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本土化」還是「再殖民化」？

在海峽對岸熱烈紀念對日抗戰勝利六十週年之際，「抗戰勝利」一詞在台灣卻逐漸被主政者刻意淡忘，尤有甚者，民進黨政府進而呼應日本右翼團體，以「終戰」名稱取代「日本投降」，更是令海內外中民族難以認同；事實上，對民進黨及獨派團體而言，所謂的「終戰紀念日」，意味著日本對台灣佔領狀態並未根本消除──因為國民黨政府時期與日本簽訂中日合約，日本只說放棄台灣主權，並未說交還中國；這樣的主張也成為獨派與台獨團體倡導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依據。換言之，對台獨團體來說，承認日本「戰敗」，就等同承認日本已把台灣歸還中國，因而獨派團體必須與日本右翼站同一戰線，迴避對日抗戰「勝利」的事實，堅持日本是「終戰」而非「戰敗」。

尤有甚者，站在「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基礎上，長期民進黨及獨派團體打著本土化旗幟，將國民黨政府視為外來政權，實際自己進行著「去中國化」以及「台獨化」的企圖，因此，我們不曾看到民進黨對日據時代遭受異族統治的台灣同胞所受的種種剝削，發表任何符合基本民族正義的談話，獨派大老甚至污衊台籍慰安婦是自願的，台籍日本兵是光榮的，將日據時代的日軍對台統治一味美化，並且妖魔國民黨政府治台的所有成就；因而民進黨所謂的本土化，竟然是倒回到日據時代的台灣社會，甚至是自甘依附於美日列強的卵翼下，這樣的「本土化」內涵，其實等於是將台灣「再殖民化」。

事實上從鄭成功據台、打著反清復明旗幟開始，台灣先民始終以炎黃子孫自居，即使是台灣因馬關條約割讓日本，台民丘逢甲、劉永福短暫成立「台灣民主國」與日本對抗，乃至在日本據台期間，一次又一次壯烈的抗日起義，都是為了推翻異族、恢復中華；在國父孫中山先生成立新同盟會以後，革命義士多方奔走，如羅福星等烈士犧牲性命所追求的，就是希望台灣不受異族統治、回歸中國。然而民進黨等獨派人士，卻一再曲解台灣先民追求獨立於異族統治的志節，更稱是在追求台灣獨立、與中國完全割離，這不僅是扭曲事實，而且是污辱先民先烈的志節。

簡而言之，整個獨派團體的本土化論述就是台獨論述，其植基於史明扭曲的台灣史，進而利用美日等國際勢力替台獨鋪路所設計的意識形態對外擴展，吾人如進一步檢視本土化論述的演變，及民進黨等獨派團體如何操作本土化，在此對日抗戰勝利六十週年之際，毋寧更具有意義。

其實，在台灣，本土化是一個被誤用的名詞。本土化，最早起源自人類學的研究，比較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摩根寫的《伊洛魁人的族盟》一書，以印第安之鬼舞研究為題，探討美國印第安保留區之文化復興與信仰復興運動。本土化的目是在排除居統治地位的外國人與外來文化，進而復興被壓制的本土文化。本土化運動多半發生在殖民地上的本土民族反抗殖民統治，簡言之，本土化乃是在殖民地反抗殖民統治的文化復興運動，並且成為反殖民統治政治運動的精神總指揮。在亞洲，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穿印度服、信奉印度教的印度聖雄甘地；在台灣，則有台民先烈投身中國大陸參加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對日八年抗戰等；也有在台灣投身轟轟烈烈的抗日起義如客籍羅福星苗栗事件、台民余清芳噍吧年事件等武力反抗。日據時代在日本推動皇民化鐵蹄下，也有堅持不穿和服、不說日語的林獻堂與蔣謂水等台灣士紳提倡台灣議會設置運動，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創辦報紙，堅持使用漢文；也有如閩南籍的楊逵與客家籍的吳濁流等以文學著作來堅持自己母體文化的文化人士。可以說不分省籍與地域，台灣先民都是視中國為母國、以中華民族文化為文化捍衛的對象，反抗的是外來的大和民族文化與日本帝國。

