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台灣團結聯盟(簡稱「台聯」)以前總統李登輝為精神領袖,是強力主張台獨、制定新憲法的政黨,在今(05)年6月27日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政策會執行長李先仁提案,建議台聯「務實面對兩岸形勢,積極參與兩岸事務,以免失去大陸政策發言權」。翌(28)日,其黨主席蘇進強還主動舉行記者會說明理念:台聯會充分發揮對兩岸關係的發言權,今後「與中國接觸」將采不封閉、不排斥、不主動的三原則;……在中國不預設「統一」、台聯不預設「獨立」的前提下,雙方可以接觸。
而同一天,日本右翼保守色彩最濃的《產經新聞》立刻去電直接向李登輝查證,李登輝的回答是「沒聽說」。《產經》6月29日的早報、網頁即刊出謂「獨派政黨台聯向對中交流政策轉向」、「台聯7月擬設『兩岸政策檢討會』,會討論包括組團訪問香港、蘇進強訪中事宜」,流露出極為「關切」的報導〔注1〕
可是,6月29日急轉直下,李先仁突然「引咎辭職」,並立刻獲准。台聯是否轉向的話題,僅鬧了短短三天便夭折。此地的報紙都說台聯惹毛獨派大老、抗議電話不斷、必須趕快滅火云云;這些或許都是事實,但不可否認的,日本右翼─李登輝─台聯這樣的互動很醒目,頗引人好奇。
這令人想起陳文茜在民進黨舉辦、人數聲勢不如預期的「反反國家分裂法」(05年3月26日)遊行之後,一次「文茜小妹大」的節目裡,談到獨派的處境時說,獨派在國外獲得的支持不多,只有日本右翼,「未來李登輝和日本右翼會結為更密切的盟友」。的確,過去不管是贊成或反對、支持或批判李登輝理念及作法的人都同樣認為,日本右翼和李登輝是「盟友」。然而,這麼說恐怕既抬舉了日本右翼,也抬舉了李登輝!日本右翼固然在政界勢力龐大,但終究是在日本政府整體運作之下活動,而李登輝到底算不算得上是受到尊重的「盟友」亦值得商榷。所以,前面日本右翼─李登輝─台聯的關係應該只是外層,真正核心的日本政府─右翼─李登輝這一鎖鏈才是最耐人尋味而值得探討的環節。
而要瞭解這環節,又得上溯現代歷史埋下的伏線--1968年美國以「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的名義做勘察,證實中國東海大陸架有可能蘊藏著豐富的石油資源。1969年11月,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和日本佐籐榮作首相談妥,要在1972年5月15日將琉球、包括釣魚台歸還給日本。1971年6月11日中華民國(台灣)率先聲稱對釣魚台有主權;12月30日,中國大陸外交部亦宣佈了對於釣魚台擁有主權,於是纏結著中、台、日的釣魚台列嶼(以下簡稱釣魚台)主權及其附近資源的問題,一直綿延至今,並激揚起國際政治一波波的鬥爭。
二、國際政治轉變日本加緊利用台灣
台灣政治氣候的大變化是在國民黨政府蔣經國的晚年拉開序幕的,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11月2日開放赴大陸探親、旅遊。1988年1月1日開放報禁,准許新報紙登記。1月13日蔣經國病逝,李登輝宣誓就任總統,開啟了李登輝當權時代(1月27日接任國民黨代理主席、7月8日國民黨13全大會選舉李登輝為主席)。
