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21世紀：中西文明交流的回顧與反思

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執行長張豫生，今年3月20日在美國芝加哥接受「第三世界基金會」（Third World Conference Foundation）頒贈1998年度最傑出公眾服務獎，並在會中發表演講，以下是演講全文。編者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20世紀即將結束，回顧一百年來的世界文化，充滿了喧囂熱鬧，輝煌燦爛，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富於創造力與破壞力的一百年。面向21世紀的人類前途，是福是禍，實有待於我們來深沉的探索和反思。

西方文明主導的四百年

20世紀是人類開發自然，科技突飛猛進的一百年，其成就超過了過去所有世紀的總和。人類探索奇妙的海洋世界，突破地球的限制，遨遊漫步太空，而整個地球因交通的方便，傳播科技的發達，國與國之間的界限愈來愈不明顯，世界金融體系牽一髮動全身，整個世界已變成一個地球村，而各大文明的包容謙讓與和平競爭，也就成為人類前途別無選擇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造成東西兩大陣營長達50年的對立。其實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種意識形態的對立或鬥爭，都是根源於一種思想的錯誤，即人類社會有最後真理或普遍性真理可追求，而這只是三百多年來牛頓物理學典範所流行的世界觀。

隨著蘇聯的解體，冷戰結束後，有的學者如日裔美籍福山，認為歷史已經終結，今後將是民主時代的來臨，社會學家Daniel Bell也認為社會條件的進步，使得意識形態已經終結了。其實這一看法，尚待時間加以檢驗，我們祇能就後冷戰時期，是人類在經過空前嚴重的戰爭殺傷力之後，痛定思痛，終於覺悟到無論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皆無客觀的終極實體（Reality）可以追求，也可以說這是一個新秩序重組而尚未成形的空檔時期。在這種情形下，各國間的交往，一方面基於地緣關係，文化異同，政經利益等利害關係的考慮，一方面基於歷史經驗的影響，國家民族的生存和發展，自然的成為首要之務，而中國在經歷了一百多年來飽受東西兩方帝國主義的侵凌壓迫下，對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慘痛記憶猶新，如今面對國土分裂，國家尚未統一的情境，民族主義的興起，便成為很自然的一件事，而這種民族求生存，國家求進步的人類天性，是一種沛然莫之能御的動力，絕不是任何武力所能長期壓抑的。

中國的不幸，從表面上看，是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不如人，深一層看則是文化問題。大致來說，西元1600年是中西文明盛衰起伏的轉捩點，在這之前，中華文明無論是科學技術、文官制度、經濟發展、生活水平均不輸給西方社會，甚至可以說有過之無不及。然而西元1600年之後，西方文明崛起，從歐洲基督教國家在8、9世紀之交開始發展出獨特的文明，直到西元1500年歐洲的文藝復興，社會開始多元化，貿易擴增及技術成就，都成為全球政治的新紀元之基礎，主導了此下約四百年的地球，成為一強勢文明。

西方這一強勢文明，在牛頓典範的指引下，以控御自然，尋找普遍性的規律，轉移到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亦企圖以行為的普遍規律來駕御人類社會，創造穩定和平的環境，其背後的知識旨趣乃「技術理性」所導衍出來的文明世界。

美國知名政治學者Samuel P. Huntington在新著《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版）一書中，對於西方四百年來的強勢文明背後所預設的世界觀，有異曲同工的觀察。他引用Geaffrey Parker的話說：「在很大的程度上，西方的興起全靠力量的運作，而歐洲和他們在海外的對手在軍事較量時，歐洲佔上風……西方於1500-1750年締造第一個真正的全球帝國，主要關鍵正是兵力的改善，當時稱為『軍事革命』。」Huntington結論指出：「西方贏得世界並非靠思想或價值或宗教勝人一籌，因之其他文明國家因而歸順者少之又少，而是靠其在運用組織暴力上的優勢。西方人常忘了這個事實，但非西方人無時或忘。」