然而在國民黨政府遷台後，台灣的所謂本土化逐漸變形，甚至成為獨派陣營企圖獨享的圖騰。國民黨戒嚴統治時期，由於過多的黨國化教育、對二二八事件的禁忌及對台灣本土的陌生與疑慮，使台民沒有選擇的必須接受來自國民黨定義下的歷史觀與文化觀，造成所謂「國語文化」的獨佔時代。不論在藝文界、傳播媒體、教育體系，台灣的閩南文化受到排擠打壓；文化界充斥反共文學與大陸鄉愁式的藝文環境，在野文化人掀起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要求文化要反應本土，開台灣本土化論戰的先河。而當時黨外人士的抗爭也以民主制衡，反對法統，要求開放黨禁、報禁，國會全面改選，質疑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等反法統訴求，本土化乃開始在所謂台灣人社群中散播開來。

可以說，初階段的本土化是圍繞著國府戒嚴體系而形成的，採取群眾抗爭路線，反對國民黨以維護法統當藉口而獨佔台灣政經利益。當時的訴求集中在反壓迫，要求公平對待台灣人(指台籍閩南人)。由於有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傷痕加上戒嚴體制在民主化浪潮的衝擊下很難自圓其說，國民黨依賴執政成績維繫政權，但對本土化論述的回應已敗相漸露，終至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解除戒嚴、黨禁、報禁，國會全面改選，最後結束法統收場。可以說在初階段，以黨外人士為主的本土化訴求，不論在政治或文化上都取得相當成果。

民進黨組黨之後，本土化論述進入第二階段。民進黨初期借用德國綠黨概念，從關懷環保下手，進而結合工運、農運、學運、婦運等社會運動，對向來以派系化經營基層及以救國團化辦校園黨務的國民黨形成強烈對比。也因為國民黨未能急時轉型，民進黨充分吸納當時進步青年及解嚴後蓬勃發展的社會力，迅速成長。雖然本土化與台獨運動訴求自始即聲息相通，但由於當時民進黨力量尚不足以挑戰國民黨的執政優勢，加上民眾對台獨恐懼感頗深，因而這時期的本土化主要集中在打擊國民黨黨國體制；圍繞著民主化議題，採取議會鬥爭路線，要求重新分配國家資源。此階段初期雖曾爆發蔡有全、許曹德的獨台會案，一九八七年黨大會先後通過「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決議案，以及「如果國共片面和談、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不實施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民進黨主張台灣獨立」的「四個如果」決議文，但此時民進黨的本土化與台獨尚未公開畫上等號。

由於當時李登輝擊敗黨內非主流的制肘，獨攬黨國大權，國民黨政府中多數台灣人位至要津，本省人已當家作主，民進黨本土化述求對開拓選票的能量漸失，得票始終定死在三成上下，於是開始轉向更激進的路線，台獨訴求乃逐步化暗為明。一九九一年民進黨先召開人民制憲會議，通過《台灣憲法草案》，進而在黨代表大會中通過「公民投票方式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台獨黨綱》修正案。由於李登輝成立國統會，推動海峽兩岸辜汪會談；民進黨的本土化論述也從反對統一、反對國共和談正式轉變為台獨黨綱的新階段。此時各種激進的言論，比如台灣的先祖是所謂「矮黑人族」，提倡以羅馬拼音將閩南話文字化做為台灣共和國國語；甚至提倡台灣接受美國接管成為「第五十一州」，或成為日本「第五州」等極端主張均大鳴大放，而台灣地位未定論則是此時期最主要的論述。