坦白說,李登輝初期還蠻像個「中華民國總統和國民黨主席」的,也頗有一番新作為、新氣象,譬如:1989年5月4日讓財政部長郭婉容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亞銀年會;1990年10月7日召開國統會,翌年2月制定國統綱領,規劃沒有段落、沒有時間表的近、中、遠三階段;11月21日海基會成立,翌日陸委會開始運作;從該年底開始一直到95年,前後派蘇志誠、鄭淑敏作「密使」,與大陸高層派出的密使楊斯德、曾慶紅等人晤談溝通27次〔注2〕。1991年5月1日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並廢除臨時條款等等都教人耳目一新。
不過,就在同一時期,國際政治也起了巨大的變化。1991年12月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日本長期以來最主要的假想敵蘇聯消失,沒有反共的對象了,日本對美國的價值大幅下降,反而在意起國力上揚的東鄰中國。
1992年2月,中國大陸制定領海法,明確將釣魚台列為領土;10月中國共產黨第14次大會上,人民解放軍的任務加上了防衛海洋權益。1993年,中國大陸由石油出口國轉變成石油純進口國(之前從70年代,中國大慶油田尚對日本供應石油)。1994年,中國正式在東海展開海洋調查活動,將邁向「海洋強國」作為國家戰略之一。而隨著大陸經濟的蓬勃發展,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的消費也大幅成長,凡是這些變遷,幹練的日本政府不可能會不未雨綢繆釣魚台的爭議。
日本百分之九十九的石油仰賴進口,對石油的需求相當高,當然會力求據釣魚台為己有,再以此延伸大陸架資源,獨攬釣魚台附近海域的石油、天然氣。內部有統、獨爭辯的台灣自然就成了日本下功夫的對象。
現任自民黨海洋權益特別委員會委員長武見敬三是日本國會內的Taiwanlobby(台灣遊說),關於東海問題1995年12月即曾在國會提出質詢,可是未獲回應,他抱怨村山富市首相、河野洋平外相過於顧慮中日關係,甚至說,會變成這樣,「以1972年打開日中國交正常化之路的前田中首相這一派閥系列的竹下派──小淵派──橋本派為主的親中派議員,佔據著自民黨政治中樞也是原因之一」〔注3〕。
類似這種論調,日本的保守派人士和媒體常批評政府對中國的向東海發展反應遲鈍、沒有作為。事實上,日本政府不僅反應不慢,甚至早就做好佈局,那就是鎖定與大陸關係前景混沌不明的台灣,大做「李登輝活動」,穩住釣魚台部分。也就是說,日方政策負責人、媒體只講了一半,嘮叨距釣魚台有一段距離、起步較慢的東海部分,但是,因「李登輝活動」而仍佔優勢的釣魚台部分卻得了便宜還賣乖,保持低調。
三、司馬一舉「策反成功」,右翼繼之
日本政府擔心失去釣魚台,策劃拉住台灣,離間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合作甚至統一──那時李登輝已設立國統會,再不做「活動」就太遲了──是非常聰明的作法。
李登輝是「中華民國總統」兼對日關係的操盤者,日本能拴住李登輝,幾乎就等於卡住整個台灣,台灣領導人若能採取「親日反中」的政策,日本就可以繼續佔領釣魚台,並利用釣魚台延伸爭奪東海大陸架的石油、天然氣資源及捕魚權。反之,如果台灣與大陸合作、統一,則那將是日本佔領釣魚台及延伸大陸架資源最大的夢魘。
日本對台活動的人選,李登輝的確是一大「福音」,因為他受過日本教育,成長在日據時代推行「皇民化政策」最盛的時期,也經過日本當年宣傳中國是落後、骯髒、腐敗、不文明的國家;中國人是劣等民族、是「支那豬」,大和民族是優等民族;獎勵拋棄中國姓名,改用日本姓名之類的洗禮〔注4〕,具有「日本的因子」。加上日本的操作很細膩,幾乎不著痕跡,一切猶如「自然發生」似的。起初是日本人士頻頻拜訪李登輝,做關係、探查李登輝的底細和真正的想法,同時慢慢勾起李登輝年輕時的記憶,李登輝對日本人的求見一向來者不拒,又喜歡用日語交談,不難發揮「潛移默化」的作用,而且李登輝對日本人比對台灣的親信、屬下、記者更「推心置腹」,因此「活動」很快就發酵了。
