次弊病，以及對低生產率不加懲罰的「鐵飯碗」制度。

但在過去幾年中，由於減少補貼，抽緊信貸和日益激烈的競爭，許多國有企業糟糕的財政狀況開始暴露。這使得人們就企業改革提出了種種新辦法，尤其是在地方一級。舉例來說，其中包括兼併、租賃、公司化、簽訂經營管理合同、向工人和管理人員出售產權以及破產。與此同時，中央已決定集中精力改革並搞活（從十萬家中挑選出的）一千家國有工業企業，這些企業將構成中國現代企業體系的骨幹。

初始的狀況

中國改革引發了使世界連連震驚的經濟變化。高儲蓄率和結構變革無疑有益於改革，但1978年中國經濟的幾個特徵更使得變革水到渠成。

第一，簡言之，中國亟需改革。文化大革命的經濟混亂以及此前的大躍進破壞了解放後取得的早期的經濟成績。一項研究估計，如果沒有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1993年的人均產值會是實際水平的兩倍。〔註26〕至1978年，農村地區的實際收入十多年一直徘徊不前。國家沒有足夠的外匯去進口必需品。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在技術上日益擴大的差距已不可等閒視之。最重要的也許是，中國東亞的鄰國業已證明如果高儲蓄的國家採用市場原則，就可爆發出增長潛力。

第二，多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享有落後的「優勢」〔註27〕。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農村。他們的收入沒有保障，在20多年中，儘管產量有所增加，但其平均收入幾乎沒有增長。對於他們來說，由於改革而帶來的前景的不確定性並不比以前制度下的艱難處境更讓人憂慮。並且農業的剩餘勞動力意味著，鄉村工業差不多可以在20年內，在不面臨工資壓力的情況下實現快速而不間斷的增長。

第三，與流行的認識相反，計畫在中國並不像在其他轉型經濟國家那樣根深柢固。在70年代，蘇聯中央政府通過計畫具體分配了約六萬種不同的商品。而在1978年的中國，相應的數量為六百種，自1965年以來保持不變。〔註28〕就是最堅決的計畫人員也無法監督中國如此規模巨大而複雜的經濟。即使在計畫經濟處於頂峰時，儘管有所限制，農村仍然有大約三萬個活躍的市場。〔註29〕走私很普遍。因此，當商業活動合法化時，中國的企業家幾乎不需要任何鼓勵去擴大經營。

第四，中國始終擁有強有力的行政管理能力，尤其是在省一級。數世紀來，中國形成了一個富有經驗的地方政府系統，他們負責收稅和儲備糧食以防饑荒。〔註30〕地方政府這一傳統在共產黨領導下得到加強。因此當改革需要行政和財政權力下放時，省政府就能夠承擔新的責任。此外，在文化大革命的騷亂中遭到嚴重削弱的中央政府默許了經濟權力從中央的轉移。

第五，中國有一支技能熟練和紀律嚴明的勞動力隊伍。儘管文化大革命期間中斷了教育，按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標準，中國的識字率還很高。一般工人接受過3.6年的初等教育，而發展中國家平均為3.2年。〔註31〕享受中等教育的比率也相對較高。工業勞動力中技工和工程師的比例比東南亞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還要高。

最後，海外華人遍及世界每個角落。東南亞國家的華人有相當強的經濟實力，他們在對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爆炸性增長中扮演著突出角色。在過去10年中，成批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通過家族紐帶在共同的語言和商業傳統的支持下從香港和中國台灣轉向大陸。海外華人不僅帶來了資金，還帶來了許多其他東西：商業專門知識，對外國市場的瞭解，最新的勞動力密集型技術，新的管理方法和新經濟政策思想。

