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施效顰」的歷史教訓

值此抗戰勝利六十週年，想對現代國際局勢的發展略抒感想。美國歷史學家認為這八年抗戰幫助中共打出一個紅色中國來，中國不但從此告別內亂外患 (只有和平統一大業還沒功德圓滿)，又在振興中華的康莊大道上大踏步前進。日本也有因禍得福的一份。有人甚至認為日本是在戰敗以後才真正實現了百餘年來的「大東亞經濟共榮」理想。歷史喜歡捉弄人，日本近現代的發展是相當複雜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熟慮，如果弄清楚，就可保證今後不再被歷史捉弄。

一九七三年，我第一次訪問日本，當時人們樂道的現象之一就是：日本男人對公司服務專心致志，下班後陪老闆或顧客到燈紅酒綠中消遣作樂，深夜醺醺而歸，妻子不但毫無怨言，反而高興，因為這是丈夫事業得志的表現。如果哪一天丈夫按時下班回家，妻子反而不安，擔心丈夫被僱主冷落。我和日本教師共事過許多年，他們每個人都有一種對事業的高度責任感，從不苟且。如果全世界按照人均工作熱情、責任心、事業活力的指數排名，我想日本一定會奪冠。

我們用辯證的眼光，首先看到在世界文明中，日本相當突出，它智商高、素質好、功效強、活力大。退休哈佛大學東亞專家傅高義(Ezra F. Vogel)教授一九七九年所著《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簡直把日本戰後經濟發展說得天花亂墜。新加坡領袖李光耀還規定該書為所有公務員必讀。一九八○年代中國一心學習日本，甚至有人說：日本經濟快速循環，年初一塊錢到年終就變成四塊，簡直像魔術一般。後來傅教授又用同樣的手法吹捧廣東的發展經驗，接著日本經濟停滯不前，這才使「日本奇跡」的神話銷聲匿跡。但無論如何，日本人本領大，不能等閒視之，這是毫無疑問的。

在現代學術上，日本的成就也可觀。日本歷史著述（特別是中國文化史）被國際史學家引用率之高是除美國以外任何國家難以匹敵的。日本科技研究也具有世界最高水準。還有文學、電影之類，都在國際上享有盛譽。唯一暗點是哲學。古代沒聽說過甚麼日本聖哲，現代也沒有日本大思想家。我參觀過奈良唐招提寺，唐朝中國揚州的無名僧人鋻真的遺物被當作「國寶」供奉。鋻真是日本人經過千辛萬苦於七五二年把他「偷渡」過海的（參閱日本高僧元開的《唐大和尚東征傳》），他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地位不亞於孔夫子。日本人最懂得「他山攻錯」，模仿之強與傚法之慇是全球之魁。魯迅要是沒有留學日本，是絕對想不出「拿來主義」的。一九七三年，我到東京書店走走，書架上擺的新書，翻譯的比原著多得多。還聽到一個無法證實的資訊：凡是有閱讀價值的英文新書，出版不到一年，其日文譯本就問世，真是這樣的話，效率不可謂不高呀！

過去上海人自吹，說他們可以模仿任何舶來品，以假亂真。可是在現代工業發展史上，日本人在汽車、電子等工業那種「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卻使上海人望塵莫及。當今美國「新潮」──節能油電並用汽車──只有日本公司生產。三十年來，日本汽車質量、價格、銷路超過美國名牌已成自然規律。如今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等都面臨銷路不佳、難以維持的局面，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被日本公司吞併。日本人這種肆意作弄、擺佈發明汽車的「汽車王國」行徑真是有了齊天大聖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本領。

辯證法也要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問題，特別是日本人「東施效顰」的毛病，為世界、尤其是亞洲、釀成大禍，害人終害己。抗戰的結果已經是一大教訓，戰後日本對這一教訓仍然認識不足，可能對亞洲以及全世界發生負面影響，值得人們警惕。近幾百年來西方比東方進步得快而值得東方學習，那是天經地義。學習如果是取長補短就會得益，如果是捨本逐末就會倒運，日本兩者兼顧，禍福同降。說日本是「東施效顰」主要形容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拋棄了文明的「東方性」而讓文明的「西方性」支配其國際行為。所謂文明的「東方性」可以用「和」與「仁」二字概括，而文明的「西方性」卻是「強」與「鬥」的精神實質。東方文明以「和為貴」，重妥協，不像西方文明那樣一味逞強，而這強又是要強得「peerless」（無人能夠匹敵）──美國戰略的指導思想就是這個字，正是因為美國把中國當作在亞洲的潛在「peer／匹敵」才使它對中國的崛起百般放心不下。

