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胞在閩浙的反日鬥爭(下)

6月9日，擴大了的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在廈門中學禮堂秘密舉行成立大會，大會通過了聯合會章程，章程中就聯合會內部組織機構、各校學生會及會員的工作任務等作了規定，具體任務要求如：「學生休假回台時，要與台灣革命團體連絡，參加其組織的運動，同時多聯繫來閩台籍學生，向其介紹聯合會情形，邀請他們回校後參加其中活動；瞭解台灣近況，撰寫文章在國內報刊發表，讓國內民眾瞭解台灣；與國內各地台灣學生加強聯繫，互相提攜，與各地的青年團、學生會密切連絡，支援和參加國內革命運動。等等。」〔註11〕

雖然該會公開宣佈的宗旨是「連絡感情、增進團結」，實際上從其通過的章程和成立大會的宣言看來，其真正目的是「團結被壓迫的台灣民眾與革命的國內民眾，共同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由於上海翁澤生的指導，該會實際上完全依照上海台灣青年團的模式組織起來的，它成立後的活動也一直以社會科學學習與研究和反帝運動為主，因此，這次大會還佈置了開展反對「6．17」台灣始政紀念日活動。〔註12〕

在6月17日，聯合會組織學生上街散發、張貼反日傳單，開展「飛行集會」，對民眾進行演講。

「6．17」鬥爭過後，聯合會組織會員骨幹成立讀書小組，積極開展革命理論學習，當時主要有兩個讀書小組，一是集美學寮班，成員有：王燈財（即王碧光，是翁澤生在廈門培養的台灣共產黨駐廈聯絡站負責人）、邱克修、王光天、高水生、廖某等。

另一小組是：詹以昌、王溪森、黃天鑒、董文霖、曹鴻跳等。〔註13〕學習小組每個月舉行一次秘密學習會，或請有關老師講課，或自行講述學習體會。當年9月，聯合會利用每週六下午，在會員董文霖住處開辦有關「進化論」、「新興經濟學」學習會，請蔡孝乾和台灣農民組合幹部侯朝宗擔任主講。〔註14〕

這一年10月27日，台灣高山族同胞不滿日寇的殘暴統治，在泰雅領袖莫那魯道的領導下，揭起起義大旗，這次起義遭到日本當局的血腥鎮壓，戰鬥中死亡者達900人，被俘後殺害的有561人。消息傳到祖國大陸，上海的台灣青年團迅速作出了聲援霧社起義的反應，廈門的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也聞風而動，11月8日，潘欽信等人召集聯合會骨幹成員和活動分子30多人在集美郵電局附近召開緊急會議，大家一致認為：「霧社起義的原因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他們慘殺番民（指高山族同胞），實在是不人道的作為，我等同胞應更加團結援助起義的番民，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會議決定回應上海台灣青年團聲援番民的行動，以聯合會的名義發行《台灣革命特刊》和《援助台灣番族革命宣言》，秘密送回島內各地散發。

這次擁護霧社起義的鬥爭活動歷經數天，之後在廈門天馬山召開一次總結會，宣告這一鬥爭告一段落。而學生聯合會的許多骨幹成員如蔣文來、侯朝宗、董文霖、高水生、王溪森等人先後赴滬，成為翁澤生領導下的上海台灣青年團的骨幹。

五、由學生聯合會到反帝同盟

1931年4月下旬，根據反帝運動形勢發展的需要，翁澤生、林木順領導的上海台灣青年團改名為「上海台灣反帝同盟」，成為黨領導下的「上海反帝大同盟」的一個團體盟員。

此時的台灣島內，由中共中央和第三國際雙重指導的台灣共產黨遭受日本殖民當局的嚴重破壞，第三國際和中共中央指示翁澤生盡快培養台灣革命人才，派回台灣重建共產黨。於是翁澤生寄希望於活躍在閩南廈漳一帶的這群台灣革命青年，認為他們是台灣革命的希望，這年6月中旬之初，翁與候朝宗（此時在翁培養下已是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的骨幹）一起來到漳州，在向蔡孝乾瞭解到這裡台灣學生聯合會的情況後，決定以該組織為基礎，組建廈門反帝同盟台灣分盟，以便更進一步溶入廈漳地區蓬勃發展的反帝運動洪流之中，並在鬥爭中培養台灣革命青年，在條件成熟時把他們派遣回台灣，重建黨組織。

