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米與地主階級的興衰(下)

蔡培火不敢參加這項運動也以「中國間諜」及「反軍思想」的罪名被東京警視廳拘捕，真正的原因是因為要鎮壓反對日本的米谷統制運動，這是「台灣人自民國十年開始非武力的近代民族自由運動以來，最後一次對統治者的反抗」〔註13〕。

因此，1920年代興起的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到了30年代殖民政權的米谷統制政策鎮壓，地主因農業經濟的損失而逐漸衰退，已經不再有可以和殖民政權「嗆聲」的經濟力量。地主不但紛紛退出政治活動，甚至失去了起碼的「自治」口號，這時，總督府也趁機對地主階級進行收編。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所訴求的對象也大為「轉向」，不是對台灣本地的廣大群眾訴求，而變成對日本當權者的「哀求」了。

另外，總督府的金融統制政策，以「信用組合」體系，逐漸取代傳統農村「土壟間」放款業者的勢力。這樣以日本勸業銀行為代表的外來金融力量，更造成地主勢力的衰退。而且在總督府的統制經濟體系內，加強對台灣的土地和地租的統制，更進一步限制了地主勢力的發展。

這樣，勸業銀行成為協助總督府進行農村金融統制的代理機構。勸業銀行採取土地為抵押品的放款方式，因此「土壟間」的勢力自30年代總督府統治米谷以來式微，到了1940年，勸業銀行已經成為台灣地主階級的最大債主。雖然地主階級經由參與「信用組合」而取得了一定的金融力量，但是地主階級只是「農業信用組合」的構成份子而分配到部分利益而已，各級「農業組合」的首長仍由日本官吏兼任。於是各地農村的「信用組合」，變成由官僚控制地主，地主控制農村農民，而成為戰時殖民地官僚與台灣地主的利益分配結構。殖民地官僚對於特別向日本帝國「效忠」的台灣地主，就繼續給予各種專賣的特權，勸其早日加入常用日語的「國語家庭」，領取特別優待的配給。

1920年代，台灣的地主與佃農的關係隨著蓬萊米的增產而逐漸惡化，在長達20多年的期間，台灣農戶中的自耕農、半自耕農及佃農的數目始終維持在3：3：4的比例。佃農的比例高於自耕農及半自耕農，但土地分配卻呈現出極大的零細化，導致擁有土地的地主本身的經濟力也隨之細分，就台灣本土的土地所有權者來看，絕大多數都是資源很少的小地主。

戰時金融統制政策對農村結構的主要衝擊，就是加深了地主階級在金融活動上的附庸化和隸屬化。總督府更是有意藉著控制佃租、地價來「創造自耕農」，耕地零細化，來鼓勵全體農民進行日本戰時體制的糧食增產供應。

日本帝國的佃租統制或是農地價格統制，都是要抑制農業生產的成本，以壓低軍需工業生產的成本，因此受到壓抑的就是包括地主和佃農在內的所有農業人口，使地主階級的經濟力細小化，土地資源很小的「小農標準化」，其實就是台灣社會的「貧困的平等化」〔註14〕。

地主階級在「地主－佃農制」下，雖然受抑制米谷政策的影響，但儘管台灣社會出現通貨膨脹，還是保有佃租的米谷實物，並獲得法外的利益。相反地，佃農則扣除佃租的產額，收入要比每日外出打工的短工為低。1940年甚至還有佃農寧願奉還土地不願意為佃農，而發生地主與佃農的糾紛，佃租的調停案件快速上升，因此米谷統制政策的犧牲者，可以肯定是自耕農下層和佃農〔註15〕。至於擁護日本統治的地主階級，因政治效忠的狗腿角色，可以在經濟分配上比一般人獲得法外的利益。大地主除了獲得紳章、參加饗老宴、揚文會之外，少數還被籠絡為「台灣總督府評議會」評議員（會長為台灣總督，副會長為總務長官），成為替日本殖民統治背書的舉手部隊。

日本帝國的經營台灣殖民地，跟世界列強的經營殖民地一樣，把台灣當作原料、糧食的供給地，並不是日本的殖民政策比歐美善良。日本殖民統治者，消滅了台灣舊有的「大租權」，確立了以小租戶為中心的單一所有權，但保留台灣半封建的「地主－佃農制」，這是要將米、糖作為殖民地台灣的兩大出口導向作物，以獲取在殖民地剝削的「超額利潤」。所謂台灣農業「現代化」，引進新品種、新生產方式，提高生產力，其目的無非在於增加殖民地的剝削。並且由於日本的壟斷糖業資本一直增加控制台灣的土地，以及日本金融勢力「勸業銀行」向農村擴張，導致台灣土地所有型態的崩潰，招致殘存地主的寄生化。亦即台灣的地主喪失了當初的拓荒精神去耕耘，跟日本的「寄生地主」一樣，很多地主不在農村種田，變成只收取高額佃租的寄生蟲，而且是完全讓日本帝國任意安排的附庸。