西方操縱世界五百年歷史將畫上句點

由此可知，西方權力的崛起是依靠以力服人，其文化潛意識是一種自我中心幻覺所表現出來的褊狹傲慢，以為世界繞著它轉，並有一個「不變的東方」（湯恩比的批評），這種褊狹傲慢反應在學術界就形成了「西方史觀」，視亞非地區有色人種為「白種人的負擔」，忽略了「文明的多樣性」，並以為西方文明所創造的種種價值觀念具有普遍性，因此在文化交流上表現了好像傳教士在傳播福音似的，以為那樣可以拯救有色人種的境遇，結果適得其反，招惹亞非文明地區的反感。也因為這種文化上的偏見，使美國境內的黑白種族糾紛始終難以妥善的解決。

西方近代文明所創造的種種價值觀念，例如民主自由、政黨政治、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等等，其背後的最高共識乃是「牛頓典範」，是一種唯物論的世界觀，直線的因果關係，以及認識論上所預設「技術控制」的旨趣，這雖然與中國文明和印度文明大相逕庭，但卻為西方文明創造了近四百年的優勢文化，直到廿世紀才產生重大的變化或轉折。

這一重大轉折的關鍵，即愛因斯坦典範的崛起，以心物一元論、時空相對論，和非線性的因果關係，超越了牛頓典範，並與東方思想取得了交流互通的默契。21世紀的人類前途，也只有在中西印這三支人類文化的最高共識取得了這種默契，人類才會從近代西方文明中，剝削自然，控御社會的權力慾望中自拔出來，學習東方文明對大自然的美學態度，並將此美學的欣賞態度，移轉於人類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這才是21世紀人類自我贖罪的「認知轉換」，以重塑新人類的人格態度。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阿匹亞（Kwame Authory Appiah）、蓋茲（Henry Louis Gates）在合編《全球文化辭典》（The Dictionary of Global Cultural）（1993年）時也提出同樣的觀點：「下一世紀全球20大都市都不在歐美，基督教文明將不再主宰世界，而退居非主流地位的事實。西方操縱世界的五百年歷史就要畫上句點了，但西方人到底準備好了沒有？」

最近，澳洲學者Reginald和Warren在其合著《儒學的復興》一書中也提及：「西歐智慧所制定的標準已指導世界五百年，我們看不出有何理由可以阻止儒家所提出的標準，在行將來到的五百年不能引導環球村。」1988年1月，75位諾貝爾得獎人在巴黎開會結束時宣言：「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這些西方知名學者的觀點，與當代若干著名物理學家均一致強調，愈是最新的物理學世界觀或典範，愈與中國傳統儒釋道的思想相通，有異曲同工之效。

女士們！先生們！冷戰結束後，前瞻21世紀，我們將面臨世界各大文明區域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更為密切頻繁的交流互動。21世紀將是文化更加多元，宗教更加興盛的世紀。如果說20世紀的人類是「技術理性」當道的時代，那麼「物極必反」，21世紀的人類將更重視精神文明或精神價值。我們的地球資源有限，禁不起人類過度的開發，與無止盡的浪費。因此，此時此刻，吾人更應反思人類古老的傳統智慧，所留給後人的「精神價值」。

我們需要平等的精神，共享地球的資源，經濟的發展也應由人類均沾，避免一國所獨佔獨享。同時，各國的文化與宗教，具有深厚的民族傳統與感情，均應加以尊重與同情的理解，祇能順乎自然加以融合創造，不能以武力予以征服。

重新詮釋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哲學、新的世界觀，重新詮釋人與自然、人與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指引我們處理「有限資源」和「文化衝突」的問題。

作為一位長期從事文化交流工作者，我願就西方文明當前的成就與困境，參照中華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精華，提出淺見，以供下一世紀文化交流工作者的參考。

一、儒家重視內在價值或內在報酬（Intrinsic Rewards）的激勵。

儒家思想強調「過程」的本身即有實質價值，也是一種超越「技術理性」或「工具理性」的思維哲學，而有助於專業精神的培養。孔孟荀三家一再提醒我們，在學習中或工作中，必須體驗其內在價值，不要本末倒置，為了一個慾望目標的追求，把眼前的工作，化為手段方式，而失去其實質的意義或價值。