再有，東方文明的最大優點是「忍」，不但佛家提倡，中國傳統也如此。《老子》的「三寶」是：「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日本在過去是遵守這三點的，現在日本人在「儉」這點上仍然比中國強，但是把老子第三點丟掉了（中國人也同樣在丟），這是模仿西方文明的惡果。據心理學家分析，所謂「優越感」（superiority complex）實際上產生於「自卑感」（inferiority complex）。這是生存環境給予日本人的一把雙刃劍，可以用來殺人或自殺。剖腹自殺這種殘忍現象只是日本「武士道」的專利品，日本今天又是世界唯一的自殺死亡率超過車禍的國家。這也可以算是日本「東施效顰」的惡果。日本的「武士道」傳統，如果是受到文明的「東方性」陶冶，不會是太可怕的；如果與文明的「西方性」結合就使日本變成「以齒焚身」的大象了。

日本一向只是東亞文明的一個註腳，處處模仿中國，所有正式文獻、經典古籍都是用漢字寫成。十九世紀末年，亞洲絕大多數國家都變成西方殖民地，中國比殖民地更慘，孫中山稱之為「次殖民地」，獨有日本「明治維新」，變成強國。我過去在印度教近代史，學術討論會中，印度朋友們每每把十九世紀的中國說得一團糟，把日本捧得厲害。這也是事出有因，和印度本身的歷史發展有關。

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在《印度的發現》中就指出，一九○五年日本戰勝俄國，被看成黃種人打敗白種人的轟動事件，使得被歐洲白種人壓迫得喪失了種族自信心的印度人民大大興奮，推動了印度獨立運動。近代印度大文豪泰戈爾（非白人中最早於一九一三年獲得諾貝爾獎金）原來對英國文明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日本的崛起使他轉而對東方文明充滿信心。一九二四年他在大阪婦女歡迎會上講演，把自己看到的日本女孩，比作神話中的「天女散花」，他說：「我浸潤在她們供給我的美感的中心彷彿是異香的天花繽紛的撩拂著我的靈魂與肢體。」（徐志摩的翻譯，原載《晨報》民國十四年三月五日副刊）泰戈爾的描寫流露出他對日本文化的深厚感情與高度敬仰，這是他在平生著作中流露無遺的。

一九○○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城。七個西方國家軍隊（包括英國軍隊的印度士兵）大肆燒殺搶劫，有世界最豪華宮殿之稱的圓明園所有的珍寶古玩都被洗劫一空，房屋燒成一片廢墟。作「聯軍」中唯一的亞洲成員的日本侵略軍卻完全沒有參加這一暴行，頓時受到國際稱道。日本人當時的行為消極地襯托出東西文明的巨大差異：東方講究仁愛，西方講究殘殺。不幸的是，抗戰時期日本佔領軍在中國的表現，那「南京大屠殺」等的獸行，令人髮指，是現代文明墮落到極點的表現。從這一事例來看，日本的「東施效顰」簡直是世界文明發展的悲劇。

日本開始侵華，對泰戈爾的精神打擊無以復加。一九三八年，泰戈爾的日本老友、詩人野口米次郎寫信給泰戈爾，引起了著名的「詩人對話」。起初是七月二十三日野口從東京寫信給泰戈爾爭取他改變支援中國抗日的態度，泰戈爾於九月一日回信嚴詞駁斥。繼而野口又於十月二日寫信反駁泰戈爾，泰戈爾又於同月回信反駁。這四封信成為徹底揭露日本「東施效顰」害人害己的書面鐵證。

野口在兩封信中，企圖為日本侵華辯護，他知道泰戈爾對「亞洲」重情感，想投其所好，說甚麼日本侵華戰爭是「『為了亞洲的亞洲』戰爭」（war of 「Asia for Asia」）。野口否認日本企圖「征服」中國，說日本軍隊去中國是「糾正中國的錯誤思想」，是要「把她的單純而無知的群眾提高到較好的生活與智慧」。泰戈爾在覆信中開宗明義地說：「你寫給我的信使我深深驚訝。信中的語氣與內容和我（一向以來）從你的作品中學會敬仰的、以及與你交往後發生好感的日本精神大相逕庭。」他說，野口信中談到的為了「在亞洲建立起新的偉大世界」而不可避免使用可怕手段，實際上是「轟炸中國婦女兒童，褻瀆古廟和大學」，是在宣揚「一種連禽獸也不如的生活方式」。泰戈爾接著寫道：

「當我在日本講演抗議『西方化』時，我把歐洲某些國家推行的貪婪掠奪的帝國主義和佛陀、耶穌傳播的完善理想作了鮮明對比。正是這種偉大文化傳統與睦鄰關係創造了亞洲以及其他文明。……你在信中宣揚的『為了亞洲的亞洲』主張是一種政治訛詐，它只具有我所斥責過的所有的劣等歐洲的德性，它與使得我們能夠超越政治標籤障礙與隔閡的廣大人類風馬牛不相及。」