但這個階段很快結束。民進黨下的猛藥並無法為黨帶來成長，這時期台獨仍是「票房毒藥」，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後，在年底的國代選舉中遭受重挫；在第二年的立委選舉中，民進黨不得不淡化「台獨」訴求，主打公共政策牌，反而一舉拿下了立法院近三分之一席位。台獨黨綱受到黨內外質疑，不少人主張如果民進黨要執政，必須修改台獨黨綱，民進黨雖未修改但也避談台獨黨綱。

此時期民進黨內部為如何取得執政而反覆辯論，以總統直選做為突破口，並且全力轉型，主打公共政策。在一九九三年縣市長選舉得票一舉突破四成，更加使民進黨認識必須淡化台獨色彩的現實性，台獨黨綱名存實亡。施明德接任黨主席後，乃大力推動政黨大和解，與新黨會談，進一步希望淡化台獨色彩。直到台灣第一次民選總統產生後，民進黨又提出「台灣優先、安全第一」的新論述。

由於有一九九五、九六年的中共飛彈軍演危機，民進黨意識到要取得政權，必須對中國問題提出政策，民進黨開始啟動推動公投入憲並且在九八年召開中國政策研討會，黨內經過一場大論戰後，提出「台、中雙邊談判的基本原則」、「全方位的台、中互動關係」、「強本西進取代戒急用忍」等三項共識。由於李登輝在一九九八年的台北市長選戰中，拉著馬英九的手高喊「新台灣人」的訴求，一舉擊敗爭取連任的陳水扁；民進黨向以為傲的本土論述受到挑戰。一九九九年總統大選開戰前的八屆第二次全代會，民進黨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取代台獨黨綱；陳水扁並提出所謂「新中間路線」，全面包裝美化民進黨的台獨色彩，誰也未料想到陳水扁竟然在二○○○年的總統大選中勝出。而民進黨的台獨論述也從反對戒嚴體制的本土化、以言論自由包裝台獨化、以人民公投獨立的台獨黨綱化、修正急獨色彩的台灣優先論，一步步走到陳水扁執政後推動公投入憲的階段。

從台獨黨綱到台灣前途決議文，台獨黨綱追求改變現狀、主張以公民投票方式建立台灣共和國；而決議文則主張任何關於台灣台獨現狀的更動，得經公投決定。也就是說兩岸要改變現狀而實現統一，必須先經台灣人公投同意。一個是「改變現狀以求台獨」，而另一個則是「維持現狀即是獨立」並且隱含統一也可以公投，實為民進黨一項突破，但隨即遭到獨派批評民進黨立場退怯。同樣的，當陳水扁在就職演說提出「四不、一沒有」時，也遭到獨派批判。為安撫獨派，陳水扁開始展開他第一任總統時期的「獨化台灣」工程。

二○○一年民進黨第九屆第二次全代會雖然通過「開創台灣經濟新局決議文」，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建構「二十一世紀的新絲路」為口號，取代李登輝時期的戒急用忍政策，然而民進黨打著拚經濟的旗幟卻全力做拚政治的冒險。陳水扁在「四不一沒有」後，又提出「一邊一國」、「台灣正名」、「公投制憲」等拚台獨的大動作，不承認九二共識，阻撓三通，推動去中國化政策並且進一步修改高中歷史科課程綱要，運用教育體制強銷台獨史觀，亦即「台灣正名、建立新的國家意識、公投制憲」是民進黨執政時期主要的台灣論述基礎。

然而三一九槍擊事件使陳水扁威信盡失，民進黨為修補破碎的形象在二○○四年十一屆一次臨時全會，又通過《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召開「族群與文化發展會議」，宣稱這是民進黨對促進族群和諧與團結的決心及誠意。然而對多數台民而言，認為陳水扁執政後的民進黨政策除了表面搖擺之外，骨子裡是堅定的台獨路線已經定型化。

由於民進黨在二○○四年底的立委選戰中未能過半，加上中國反分裂法的出台與美國大動作對陳水扁正名、制憲的壓制，民進黨台灣論述又躲回中華民國的保護傘下，陳水扁不得不提出「中華民國四階段論」以緩和內外壓力。