〔註1〕世界銀行，1996年。
〔註2〕 【專欄一‧一】使用了下述減縮指數調整計算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支出成份。對於消費，我們使用了居民消費物價指數。雖然無法獲得1986年前的居民消費物價指數，但人們可以從《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表9.2（表略，下同，編者）中所載的有關實際和名義人均消費增長的數據中推算出。對於投資，我們使用的是《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表8.12中關於建築材料的價格指數。一個替代的辦法是按部門來檢查國內生產總值各組成部分的減縮指數，這一辦法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例如，Woo（1995年）認為，工業產品的出廠價格是衡量工業中價格上漲的更好的尺度。使用這種計算方法，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同樣減少約1%。最後是Summers和Heston，他們在其廣泛使用的有關按購買力平價計的人均收入的數據庫中，有些武斷地假設，消費和投資增長分別高估了30%和40%，結果導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進一步減少。
〔註3〕Maddison, A.1995年，對於1950年以後的中國，Maddison用的是Summers和Heston的國內生產總值估計數，由此得出的1978年以來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要比官方統計的低得多。
〔註4〕只有日本和韓國兩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時期增長得更快。
〔註5〕Nehru, V.和A. Dhareshwar,1994年，在Nehru-Dhareshwar數據集中所包括的93個國家中只有八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確實超過資本存量增長率。
〔註6〕世界銀行，1994年。
〔註7〕Yusuf 1994年。
〔註8〕關於國際經驗的典型參考資料，見Chenery, H.和M. Syrquin，1995年。
〔註9〕在某些地區，青年男性的普遍外流造成了農業的「女性化」，降低了婦女的安康福利，她們現在必須在農田里辛苦耕耘的同時，擔負著家庭責任，尤其是哺養子女。
〔註10〕關於近年來非國有、非集體部門的規模的官方統計數字可能稍有出入，因為某些公司化的國有企業可能被列入此類。
〔註11〕圖1.8是根據下述資料製成的。（略，編者）
〔註12〕世界銀行，1997年。
〔註13〕多數農產品的定購價平均增長17.1%。議購收購價有30-50%的加價。加權平均價格漲幅為22.1%。見Lin, J. Y.，1992年。
〔註14〕這一討論主要引自Lin（1992年）。Lin指出，當中央政府批准這一做法時，將近有一半的農村公社已被解散。
〔註15〕 Lin, J. Y. 1992年。
〔註16〕關於鄉鎮企業依靠當地農業資金的討論，見Peng, Y. 1994年。
〔註17〕《中國統計年鑑》，各期。
〔註18〕Wall, D. Boke, J.和. Yin，1993年。
〔註19〕 Lardy，1992年。
〔註20〕 Wall, Boke, Yin，1993年，第5頁。
〔註21〕 Wei, S. J.1993年。
〔註22〕 Yusuf, S.1994年。
〔註23〕 Naughton, B.1995年，第8頁。
〔註24〕 Lau, L., Y. Qian和G. Roland，1996年。
〔註25〕Xu, L. C.1996年。
〔註26〕 Cho. G.和Y. Kwan，1996年。
〔註27〕專欄1.4的（略，編者）
〔註28〕 Naughton, B.1995年，第42頁，Qian和u（1992年）認為，蘇聯在其經濟計畫中列入了2,500萬種商品，而中國只列入了1,200種。
〔註29〕 Naughton, B.1995年，第38頁。
〔註30〕 Will, P.和R. B. Wong，1991年。
〔註31〕 Nehru, V.、E. Swanson和A. Dubey，1995年。

預卜未來

過去2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並不一定意味著中國將來還會增長得這麼快。對於大多數國家來說，過去的增長畢竟不能說明未來的增長情況。〔註1〕即使是多年迅猛增長的亞洲「小龍」，隨著經濟的成熟，增長速度也顯示出開始減退的跡象。

然而，中國有一些特定的優勢，諸如，儲蓄率高、局勢較穩定、國內市場大，以及改革的成就，這些預示著未來增長會令人滿意。即使如此，未來充滿了挑戰，而且這樣的挑戰可能會日益增多。此外，經濟快速增長不是，也不應是政府唯一的經濟目標。增長必須是可持續的，其好處必須惠及窮人和易受傷害者，必須為後代保護環境，必須確保婦女在社會中享有平等地位。

對未來的這些關注均反映在中國第九個五年計畫和15年遠景規劃中。這兩項計畫不僅著重於未來的增長速度，而且還著重於整體發展方向。它們與以前的計畫不同，因為它們更著重戰略、政策和方案等方面，而不太著重物質數字指標。他們闡述了政府在21世紀相當長時間內實現快速持續增長的辦法。

增長的速度和可持續性是中國關注的兩個問題，也是本章強調的主題，實際上也是整個報告的主題。本章還用簡單的增長和結構變革模型研究中國長期的增長潛力。本章不想預測中國的未來。但闡明了如果中國能堅持這樣發展，它可以取得何種成就。

增長的挑戰

總結了影響中國增長速度的各種力量，前面已經分析了實力和優勢，但與此相對應還存在著一系列不易對付的風險和挑戰。

★基礎不完善。中國正處於指令性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半途之中，在為發展市場奠定體制的、社會的、物質的和法律的基礎過程中，政府所起的作用對完成這種轉變至關重要。為完成這項任務，中國需要一個高效率的政府，而不是龐大的政府。

高效率的政府將為市場經營提供更廣闊的空間，使市場作用與國家作用區分開來。事實上，第九個五年計畫中一再重複的一個主題就是堅決將市場的基本作用（分配資源）與國家的作用（按照中國的戰略需要和目標提供宏觀經濟控制和政策框架）區分開來。〔註2〕