在泰戈爾的第二封信中，他說：「我感到劇烈的痛苦，不僅由於中國人民受苦的報導使我心靈重傷，而且因為我再也沒法懷著豪情指出偉大日本的例子了。」 從這些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一方面是日本知識精英那種沉醉於西方式的逞強與執迷不悟，另一方面是日本的形像在亞洲其他國家人民心目中由英雄變成流氓。今天日本精英不承認抗戰時期對中國、對其他亞洲人民犯下滔天大罪，在教科書上顛倒黑白，這和當時野口寫給泰戈爾的信中那種強詞奪理如出一轍。

最近美國公眾（主要是華裔）發起百萬人簽名運動（聽說響應者已逾兩百萬）致信聯合國，反對不承認歷史錯誤的日本變成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馬來西亞全國一千七百十八個華人社團聯合簽署一份備忘錄，為了同樣的目的。這些都是泰戈爾抗議聲音七十年來的迴響，日本無法再繼續裝聾作啞，冒天下之大不韙。

像日本這種島國（台灣亦如此），少不了四種心態：（一）發奮圖強，（二）對外開放，（三）民性強悍，（四）胸襟狹隘。二戰時期，德國與日本是法西斯同盟，但兩國也展現出大陸性格與島國性格的巨大區別。希特勒雖然瘋狂，還沒有狂到日本一九四一年偷襲珍珠港那種地步。美國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日本人在廣島、長崎吃了兩顆原子彈──使日本成為原子能時代最最不幸的民族。今天的德國已經和俾斯麥的「鐵血主義」與希特勒的「法西斯」分道揚鑣了，日本卻好像眷戀那「雕欄玉砌」似的「故國不堪回首」，捨不得割掉它那使自己遭受無窮苦難的「武士道」尾巴。

戰後日本經濟崛起之所以不是了不起的奇跡，是因為除了日本人的主觀努力以外，還得歸功於各種千載難逢的客觀環境，特別是美國在四方面為它做出的貢獻。第一，冷戰期間，美國要箝制蘇聯和共產主義集團，西方以歐洲、東方以日本為基地，日本一方面有美國安全保護傘而省了大量軍費，另一方面又收經濟發展之益。第二，韓戰與越戰期間，日本成為美國在東半球調兵遣將的大本營，又是美軍「休息與娛樂」（Rest & Recreation）的港口，日本商業與服務業賺錢不少。第三，美國大搞經濟全球化，產業轉移、更新，日本又是「近水樓台先得月」。第四，美國的東亞戰略被形容為「中心輻射」（hub-and-spoke），即抓住日本為中心，再發出輻射作用，促成日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補關係。行家指出，當今美國輿論大聲疾呼譴責中國經濟發展侵犯美國利益，實際上日本早就這樣做了而美國幾乎從來沒有怨言。美國統治精英偏袒日本也是使得日本不能正視自己缺點的主要原因。美國是被中國崛起的「狼來了」聲音嚇怕了而養了日本這頭老虎的。

一九七九年，在日本國際問題專家小島清的倡議下，日本政府的大平首相和大來外相提出「太平洋共同體」或「太平洋經濟圈」的倡議，起初只限於日本、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泰國、韓國、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十二國及香港與台灣。小島清還設想出一個以日本為中心，四小龍為「第二日本」，東盟國家為「第三日本」的同心地帶。所謂日本是東亞雁陣的帶頭鳥也是這時講出來的。日本快速崛起而使日本統治精英得意忘形，又把老子「不敢為天下先」的教導忘掉。它在經濟發展上處處逞強，甚至威脅起美國來。一九八○與九○年代美國急起直追，日本擋架不住，泡沫經濟破產。就在這時候，中國走上經濟發展高速道，日本的囂張氣焰也就被壓下去了。

看清了日本不斷「東施效顰」的嚴重缺點可以把它當作中國的負面教師，免蹈覆轍。同時，中國也能有的放矢地掌握中日關係，有三點可供參考：（一）中國強大日本就會乖乖的；（二）要文明掛帥，幫助日本完全回到東方文明大框架中來；（三）要有泱泱大國風度，「大人不記小人過」。曾經留學日本的國民政府考試院長戴季陶說：「中國強，日本就是妾；中國弱，日本就是賊。」 這可是深刻總結了歷史的金玉良言，只要中國強盛繁榮、文明昌盛，日本就會變成很好的鄰國。

前面所說日本「東施效顰」並不能抹煞日本作為東方文明的基本實質。當前日本國內政治鬥爭激烈，反對小泉首相霸道的政客提出要成立「王道派」，簡直是比中國更中國傳統（在中國政界，「王道」這個名詞被認為是發了霉的古董）。日本人保留中國古文明，在許多方面超過中國。許多明智的美國未來學者都認為東亞中、日、韓是個天然的「儒家文明共同體」。我個人也認為：日本人對中國這個「文化母國」的感情根深柢固，兩國應該而且可以並肩聯手，振興東方文明，使它照耀當今被「文明衝突」恐怖爆炸所威懾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