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民不可剝奪的勝利

一九九五年，馬關割台百年，抗戰勝利及台灣光復五十年；時值李登輝任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任台北市市長。為馬關割台，獨派團體舉行了「告別中國大遊行」及由《自由時報》舉辦了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了日本殖民地時代「台灣關係者」的後人來台，包括當年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籐新平的後人，活動完畢由李登輝接見並肯定有加。

為紀念抗戰勝利和台灣光復的紀念碑在台北市中山堂前廣場落成，居然「有碑無文」，因為碑文會「有爭議」。抗戰勝利和台灣光復，居然在領導抗戰勝利和台灣光復的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的台灣「有爭議」！歷來的台灣光復紀念日，也變成了「終戰紀念日」。從此台灣人民慶祝抗戰勝利和台灣光復的權利就被剝奪了。

二千年總統大選，陳水扁民進黨政府上台後，更是變本加厲，「去中國化」愈甚，竄改歷史教科書愈甚，甚至連向來紀念台灣光復的假日也取消了。今年時值抗戰勝利和台灣光復六十週年，陳水扁發表「七七講話」，隻字不提中華民國政府領導抗戰的偉大勝利，而只煽動國軍去從事反中國的兩岸內戰。

「亡人之國，必亡其史」，因此，我們不能不回顧一下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的歷史了。

學界或不同立場對中日戰爭有不同的界定。站在東北人民的立場或人民戰爭的觀點，有「抗日十五年論」，即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始至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有「抗戰八年論」，自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至抗戰勝利；有「太平洋戰爭四年論」，自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至日本投降。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我們則願意主張「台胞抗日五十年論」，自一八九五年「乙未之役」至台灣光復。

「台胞抗日五十年」當可為三個時期和型態。從一八九五年「台灣民主國」至一九一五年「噍吧哖事件」當為武裝抗日時期，中間又以一九○二年「後壁林之役」林少貓被殲滅，分為前後期。

前期的武裝抗日運動包括台灣民主國和民主國覆滅後的各地義勇軍蜂起。台灣民主國有唐景崧、丘逢甲、林朝棟，及來援的黑旗軍劉永福，此外，還有留下與台灣共存亡的清軍，有徽軍系統的台東守備劉德杓，及湘軍系統重新編組的新楚軍楊載雲，另外有各地起義的徐驤、姜紹祖、吳湯興、莊家駒等人。

以當時台日雙方的兵力作比較，台方不過號稱陸軍百營，不足三萬五千人，以民兵為主，另外加上臨時招募的一些粵勇。日方除了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為征台軍統帥外，率領近衛軍征台，其動用陸軍七萬五千零四十九人，馬匹九千四百三十四匹，軍艦四十艘，汽艇百餘艘，海軍萬餘人，武裝警察七百人。武器方面，日方是近衛軍的精良裝備。台方多為烏合之眾，除了清軍留下的一部分火器外，多為民間的土銃和冷兵器，甚至民間傳說「竹篙兜菜刀」，日方戰報還載有削尖竹竿衝鋒陷陣者，日軍收拾戰場還發現有武裝婦女陣亡者。

台民「義不臣倭」雖訓練不足，裝備不良，然精忠貫日月，予來犯日軍重創。六月五日，上海《申報》刊出傳聞日軍已戰死四萬人，故李鶴田《哀台灣箋釋》有詩云：

義民感激投袂起，生番亦願雪國恥。
忠義猶推賢太守，聯絡兵民為角犄。
日人狃於遼東役，滿擬鞋尖踢倒耳。
豈知遍地皆勁敵，前後四萬人戰死。

此詩作者顯然不知唐景崧後已潛返大陸。「前後四萬人戰死」也只止於傳聞，但據日方數字，民主國之役，日軍死亡亦達四千六百四十二人，包括統帥能久親王及山根信成少將。當然，台軍方面亦付出慘重代價。

吳湯興、徐驤、姜紹祖力抗強敵，慷慨成仁，洪月樵（棄生）《哀苗山》志其事曰：

「昔年兵氣沖扶桑，為虺、為蛇海上狂。軍中惟有哥舒翰，城下竟無張睢陽！島夷猖獗不可制，一撮苗山能抵當。台灣破碎已三載，至今人說徐、吳、姜。徐君勇敢推善戰，儒巾結束變戎裝。腰下長攜三尺刃，手中能擎百子槍。衝鋒獨隊遏強敵。出沒山林成戰場，姜君勇悍亦異常，一時驅虜如驅羊。吳君統率同一氣，義旗一豎神揚揚。誠知大敵未易御，民眾驟合非久長。又況援師不足恃，豈能只手除欃槍！如火如荼敵軍至，六月七月人惶惶。苗栗山頭台安海，西有舟鮫東有狼。為猿、為鶴不可知，數君名在家已亡。存沒死生疑傳疑，生死於君兩不妨。生為國士死國殤，望風憑弔歌一章！」