繼續改革、完成向市場的轉變是中國當前的首要任務。因此，本報告首先討論了這個問題（第三章），闡述了構成建立強有力的財政、金融、企業和法律制度的問題和長期議程，它們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堅實基礎。

★日益惡化的環境。如果不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質環境，實現雄心勃勃的增長的目標只是一種空洞的勝利。在過去的20年裡，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空氣和水污染日益嚴重。將來，對水的渴求及對能源的需要均需用對環境的關注加以權衡。迅速城市化必須伴有確保所有城市居民有潔淨的空氣和更多的水的方案。實現這些目標需要一系列複雜的規章條例和以市場為基礎的鼓勵措施。

★收入無保障。中國在將市場力量引進經濟活動中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是，伴隨著競爭的種種好處而來的是日益增加的風險，尤其是就業和收入的風險。隨著中國變得更加富裕，它需要有相應的政策和體制，保證有一個關心人而又富於競爭性的制度，以幫助易受傷害的人對付這些風險，並從各方面發掘人的潛力。

這將需要為21世紀建立完全不同的社會結構。就業模式以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方面可預見的變化，要求對影響整個勞動力市場、影響窮人的福利、影響老年人的經濟保障以及影響人人（特別是女孩和婦女）平等享有就業機會和保健與教育服務機會的政策和制度加以重新審視。

★糧食供給情況。在中國，糧食保障是人們長期關注的問題。面對日益增長和日益富裕的人口及艱難的國際環境，決策者們特別注意這個問題。事實上，糧食保障在第九個五年計畫和十五年遠景規劃的「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和穩固發展」的五個優先項目表上高居首位。〔註3〕

中國對糧食保障的關注很自然地也是地理因素決定的。中國要在農業上實現自給自足，必須找到用只佔世界7%的可耕地養活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方法。〔註4〕政府正在探討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這些方法包括強化對農業生產與分配的鼓勵措施、與世界糧食市場更密切地融合、建設更多的農村基礎設施，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及加強水害控制。

★貿易摩擦。在20紀後50年，出口快速增長對許多國家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對21世紀的中國影響不一定會如此大。中國是個具有較大出口潛力的大國，這要求貿易競爭者和貿易夥伴對此作出一些調整。如今這些國家的政府對貿易問題比50年代更敏感。但中國的選擇仍然很明確。增強貿易制度的開放性和透明度，可以提高國內生產和資源配置，有利於獲得新技術，並增強製造和營銷信息的流動。中國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將為其東亞、歐洲和美洲的主要貿易夥伴帶來巨大好處。

增長的可能性

中國第九個五年計畫將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增長8%訂為1996到2000年的發展目標。1996年是該五年計畫的第一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達到9.5%。因此，要實現到2000年的計畫指標，中國在後四年中只需要以7.6%的年均速度增長。按照近年來的水平，這一速度似乎不算過高。

但從長遠來看又會出現什麼局面呢？中國不僅在今後四年，而且在今後24年裡能否保持如此快的增長勢頭呢？特別重要的是，高儲蓄、結構變革和政策改革能否像1978年以來那樣繼續結合得如此有力呢？

預測長期增長是需要勇氣的。必須承認，一旦關鍵變量開始發揮截然不同的作用，就有可能出現非線性變化。至於中國，增長的非線性化可能特別明顯，因為國家結構、經濟規模和增長動力內在的複雜性都在迅速變化。人們經常責備世界銀行過高估計它所投資國家經濟的增長潛力。但是世界銀行對於中國過去的增長的預測卻往往偏低，而且偏差相當大。事實上，199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幾乎是世界銀行1985年所預測的兩倍，1985年是世界銀行最近一次公佈有關中國經濟的長期研究結果。

儘管如此，如果預測能說明儲蓄和生產率的增長如何制約著長期經濟的發展，那麼，預測未來也就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實踐。中國政府完全知道這些制約因素。第九個五年計畫強調了內含式增長的重要性，認識到了為持續快速增長而提高生產率和效率收益的決定性。因此，本節使用了簡單的增長和結構變革的供給模型來考察今後25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註5〕

即使非常小的儲蓄和生產率增長的變化對預測的經濟增長率都會有很大的影響，這中間的差別能達到每年4-8%。累積起來，到2020年的人均收入就能差出兩倍多。

這些替代方案對於政策來說意味著什麼？增長的根本性決定因素與政府政策之間存在著許多複雜的聯繫。中國目前的高額儲蓄畢竟是居民和企業決定而不是政府決定的結果。與此相似，支持增長的效率的提高是由在市場競爭中追求自身利益的個人和企業產生的，而不是國家行為直接創造的。