於是，翁澤生派出了侯朝宗具體指導組建廈門反帝同盟台灣分盟的工作。六月中，在侯朝宗主持下，廈門反帝同盟台灣分盟在廈門市白鹿洞正式成立，參加人員有原聯合會的積極分子王燈財、康續、陳耀林、陳啟仁、戴遙慶、陳興宇等人，並推選在廈門團市委宣傳部工作的王燈財為分盟負責人，侯朝宗負責與上海台灣反帝同盟聯絡。〔註15〕

分盟成立之後，馬上投入到反對「6．17」始政紀念日的鬥爭活動。這年九月，「9．18」事變爆發，王燈財、陳耀林等十多名台籍青年印製《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三省》宣言書，寄發給廈、漳等地的台灣學生，在隨後掀起的全國反日抗戰怒潮中，台灣分盟回應廈門團市委的號召，積極貫徹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國」新方針，併入了「廈門青年救國會」，更積極地投入到了祖國人民抗日救亡的偉大鬥爭中去。

1931年7月23日，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的成員董文霖、陳炳譽在中共江蘇省委領導下的反帝示威遊行中分發傳單而被共同租界工部局巡捕逮捕，在審判中瞭解了他們是台灣人，因此被「引渡」到日本駐滬領事館警務署。日本領事館警務署因而掌握了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組織及其翁澤生、林木順等領導成員，並順籐摸瓜瞭解到了廈門閩南學生聯合會及廈門反帝同盟台灣分盟的活動概況，於是開始了一場對上海和廈門台籍革命者的大搜捕，在廈門的王燈財、施懷清、陳啟德、陳耀林等先後被捕，潛入台灣指導台灣共產黨的潘欽信等人也在島內被捕，堅持在上海肩負中共中央交給的培養台灣革命青年以重建台共艱巨任務的翁澤生在上海於1933年3月4日因叛徒出賣而被捕，隨即被押回台北監獄羈押，受盡日本人的酷刑，堅貞不屈，在獄中堅持鬥爭六年，受盡了非人的折磨，於1939年3月19日病逝。在這次大搜捕中，蔡孝乾等20多名台灣青年則隱蔽漳州，在1932年4月中央紅軍攻克漳州時參加了紅軍，到了中央蘇區，在七．七事變後隨中央紅軍北上抗日。

六、組建台灣義勇隊，活躍在抗日最前線

從1939年開始，在閩浙兩地，活躍著一支由台北人李友邦創建的、深受抗日將士和人民群眾讚譽的台灣義勇隊。

1924年底，愛國青年李友邦因在台北師範組織學生衝擊日警派出所而被通緝，逃到祖國大陸，考入黃埔軍校，接受革命理論教育，並深受祖國反帝反封建革命運動的影響。畢業後他輾轉台灣、日本、上海、廣州等地，廣泛聯繫台籍愛國青年，開展反日活動，曾先後被上海的日本偵探和國民黨員警逮捕，兩次投入獄中。在「七七」事變、國共第二次合作之後,才得以從國民黨監獄中釋放出來。多年的牢獄生活並沒有磨滅李友邦的反日愛國思想，1938年下半年，面對著祖國遍地抗日烽火的鬥爭形勢，他開始萌發把在閩浙兩地的台籍青年組織起來、創建抗日隊伍的想法，這一想法得到中共浙江省委統戰委員會的大力支援。經過一番籌備，1939年2月22日，台灣義勇隊在浙江金華宣告成立，先後有二百多名台灣青年入隊，其中大部分是來自福建「崇安墾殖區」（抗戰初期被國民黨福建省政府從福建各地強制遣送集中到崇安墾殖生活）。李友邦為義勇隊制定了工作宗旨：「對敵政治，醫務診療，生產報國，宣慰軍民」。這些台胞身邊有不少兒女，為培養下一代的愛國思想，促使他們健康成長，李友邦把他們組織起來，成立了「台灣少年團」。