日據時期的台灣農村社會，基本上維持著半封建的狀態。這是「地主制－佃農制」，加上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制，在統治後期籠罩在法西斯體制下，台灣在日據時期資本主義化是錯誤的觀念。

日本據台之後，一直維護台灣從中國大陸傳承來的慣行「地主制－佃農制」，目的是要台灣成為殖民地單一作物（米、糖）的供應地，並為日本帝國累積資本之用。至於日本帝國本身的「現代化」，其實也不過是形式上的「現代化」，因為日本自明治維新「地租改正」以後，「寄生地主制」更為發展，這是地主自己不從事農業經營，把土地出租給農民而收取高額的佃租，可以說是「前資本主義」的半封建制。從日本資本主義的後進性來看，與其打破台灣的「地主制－佃農制」來推行農業資本主義化，不如保存台灣的地主制，利用徵收地租，對佃農民進行層層剝削。台灣高額的佃租正是促使地主、米商向農民收聚米谷，再彙集於市場移出日本的幫手。

日本據台之初，首先著眼於糖業的開發，日本壟斷資本吞併了台灣傳統的糖業資本，建立日本在台的「糖業帝國」。這並不表示台灣的糖業生產完全施行資本主義，因為甘蔗原料的生產過程，仍舊依附於「地主制－佃農制」的零星小農。日本糖業資本收購土地自營農場，只佔甘蔗生產的百分之二十，其他百分之八十是由台灣本地的蔗農供給，蔗農雖有自耕農，但大部分是佃農。換言之，台灣糖業的基礎還是建立在半封建的「地主制－佃農制」。日本壟斷資本是溫存和利用台灣的地主來推動資本積累的〔註16〕。日據時期台灣農村社會的性質，必須分析台灣地主在殖民地體制下所扮演的角色才能得到答案。

台灣經濟在日本殖民統制下的依附性，表現在米、糖的大批向日本「移出」。這給我們一個疑問：日本帝國對殖民地經濟的開發與剝削，到底能稱為台灣經濟的發展嗎？「開發」（development）有兩種意涵，一是為剝削的開發，一是為殖民帝國的成長、擴大、繁榮的發展。有良心的學者不可隱蔽剝削的開發，而只強調殖民統治下的發展。

殖民帝國對殖民地的經濟開發，一般的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礦山開髮型：歐洲人在非洲中部、南部，為奪取礦物資源入侵殖民地，利用非洲人的低工資勞力開採礦山，例如在比利時領地的剛果或北羅得西亞開採銅；在南非開採鑽石和黃金，為了開採礦山也建設鐵路。第二種是農場經濟型：例如在不生產礦物資源的東非建設鐵路，然後入侵殖民地的白人在鐵路沿線地區，經營幾千畝的廣大農場，役使非洲人的勞力，栽培可以變錢的單一作物，如咖啡、茶、煙草、瓊麻等，出口到本國牟利。第三種是小農經濟型：例如在西非氣候炎熱地區，歐洲人不喜歡久居，就迫使非洲人的小農，去栽培可以出口變錢的作物，如棕櫚油、花生、可可亞、咖啡、橡膠等，然後歐洲人將這些單一作物集貨移出本國。

殖民帝國對殖民地單一作物的栽培和增產，乃是為移出本國之用的剝削行為，人類史上殖民主義的通則是「剝削」的，怎麼能稱為經濟發展呢？現在非洲的饑民遍地，世界上沒有學者昧著良心，歌頌殖民統治是為殖民地的經濟發展。為什麼台灣有這麼愚蠢的學者，在歌頌日本的殖民統治是經濟發展呢？

日本學者是從日本殖民統治者的立場，申論日本帝國的殖民政策對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選擇台灣「米糖相剋」問題的矢內原忠雄〔註17〕或川野重任〔註18〕，在分析資本主義化的影響程度時，絕對沒有要去除台灣殖民地統治的意思。今日台灣的社會學者，強調從台灣的主體性來論「米糖相剋」問題〔註19〕，其實是把台灣地主的「附庸性」偽裝成台灣人民的「主體性」，以為這樣就可以欺騙無知的台灣老百姓，而歌頌殖民統治的一種詐欺的「附尾論」。