即使如此，政府的行為對於長期增長並非無關緊要。政府方案中兩個密切相關的目標──深化改革和保持穩定──將深刻地決定著居民和企業賴以經營的環境。成功的改革為工作和革新創造了動力，為法治打下至關重要的基礎，從而帶來進一步的效率收益，並確保財產權。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金融體系保證使得儲蓄可以被用在效益最好的地方。最後，在增長的同時會出現進一步的劇烈變革，特別是在勞動力結構方面，對此，政府有責任進行有序管理。所有這一切指出了政府在快速變化的大型經濟體中繼續完成深化改革、維護穩定的重要性。

為更準確地分析增長前景，現在考察一下中國儲蓄率在10年裡從40%左右減少到仍然相當高的35%，同時生產率的增長略微下降到每年1.5%這種假設的情況。在這個假設下，1995至2000年間每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為8.4%（完全符合第九個五年計畫的指標），其後25年裡平均為6.6%。這意味著202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將接近葡萄牙現在的水平，但仍只是美國的一半。〔註6〕

正如數字表明的那樣，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減慢，從目前的9-10%的幅度減到2020年的5%。預計有三種力量會造成這種減慢現象。第一是人口。預測表明，由於人口總體增長減慢及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到2020年勞動力實際上將不再增長。第二，2020年中國資本存量中只有10%如今已配置就位。隨著資本累積，可預計每一個增加的資本存量單位對產出的作用都會減少：這是收益遞減經濟法則的作用。第三，隨著經濟的成熟，資源的配置會更有效，於是結構變革為增長所能提供的動力將日益減弱。特別是，中國從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和「一次性」效率提高中得到的收益越來越少。最後，隨著中國與其他國家縮小了技術差距，其技術進步的勢頭將趨於減慢。

從部門角度來看，預測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下降部分原因是工業增長率下降的結果。這主要取決於改革的速度。如果政府對有活力的非國有部門的承諾有所動搖（是這個部門的發展為近來的增長打下了基礎），而且減慢國有企業的改革速度、工業增長可能下降得甚至更急遽。即使如此，工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份額仍比低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的標準大得多──這是強調工業快速增長高於一切的計畫體制的一份遺產。

農業估計將以與過去相同的增長率增長。但即便維持在這個速度也是個嚴峻的挑戰。第九個五年計畫中對農業的重視能夠在短期內推動該部門的增長，但此後增長率有可能會有所減慢。

服務業將是經濟中最有活力的部門。儘管服務業在過去10年裡出現了強勁的增長，但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所佔份額仍大大低於典型的低收入（更不用說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隨著中國逐步具備中等收入市場經濟的特徵，在今後的25年裡，這將會發生顯著的變化。

上述假設的例子中的關鍵內容是勞動力構成的轉變。農業就業人數預計將從目前占總就業人數的一半以上降至2020年的四分之一，該份額使得中國與上中等收入國家相似。服務業將受到非農業勞動力相應增長的影響，它在就業總數中所佔的份額將上升18個百分點，工業領域也會出現這種情況、勞動力繼續從國有企業轉向非國有企業，將提高生產中的勞動力密集程度。〔註7〕

勞動力結構的這種轉變會對社會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僅在農業領域，兩億人的生活方式將發生根本性變化。管理這一轉變，以及轉變對城市基礎設施、勞動力市場體制和社會保障服務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壓力，是政府將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但是，這個轉變是機遇，而不是一種威脅。「剩餘」勞動力是中國最寶貴的資源之一。如果得到有效管理，將成為增長的巨大推動力。

本章所分析的不同假設的方案表明了中國未來複雜的局面。的確，今後的25年裡非常有可能出現快速增長。但要取得所需的儲蓄率和生產率增長，意味著要保持改革的勢頭和具有精明的宏觀管理和部門管理能力。如何完成輔助性改革和如何成功地接受變化是貫穿本報告的主題。

〔註1〕Easterly等，1993年。
〔註2〕1996年3月5日，李鵬在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講話（英文譯本第10頁）。
〔註3〕李鵬，同上，第10頁。其餘的優先項目是調整工業結構、發展區域經濟、穩定宏觀經濟，及提高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
〔註4〕《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可耕地數字指1995年的農田總數，中國約有9,500萬公頃，即占世界總數14.5億公頃的7%。
〔註5〕有關該模型的全面介紹，見附件二〔略〕。
〔註6〕這種比較基於將實際（預測）本國貨幣增長率應用於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世界銀行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現行估計數的標準做法。由於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用傳統方法計算有相當的差別，這種預測的結果也會有相當大的誤差。
〔註7〕Hu, A.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