新楚軍統領楊載雲為保衛台灣戰死頭份，吳德功《頭份弔古》詩云：

「頭份嶺下車紛紛，頭份嶺上日欲昏。荒塚纍纍蓬蒿滿，停輿憑弔新楚軍，回思乙未六月間，台島治兵如絲棼。伊時廉藺不交歡（自註：黎景嵩不服劉永福），南北將帥門戶分，公本血性奇男子，丹心捧日才不群。初寄專閫拜登壇，豈料金牌召孔殷。公憤奮臂衝前敵，身冒炮火甘自焚。嗚呼新楚軍！統將誰？藍翎游擊楊載雲。」

台灣民主國覆亡，又有義勇軍蜂起。北路簡大獅據鹿窟，中路柯鐵虎據鐵國山（今古坑），南路林少貓據後壁林，與日本當局長期抗戰。直至一九○二年，「後壁林之役」林少貓遭殲滅，和「歸順式慘案」柯鐵虎所部被騙殺；簡大獅則事敗後逃回福建漳州，但在日方的壓力下，簡大獅被捕，在廈門廳留下供詞曰：

「我簡大獅，系台灣清國之民。皇上不得已以台地割畀日人，日人無禮，屢次至某家尋釁，且被姦淫妻女；我妻死之、我妹死之、我嫂與母死之，一家十餘口僅存子侄數人，又被殺死。因念此仇不共戴天，曾聚眾萬餘以與日人為難。然仇者皆系日人，並未毒及清人；故日人雖目我為土匪，而清人則應目我為義民。況自台灣歸日，大小官員內渡一空，無人敢出首創義；惟我一介小民，猶能聚眾萬餘，血戰百次，自謂無負於清。去年大勢既敗，逃竄至漳，猶是歸化清朝，願為子民。漳州道、府既為清朝官員，理應保護清朝百姓。然今事已至此，空言無補！惟望開恩，將予杖斃，生為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猶感大德！千萬勿交日人，死亦不能瞑目。」

一九○二年後，大規模有組織的武裝抗日運動基本上被殘酷鎮壓殆盡。直至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台胞有了新的希望，又人心思動，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五年間，又有大大小小的武裝抗日事件出現，其中以一九一四年羅福星的「苗栗事件」和一九一五年的余清芳「噍吧哖事件」影響最為深遠，殺戮亦甚重。

羅福星，苗慄人，割台後隨家人回廣東，後又往南洋，參加同盟會，與役「三二九」，倖免於難，經香港到南洋。辛亥革命成功，返國參加中華民國開國大典，由戴季陶陪同晉見孫中山，言收復台灣之事，再潛返台灣秘密發展台灣同盟會革命黨組織，事敗被捕不屈，判處絞刑。

余清芳則利用民間信仰發展組織，並以「大明慈悲國」相號召推翻日本的殖民統治。事敗，日軍實行屠村，民間相傳達三萬人之眾，屍體以汽油焚燒，惡臭達數十方里。史稱「噍吧哖事件」。

「噍吧哖事件」後，漢人的武裝抗日運動才被鎮壓下去，唯一九三一年又爆發原住民武裝抗日的「霧社事件」。

武裝抗日運動被鎮壓後，時序進入二○年代，受到大戰期間美國威爾遜總統「民族自決」的號召，及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還有中國「五四運動」的鼓舞，台灣又出現了非武裝抗日的社會文化運動。從一九二一年的台灣文化協會成立至一九三五年林獻堂「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參與的「台灣地方自治改正大綱」的議員選舉，歷時十五年。其中或以一九三一年的「赤色大檢舉」可分前後期。後期「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或被譏為「統治者的花瓶」。

非武裝抗日的社會文化運動或可分為三個階級和路線，林獻堂代表的地主階級走的是梁啟超路線，蔣渭水代表的市民階級走的是孫中山路線，台灣共產黨代表的農民階級走的是中共路線。