台灣義勇隊在全國抗戰的硝煙中誕生之後，一項重要的工作是開展抗戰醫療服務。義勇隊成員中有不少人原來是醫生，李友邦根據這一情況，在金華城內開設醫務所，不久改為台灣醫院，隨後又在衢州、蘭溪創設兩所台灣醫院，還在一些抗日前線設立臨時醫療點，用精湛的醫術義務醫治傷病軍民，還為部隊訓練醫務人員，派出隊員赴浙東前線開展對敵政治宣傳工作。隊員們不辭辛苦，經常是幾十里路長途跋涉到達工作地點，他們的卓越工作和抗日救國的政治熱情，受到了社會各界的交口讚譽。

台灣少年團也不甘落後，他們年小志高，用稚嫩的肩膀抗起了宣傳抗日的重任。從1940年上半年起，這群小戰士的足跡遍及閩浙大地，在抗戰前線，他們用稚氣未脫的童聲高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劇碼，慰問抗日將士。1942年2、3月間，少年團來到福建崇安、南平、永安、連城、龍巖、漳州、晉江、莆田、閩侯等地，開展抗日宣傳活動，把全福建轉了一圈。1942年4月4日，《福建新聞》報導了少年團在漳州的宣傳活動情況：「……台灣少年團的小朋友走了好幾千里的路，來到漳州，這樣小的年紀，能夠走那麼遠的路，做那麼多的事，實在是令人感動……」〔註16〕

1942年5月，日軍佔領了金華，台灣義勇隊和少年團撤往福建浦城，之後轉龍巖。這段時間裡，義憤填膺的義勇隊先後於6月17日、6月30日、7月1日對日本佔領的廈門市成功地組織了三次武裝襲擊，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震動了八閩大地，鼓舞了人民群眾的抗日士氣。

七、台灣同胞在閩南開展反日鬥爭的意義與特點

上述20年代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台灣同胞在閩南活躍地組織各種反日團體，開展反日宣傳，進行反日鬥爭，這是台灣同胞從1895年開始的反對日本侵佔台灣不屈不撓、英勇鬥爭的重要組成部份，是台灣同胞愛國主義革命傳統的充分體現，這一鬥爭與島內此起彼伏、連綿不斷的反日革命運動遙相呼應、相互配合，融入了中華民族反抗外來侵略、爭取解放的革命洪流之中，給祖國大陸正在開展的反帝革命運動增添了豐富的內容，並得到大陸同胞的傾力支援。從上述情況看，在閩南的台胞反日鬥爭具有如下特點：

（一）充滿濃烈的赤子之心、民族之情，反映出對爭取祖國解放與統一的堅定信念。

在閩南積極從事反日鬥爭的台灣愛國青年與在全國各地的台灣愛國青年一樣，都有一顆熾熱的熱愛祖國的赤子之心和濃厚的對中華民族的認同與歸屬之情，這種心情充分體現在他們的每一鬥爭活動之中。他們每次活動必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同胞的野蠻殺戮和對反抗殖民統治的血腥鎮壓，如1924年1月3日，由「台灣尚志社」在廈門發起的聲援島內因開展「議會請願」而被捕的人士的鬥爭活動，在這次活動中廣為散發的傳單這樣寫著：「台灣總督逕行獨裁統治，束縛公眾言論自由，不但視台灣島民如奴隸，而且大加殺伐，根本無視於人道……」〔註17〕又如同年4月底，由翁澤生等人在廈門創立「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在成立大會時舉辦了戲劇演出和演講會，劇碼和演講的內容都緊密圍繞著揭露日本對台灣同胞的奴役和壓迫這一台灣社會現實，以激起祖國大陸同胞和台灣同胞對日本統治者的憎恨和反抗。

又如1924年底，台灣學生聯合會召開秋季大會，廈門市的許多群眾團體也應邀參加。會員郭丙章在會上的發言中指出：

「台灣原是中國的土地，我們也是大漢民族。台灣被日本人統治以來，一切民權悉數被奪，他們（指日本統治者）厲行一種可致台灣人於死地的政策，那就是為使我們三百萬同胞完全日本化，竟執意喪斷我漢民族固有的民族性，令我中國的風俗習慣都要向他們看齊，努力把他們的祖宗代替我們的祖宗，如此手段，不是最險惡的手段是什麼？」〔註18〕