所謂「米糖相剋」問題是出自日本資本主義的矛盾，絕不是台灣殖民地經濟或者是台灣農民的相剋。對日本來說，只要米糖兩者都很需要，就一定會存在這個矛盾。在第一次大戰後日本資本主義化而糧食供應不足，台灣的米糖供給日本的矛盾激化。依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從過去要求殖民地台灣「種甘蔗」驅逐「種稻米」，逆轉為要求「種稻米」凌駕「種甘蔗」，而產生所謂「米糖相剋」問題。從台灣農民的眼睛看，種稻米好就種稻米，種甘蔗好就種甘蔗，這難道是台灣農村社會的內部問題嗎？台灣社會學第一位留美博士，追隨日本的「米糖相剋」論，利用美國社會學的統計或其他量化技術的一般模式修飾，說穿了就是拾日本帝國殖民政策的牙慧，加乘了美國社會學專為資本主義服務的「附尾論」，又怎麼好意思自稱從台灣的「主體性」研究「米糖相剋」呢？〔註20〕。

台灣的社會學者雖然也強調殖民地畸形經濟體制，但是避開日本帝國強權壓搾殖民地的事實，更是逃避對台灣地主角色的分析，僅依附日本學者所設定的米糖關係的枝節問題，用美國流行的量化模型表現，推定「前資本主義的台灣農民，如何在殖民經濟下被改造為市場取向的農民」，這樣將居住城市的地主與辛苦耕田的佃農通稱為「農民」，隱蔽台灣地主階級充當日本帝國「幫手」搾取農民的事實。社會學者就這樣，設定日本的殖民統治是台灣史上最有意義的，在這時期「台灣資本主義化」了，台灣比中國大陸先進了。

社會學者以為「前資本主義」的台灣農業社會，在日本統治下被改造為市場取向的「資本主義化」，殊不知日本農村社會一直存在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而不能改變台灣農村社會的半封建「地主－佃農制」。日本和台灣都要等到戰後，在美國的壓力下進行農地改革，才進入完全的資本主義階段。社會學者不敢分析地主階級剝削佃農的真實過去，更不敢面對台灣地主階級在日據時代扮演「幫手」的角色。因此，社會學者自己墮落為幫日本帝國的殖民剝削辯護的幫兇。

經濟學者也有追隨流行討論「米糖相剋」問題的〔註21〕。但是當代經濟學的理論，在美國霸權的領導下，不許涉及非經濟領域的研究，從而經濟理論愈鑽愈細，常與現實社會疏離，而成為先驗數理邏輯的推演。美國的方法論，過於強調量化的分析，掩蓋實質的深層意涵，成為一堆不具意義和失去因果聯繫的概念，對現實沒有解釋力〔註22〕。

台灣地主在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在戰爭總動員體制下，勢力逐漸衰弱，甚至以「蕃薯粥」充飢，但當時在台灣社會地主還是一個特權階級。到了台灣光復以後，地主階級就慘了。國民黨政府先劫收敵產，將台灣制糖會社的土地等資產充公，再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把地主私有的土地分配給佃農，台灣舊地主階級就遭受被消滅的命運。隨著戰後台灣的資本主義化，商工企業的日益發達，從前的佃農如擁有土地變更地目為商工用地或住宅用地，就搖身一變為新興的地主權貴了。

舊地主失去了土地，從事工商敵不過國民黨政府的國家壟斷資本，從事政治敵不過國民黨的獨裁與不公平競爭，只好投資於子弟的教育。現在子弟長大了，當大學教授、律師、醫生、職業政客等，他們傾聽父執輩老地主（日本紳士模樣）對日本統治的懷念，讚美日本的殖民統治比國民黨好，嚴厲批評國民黨政權的獨裁與腐敗，更憎惡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以「階級鬥爭」的手段土地改革。但是台灣與大陸，如果沒有進行土地改革的話，還有今天的經濟發展嗎？像菲律賓的經濟發展不能順暢，就是沒有進行土地改革，擁有土地的地主勢力一直阻擾菲律賓的經濟發展，不是嗎？

〔註13〕葉榮鍾等著《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叢書，1971年），頁541-542。
〔註14〕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台北：稻香出版社，1996年），頁165-166。
〔註15〕小林英夫《大東亞共榮圈形成崩壞』（東京：御茶水書房，1975年），頁250。
〔註16〕劉進慶、塗照彥、隅谷三喜男《台灣之經濟－－典型NIES之成就與問題》（台北：人間出版社，1993年），頁17。
〔註17〕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帕米爾書店，1987年版）。
〔註18〕川野重任著，林英彥譯《台灣米谷經濟論》（台北：台灣銀行，1969年版）。
〔註19〕柯志明《所謂的米糖相剋問題》，《台灣社會學研究季刊》第二卷第三、四期（台北：1989秋冬季號）。
〔註20〕林秀美《歷史社會學與台灣主體史觀之建立－－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柯志明所長專訪》，《台大校友雙月刊》（2004年9月號），頁24-27。
〔註21〕古慧雯、吳聰敏《論米糖相剋》，《經濟論文叢刊》（台北：台大經濟學系，1996年）。
〔註22〕陳玉璽《台灣的依附型發展》（台北：人間出版社，1994年），漢譯版自序，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