不論階級和路線的意識型態不同，總督府《台灣警察沿革志》觀察到其反日運動的核心在於「民族意識問題」。《警察沿革志》說：「關於本島人的民族意識問題，關鍵在其屬於漢民族系統。漢民族向來以五千年的傳統民族文化為榮，民族意識牢不可拔。屬於此一漢民族系統的本島人，雖已改隸四十餘年，至今風俗、習慣、語言、信仰等各方面卻仍沿襲舊貌；由此可見，其不輕易拋除漢民族意識。且其故鄉福建、廣東二省又和本島只有一衣帶水之隔，雙方交通頻繁，且本島人又視之為父祖瑩墳所在，深具思念之情，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情感難於拂拭，乃是不爭之事實。自改隸後，我等遵奉聖意針對此一事實訂定統治方針，對這些新附民眾一視同仁平等對待，使其沐浴於浩大皇恩。歷代當局，皆依本旨，致力於化育。在我統治之下，本島人享有恩澤其實極大，然仍有一些本島人，蔑視曲解此一事實，頻頻發出不滿之聲，以至引起許多不祥事件。此實為本島社會運動勃興之原因。依此檢討，則除歸咎其固陋之民族意識外，別無原因；但這亦顯示在本島社會運動的考察上，民族意識問題格外重要。」

日本軍國主義日甚，至一九三六年，老成持重的林獻堂也發生「祖國事件」，遭受軍方收買的日本浪人賣間善兵衛在台中公園當眾毆辱。

二○年代的中國，革命尚未成功，內有軍閥割據，內戰不已；外有列強虎視眈眈，伺機瓜分。故當時就有台胞認識到「若要救台灣，非先救祖國著手不可」，當時台灣青年仲農就有文章說：

「若要救台灣，非先救祖國著手不可！欲致力於台灣革命運動，非先致力於中國革命成功。待中國強大時候，台灣才有回復之日，待中國有勢力時候，台灣人才能脫離日本強盜的束縛。」

其實早在仲農的文章之前，台胞早就秘密參與了「先救祖國」的中國革命運動。一八九七年，陳少白來台成立台灣興中會就有楊心如、吳文秀等人參加。一九一○年，廈門同盟會會員王兆培來台就讀台北醫事專門學校（台大醫學院前身）就吸收了翁俊明、杜聰明等人秘密成立台灣同盟會，蔣渭水亦於一九一二年入盟，後來共有七十六人。

一九○○年，惠州起義，孫中山在台指揮，就是依賴台灣興中會作為台港交通。一九一一年，「三二九之役」除了羅福星、許贊元與役外，並有板橋林家台商林薇閣（熊征）捐贈五千元作為志士們前往廣州起義的旅費。一九一五年，「噍吧哖事件」後，台灣武裝抗日已無可為，霧峰林家下厝的林季商（祖密）即潛返大陸捐助孫中山軍費，並受命為閩南軍司令，一九二五年遭反動軍閥殺害。

二○年代，台胞在祖國紛紛成立革命團體，有北京「台灣青年會」、上海「台灣青年會」、廈門「台灣尚志社」、上海「台灣自治協會」「台韓同志會」、南京「中台同志會」、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台灣革命青年團」「台灣獨立革命黨」「台灣民主黨」。

一九二八年，台灣苗栗後龍人蔡智堪在日本經商秘密參加張學良的諜報組織，潛入日本皇宮偷偷抄取《田中奏摺》，由張學良交北伐後的南京國民政府發佈，揭發日本侵華陰謀，震驚中外。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中國宣佈全面抗戰，台灣的抗日運動遂與祖國的抗日戰爭相結合，大陸台胞更有「民主總聯盟」、「台灣革命青年大同盟」、「復土血魂團」、「台灣革命同盟會」等抗日組織。尤其是李友邦領導的「台灣義勇隊」。丘念台領導的「東區服務隊」，還有李萬居擔任副主任的抗日諜報組織「國際問題研究所」。台胞們為救台灣先救祖國，在祖國大陸的戰場上前仆後繼。

「七七事變」後，台灣即進入「戰時體制」，不得有任何的反日活動，只能秘密活動，而有一九三七年的「中華會館案」、一九三八年的炸毀「久留米油庫案」、一九四○年的李欽名「朴子思想案」、一九四二年歐清石、吳海水、郭國基的「東港事件」、一九四三年的「李建興案」、一九四四年台大醫學部學生的「蔡忠恕案」和「蘇澳間諜案」。

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五十年的抗日鬥爭，台灣人民終於等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時，日本天皇在「玉音播送」中宣佈日本接受《菠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一時間，全島歡騰，到處張燈結綵。

這正是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林獻堂率「台灣光復致敬團」在南京所說的「應知台胞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

抗戰勝利和台灣光復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勝利，也是台灣人民五十年血淚鬥爭的勝利，這項勝利是任何人所不能剝奪的。剝奪台灣人民抗戰勝利和台灣光復的歷史，陳水扁台獨政府必然會受到覺醒的台灣人民的唾棄，也必然要受到未來歷史最嚴厲的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