此外，民進黨為掩護台灣經濟鎖國政策的失當，又援引全球化後興起的新本土運動，來對抗多數台民對兩岸三通的壓力。由於知識經濟及跨國企業的全球化發展，經濟強權國家挾商業及消費模式，衝擊一地區乃至一國家原有的生活方式或價值觀，形成對傳統文化的挑戰；加上在後現代化的衝擊下，對本土地域或群體產生認同上的疏離；不論是全球村或國際公民，個人被要求由所屬地域與群體中解放出來。由於全球化的利益幾乎被西方經濟強國瓜分，因而全絿化也被指責為後殖民化，新的本土化運動乃伴隨著民族主義，成為抗拒全球化的逆反訴求。鑒於兩岸經貿大幅開展，台灣經濟轉型遲滯，民進黨乃將當前台灣經濟衰退、失業率高等困境都歸責於中國的經濟統戰，並藉用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後興起的新本土化概念來拒絕兩岸三通，同時藉著渲染兩岸經貿對台灣的傷害來刺激台民的反中情緒。

分析民進黨對台灣論述的演變，清楚的呈現出它是以台獨史觀為藍本，堅持台灣地位未定論；以日美安保條約當護體，強言美國將干預台海衝突來建構兩岸一邊一國的安全觀；以反對外來政權的壓迫為口號，將國民黨與中國畫等號；再以反對一國兩制、反對中國併吞為由，製造去中國化的正當性；最後利用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傷痕，製造省籍的矛盾與對立。民進黨以台獨為本的台灣論述實際上與過去國民黨的反共論述一樣，都是挾行政力強銷給人民的意識型態，這樣的論述存在基本的錯誤：

（一）獨斷的否決國民黨治台時期的成就，不能公正看待台灣發展的歷程，使台灣民眾的歷史記憶必須被迫進行立場的選擇。

（二）一廂情願的解釋台灣主權歸屬，無視國際情勢的轉變，使台灣進一步淪為亞細亞的孤兒。

（三）強銷台獨史觀造成台民歷史認同撕裂，埋下政治對立亂源。

（四）自我詆毀民族文化，反使本土化失去立足的土壤。

（五）將歷史、價值觀、政治體制工具化，使國家政策失去連續性、一致性，造成政策的切割與拼湊，更使社群難以整合。

（六）人為扭曲民族情感，渲染歷史事件，造成人民內部敵對與仇恨。

（七）將特定立場的論述先驗道德化、將公共政策與政黨競爭零合化，使政策失去理性辯論的空間。

哈佛大學歷史學者布林頓(Crane Brinton)在他的名著《革命的剖析》(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中，提出革命階段論，即任何革命大約都經歷：一、舊政權衰敗：雖然經濟向上攀升，卻引發民眾的不滿；二、革命的第一階段：拒絕舊政府的正當性。三、最初選擇穩健的路線執政：執政初期與舊政府官僚合作，激進派與舊勢力暫時妥協。四、極端主義派接管：立場較激進者全面掌權，將革命路線往前推。五、熱月終結恐怖統治：比如法國大革命羅伯斯比於熱月被送上斷頭台般，國家、社會終因無法承受革命的亂局，基本教義派的狂熱最終被夷平。檢視民進黨台獨運動的演變，經過短暫的唐飛內閣，目前已至基本教義派上台的階段。民進黨雖曾在二○○四年底立委選舉前短暫的掀起制憲的激情，但旋因國會未過半及美國的壓力而回縮。問題是至二○○八年，李登輝所預示的台灣建國時程是否可能變成台獨革命最後的「熱月」，民進黨台灣論述中最終的制憲、正名是否成將在二○○八年總統選戰前硬闖兩岸的紅線？台獨是否最終必須得在兩岸嚴重軍事衝突爆發後付出慘重的代價後才會平息？這不只是中共、美國不能迴避的議題，也是任何珍惜對日抗戰勝利成果的台灣人民，必須密切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