日本人在台灣的慘無人道的殖民統治，千方百計妄圖隔斷台灣同胞與祖國大陸血肉關係的倒行逆施，通過台灣愛國青年在大陸的演講清楚地得以反映，這無疑進一步增進大陸同胞對日本侵略者的統治台灣險惡手段的瞭解，也淋漓盡致地揭示出了台灣同胞對祖國的拳拳赤子之心和濃厚的民族情結。

另一篇於1925年「5．9國恥日」前夕以「中國台灣同志會」的名義，在廈門廣為散發的《第一次宣言》，則清楚表達了台灣同胞盼望收回領土台灣，實現祖國統一的強烈願望，這篇《宣言》寫道：「我們（台灣人）的祖先來自福建、漳州、泉州、廣東、潮州等地，為了脫離滿清的虐政，另圖漢民族的發展而移往台灣，不忘光緒21年（1895年）的日清之役，清朝竟把它割給日本，由是，東洋第一寶庫的台灣便淪入野蠻的倭人手中了。中國同胞們，切勿忘記國恥的日子，且應更進一步策劃收回舊有領土，撤廢不平等條約，脫離外國的羈絆，以期成為獨立自主的民治國吧。」〔註19〕

在聲援上海「五卅」反帝愛國運動中，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的另一篇檄文則進一步道出了兩岸同胞遭受帝國主義欺凌的共同命運，因而必須攜手同心共同抗擊外來侵略的堅定信念：

「我們是漢民族，是中華民族，我們繼承了移居台灣的祖先遺訓，一向思想堅定，重視正義。這次上海的慘殺事件表示帝國主義的橫暴已達極點，（大陸）同胞所受的痛苦和我們現在所承受的並無兩樣，因此，以合作的精神對付共同的壓迫者是理所當然的。」〔註20〕

該檄文還呼籲兩岸同胞加強合作，開展抵制日貨和罷工鬥爭，以期取得共同的鬥爭目標的實現。

（二）鬥爭環境的險惡性。

台灣青年在閩南的反帝愛國運動儘管遠離本島，但他們面對的是世界上最為凶狠殘暴的日本法西斯帝國主義，日本殖民當局憑藉其在華享有的特權，把其員警特務網路延伸到海峽西岸的中國大陸，在許多台灣青年聚居之處的城市如上海、廣州、廈門等地，都設有其領事館，並在領事機構之中設置警務署，配置有相當數量的警務人員，負責監視當地台灣青年的動向。他們與當地的其他帝國主義使領館互相串通，沆瀣一氣，共同鎮壓中國人民反帝運動。比如，在上海，由台籍共產黨員翁澤生1927年底組織成立於法租界的「台灣青年讀書會」就曾三次遭到日本駐滬使領館員警的搜捕，而這些搜捕活動都得到法國使領館的大力支援。在4．12反革命政變之後，台灣愛國青年在大陸的反日鬥爭又多了一層危險與艱難，那就是，他們面對的不僅是日本駐當地領事館的監視與鎮壓，而且還要防備國民黨反動派的突然襲擊，因為，依靠帝國主義的支援起家的國民黨反動當局，當然容不得所有的反帝運動，更何況他們認為，這些台灣愛國青年的反日活動與中國共產黨的反帝愛國鬥爭緊密連在一起。因此，許多躲過了日本員警追捕的台灣愛國青年，最後罹難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槍口之下，或是被「引渡」給日本人殺害。像台灣青年在閩南、上海的領袖人物翁澤生等革命志士就是國民黨員警捕獲後轉給日本駐滬領事館，而後被日本人押解回台灣，關在監獄中嚴刑拷打致死的。