孔子認為「學習」是一種具有內在價值的意義，本身就有樂趣，不是為了得到文憑而學習，所以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交朋友亦應「友其德」，而非作為一種工具價值而交友，如此才會「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學習或工作在求知識的增長與自我的修養，不是為了欺世盜名而學習或工作，如此才會做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一個愈有成就的人，往往也愈為寂寞，但所謂有道的君子，他是耐得住寂寞的，不必挖空心思，去打知名度，其精神也因而飽滿充實。我覺得儒家這一觀點，對於廿世紀過度重視「工具理性」的人類，具有深刻的啟示價值。

二、儒家重視全人的倫理價值優先於角色關係的功能價值。

孔孟荀三家思想重視「全人」（The Whole Person）的觀念，其相對的概念，即莊子所謂的「一曲之士」（One-Dimensional Person）。廿世紀的人類，由於分工細密，人往往忘記了他原是一個完整的人，而非僅靠一技之長謀生而已。許多一曲之士的專技人員，也以其專業知識來詮釋複雜的世界與人生的意義，往往造成了偏見，並扭曲了真實的世界。儒家思想強調「君子不器」（《為政篇》），孔子也說：「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衛靈公篇》）儒家並不反對「專業知識」的學習，但認為先要體會人是一完完整整的全人，必須智仁勇三方面維持均衡。如果光是具有高深專業知識，而不能在仁心和勇氣上涵養均衡，則這種專家很可能會以其專業知識帶給人類社會許許多多的不幸，這在20世紀的人類，早已發生許多的流弊，可以進一步印證，儒家思想之哲學智慧，的確有助於當代人類的精神修養。

三、憂患意識的強調與修養。

儒家哲學對當代人類精神修養另一個貢獻即強調憂患意識。這與西方當代所流行的「危機管理」略有不同。憂患意識是「居安思危」，危機尚未來臨時必須努力道德功夫，以防範其來臨。有一則「煮蛙的故事」可以說明。青蛙放在熱水裡，它會立即跳出，因為它有危機意識，能因應「突變」事故。但你若把它放在涼水裡加溫，它會被煮死而無因應「漸變」的能力，換言之，青蛙毫無憂患意識可言。人之所以可貴即在於見因知果，防微杜漸的憂患意識，這就需要經常修身養性，以思患預防，這一文化精神或可解釋亞洲四小龍，勤勞刻苦上進的精神，終於促成了經濟繁榮進步，也可以解釋在美國的亞裔青年學業表現優異的根本原因。

儒家的憂患意識可以孔子的一段話來表達。他說：「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荀子》，《法則篇》）這種精神可以提醒當代的人類，對於地球資源的有限，生態環境的維護，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戰爭，都要預作防患反思，以免後患無窮。

道並行而不相悖

四、儒家思想是一種非線性（Non-linear）的因果關係思維模式。

所謂非線性的因果關係，即難以用直線的、理性的，或數量分析來釐清其關係脈絡。長期以來，西方人習慣於直線性的因果分析，以為做一好事，繼續做下去，必然也有好結果，例如經濟發展，改善物質生活，這是好事，但儒家思想則認為，即使是好事，做過了頭，也將變為壞事，經濟發展過度了，破壞生態環境，即成為壞事。所謂「否極泰來、剝極必復」都是代表儒家非線性或曲線思考的模式，這種不求過度發展，注意生態平衡的思想，都是儒家有名的中庸之道。

女士們！先生們！中國的儒家文明，其根本精神在於「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她具有宗教精神的作用，但又不是宗教，而是具有「廣大和諧」的精神價值。

儒家對大自然採取美感欣賞的態度，以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再將這種和諧精神轉移到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和諧均衡，此即中國文明的多元論，而有助於融合創造人類的新文明，對於西方文明中經常出現的衝突對立精神，或有另一番的啟發作用，值得從事中西文化交流工作者，互相借鑒，截長補短，以促進21世紀人類文明的和諧與繁榮。謝謝各位的聽講，並請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