台灣同胞的抗日活動，即使在全國進入抗戰的國共合作時期，仍然面臨著許多惡劣環境考驗。比如，台灣義勇隊進駐龍巖之際，正是皖南事變發生之時，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了新一輪反共高潮，龍巖又與中央蘇區緊緊相連，李友邦又和許多中共黨員關係密切，這些都遭來了國民黨頑固勢力的猜忌，於是，他們對義勇隊的態度明顯冷淡了下來，並開始從經費上限制其活動，企圖迫其自行解散。這一做法使義勇隊員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在這樣艱難的局勢下，李友邦和義勇隊員們的愛國熱情並沒有被澆滅，他們同心協力，依靠自己雙手，開展生產自救運動，動手墾荒，種植糧食和蔬菜，還養豬、雞鴨，生產自救取得了顯著成效，不僅解決了義勇隊的生存生活問題，還使頑固派欲使其自行消亡的陰險圖謀落了空。

（三）受祖國大陸反帝愛國運動的影響又溶入了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洪流之中。

由於愛國僑領陳嘉庚在集美的免費學宿助學措施愛國思想的灌輸，許多台灣愛國青年投奔集美、廈門求學，在這所學校進一步受到愛國思想的薰陶，又受到當時祖國大陸反帝愛國運動蓬勃興起的影響，這群台灣愛國青年由此走上了組織發動、積極開展反日鬥爭的革命里程，並溶入了祖國大陸蓬勃開展的反帝愛國運動洪流之中。

在這段時間裡，閩南的台灣學生反日鬥爭與祖國大陸一樣經歷了一個馬鞍形的發展過程。1923年6月、1924年4月先後成立了「台灣尚志社」、「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這一時期，在李思禎、翁澤生等人的領導下，這群台灣愛國青年在廈門漳州一帶演出反日劇碼，散發反日傳單，舉辦反日演講，與閩南人民一起走上街頭進行反對日本拒絕我國政府取消「二十一條」和「收回旅大」照會的示威遊行。而隨著「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的席捲全國，則使這一時期的閩南台灣青年反日鬥爭達到了高潮。

「4．12」反革命政變之後由於白色恐怖嚴重，加上許多學生活動骨幹相繼赴滬，閩南台灣青年反日鬥爭進入了低潮。

20年代末，在日本帝國主義製造的「濟南慘案」〔註21〕之後，隨著大陸的反帝革命運動的復興，閩南台灣學生反日鬥爭也開始恢復。首先打開沉寂局面是前已述及的在漳州召開的「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大會」，演出了反日劇碼，開展了上街反日遊藝。接著是1930年6月「台灣學生聯合會」的恢復與發展，最後是1931年4月「廈門反帝同盟台灣分盟」的成立。從1928年台灣共產黨組織〔註22〕成立之後至1931年6月，這是閩南台灣愛國青年反日鬥爭的恢復和發展時期。在這一時期，閩南台灣愛國青年的反日鬥爭主要有開展反對日本「6．17始政紀念日」，聲援台灣高山族同胞「霧社起義」等與台灣島內反日鬥爭遙相呼應的活動，並積極參與大陸人民由於「9．18事變所掀起的新一輪反帝鬥爭運動。

這一時期隨著1931年6月日本統治者在台灣島內對革命者的大搜捕，台灣共產黨遭到重創，日本的搜捕延及大陸而結束。

（四）這一鬥爭活動得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祖國大陸同胞的全力支援。

閩南台灣青年開展的反日鬥爭，得到了當地人民群眾的支援，如翁澤生領導的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廈門各界人士就應邀參加，為期兩天的大會活動，有演出日本統治者鎮壓台灣人民的戲劇，有揭露日本殖民者專制統治的講演，都有當地市民前往觀看和聽取演說，聽到動人之處，都與台灣學生一起流淚，一起高呼反帝口號。《廈聲日報》主編陳沙侖還以特邀嘉賓身份上台發表支援這些台灣愛國青年正義行動的講演。

1928年4月15日，在中共中央的指導下，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這是台灣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這也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把指導台灣革命作為自己神聖使命的最有力的見證。

1929年10月，台灣愛國青年在漳州組織了一場頗具規模的「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大會」，救援在漳州被捕的台籍中共黨員蔣文來和台灣「2．12」事件被捕的革命者，這場大會也得到了當地人民群眾、社會團體的大力支援，他們不僅積極參加大會活動，而且踴躍捐資，兩天的反日戲劇六七百張演出門票很快被購買一空，所得款項用於救援活動。

當廈門反帝同盟台灣分盟成立時，共青團廈門市委還派出了宣傳委員、台灣人王燈財擔任「分盟」的負責人，組織指導「分盟」的各項反帝活動。

當台灣高山族同胞霧社起義爆發，最早獲得這一消息的廈門台灣學生聯合會當即轉告在上海的「台灣青年團」領導人翁澤生等人，於是翁澤生把這一情況向中共江蘇省委作了匯報，江蘇省委十分重視，下令所屬各群眾團體舉行聲援集會遊行，並召開「慰問台灣革命運動上海各團體聯席會議」，專題商量聲援高山族同胞事宜，聯席會作出了五項決議：

1、全國各革命團體發出慰問信慰問台灣霧社同胞；

2、各團體作成援助霧社起義的宣言書；

3、在廣州暴動紀念日前舉行示威活動；

4、與台灣革命團體密切結合，聯繫各地鬥爭，設立通訊社，由台灣團體派一名負責投稿；

5、在各種出版物上發表介紹霧社起義經過的文章。〔註23〕

於是，在這段時間裡，上海的《申報》、《時報》等大報破天荒地天天發表大量報導霧社起義情況的文章，中共中央、江蘇省委機關報、廈門《廈聲日報》以及全國各地許多主要報紙也紛紛登載介紹霧社起義實況和聲援文章。

上述種種，無不是兩岸同胞攜手同心、同仇敵愾，共同反抗外來侵略的一次次充分而生動的體現。

〔註1〕台灣文化協會由愛國主義者林獻堂、蔣渭水、連溫卿等人於1921年10月創立，旨在「助長檯灣文化之發達為目的」，實則是針對日本奴化教育，弘揚中華文化，開展民族主義啟蒙的進步民間文化團體。
〔註2〕王詩琅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篇》第332頁，台灣稻鄉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
〔註3〕「治警事件」的發生是由於台灣具有民族主義意識的人士發起的向日本殖民當局爭取自治權利的「台灣議會運動」，這個運動得到廣大知識份子階層和中產階級的廣泛支援，對日本殖民當局構成嚴重衝擊。1923年底，日本台灣總督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名，下令逮捕這個運動的領導人蔡培火、蔣渭水、蔡惠如等人。事稱「治警事件」。
〔註4〕藍博洲《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第267頁，台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年4月出版。
〔註5〕同上書第269－270頁。
〔註6〕同上書第274頁。
〔註7〕同上書第272頁。
〔註8〕1930年2月12日，日本殖民當局為鎮壓日益發展的農民運動，也為了查找成立不久的台灣共產黨的蹤跡，藉口農民組合的一些宣傳品「違反出版法規」，在全島開展大搜查，共抓捕農民運動骨幹及其他進步團體群眾800多人，這一事件稱為「2．12事件」，經過這次打擊，台灣農民運動趨向低潮。
〔註9〕藍博洲《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第283頁。
〔註10〕同上書第286頁。
〔註11〕同上書第288頁。
〔註12〕1895年6月17日，日本侵略者佔領台北，成立台灣總督府，舉行「始政式」，宣告正式開始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這一天被日本侵略者稱為「始政紀念日」。
〔註13〕藍博洲《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第292頁。
〔註14〕同上書。
〔註15〕同上書第295頁。
〔註16〕福建檔案館、廈門市檔案館編《閩台關係檔案資料》第286頁。
〔註17〕同〔註4〕
〔註18〕同〔註6〕
〔註19〕同〔註4〕第268－269頁。
〔註20〕同〔註7〕
〔註21〕又叫「五三慘案」。1928年4月，日本藉口保護僑民，出兵侵佔濟南。5月1日，蔣軍北上攻打奉系軍閥張作霖，開進濟南，日軍即開槍尋釁，打死中國軍民多人。3日，日軍大舉進攻，蔣軍退出濟南，日軍在濟南城內奸淫擄掠，屠殺中國軍民五千多人，造成慘案。
〔註22〕1928年4月15日，在中共中央指導下，以翁澤生、謝雪紅為創始人的台灣共產黨在上海宣告成立，這是台灣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標誌著台灣反帝革命運動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註23〕《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第323頁，台灣創造出版社，1989年12月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