日方「李登輝活動」最早布樁的是東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嶋嶺雄(95年起擔任該校校長),1985年3月李登輝還是副總統時,中嶋便和李登輝搭上關係,他是那時日本學界一片望向北京時代,少有的批判中國而親李登輝的人士,備受李登輝禮遇,從80年代末開始,台日輪流舉辦的交流會議「亞洲展望會(AsiaOpenForum)」,中嶋都是日方的代表,他可以直接跟李登輝聯絡。而東京大學教授若林正丈則是替外務省工作,與當時的在野勢力(民進黨)建立關係。
1994年3月底,大陸浙江省發生「千島湖事件」,24名台灣籍旅客罹難,引發兩岸關係緊張,李登輝公開罵中共是「土匪政權」。而日本的「李登輝活動」到4月30日,作家司馬遼太郎為《台灣紀行》與李登輝對談「場所的悲哀」可說是一舉「策反成功」,日後李登輝的思想、理念完全向日本傾斜了。
李登輝在該訪談中說,是訪談前夕其夫人提議要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但見其對話似乎都是司馬在做誘導,茲舉數例為證──
司馬:「很幸運的是,台灣能擁有世上最有教養且淡泊名利的元首。如此人物原先被擔心是否能在利慾薰心的外省人政界中綜理國事。但在幾次權謀處理結果的表現,解除了大家的不安」。──先誇讚李登輝(有教養且淡泊名利?其日後作為已得到反證),再挑撥台灣的族群,預設本省人是好的、外省人是壞的。
司馬:「台灣是文明國」。──藉以區別、分化台灣和中國。
司馬藉歐美人士之口,強調19世紀時「台灣島是無主之國」。──不查證史料及對方的認知是否正確。
司馬:「在這世界上沒有比『中華』此辭還要含糊不清的了」。李:「中國」這個詞也是含糊不清的。司馬:「中國人」這三個字也是含糊不清的。
司馬:我認為北京政府治理那廣大的版圖確實不易,……並稱台灣是自己的,這是19世紀前,沒有領土和版圖或是雜居地分別的東方觀之故!
…………
李:如果台灣宣佈獨立的話,北京必定會害怕,因為西藏或新疆維吾兒族自治區、西藏、內蒙古都不是中國的領土。從異民族王朝清朝開始歸入現在的版圖。…………現在大陸高唱民族主義,稱為五族,中華民族也包括了新疆、西藏和蒙古。我認為如果想建立大中華民族或大中華帝國,則亞洲就糟了。──李登輝附和司馬的想法,希望將「中國」分割成「幾個國家」,他們兩人為何不用同樣的道理反思日本境內的愛奴族、在日朝鮮人、琉球人的問題呢!
接著是同年9月下旬,日本退休外交官、前駐泰國大使岡崎久彥來台(1988年起擔任駐泰國大使,1992年自外務省退休,現為日本大廣告公司博報堂的特別顧問、岡崎研究所所長),在外交部發表演講,就島內的政治情勢,「指導」台灣外交官試著思考朝「台灣獨立」的方向發展。此後他就常常來台北「施教」。
或許有人會問,這些人均非日本官員,怎能說是日本政府在運作?其實,在日本,無論改革、對外商業競爭、防止技術外流等各式各樣的事情都是「官民一體」。況且,日本國會議員裡有很多以安倍晉三(岸信介的外孫、安倍晉太郎的兒子)為首、親台灣的Taiwanlobby,日本是內閣制國家,閣員也是國會議員,因此政務官與國會議員只有一線之隔,如果認為沒有日本政府在運作,恐怕是太天真了。
日本跟中國大陸有邦交,跟台灣沒有邦交,因而處理對台關係非常敏感、複雜。另一方面,日本與中國的貿易也逐年快速成長,陷入不景氣的日本企業需要在勞力成本較低的中國建立生產據點,日本經濟也甚需要中國市場支撐,至少表面上是不願得罪中國的。
既然日本政府規定官員(表面上)不能直接和台灣政府(或直接說李登輝)官員來往,遂用學界、國會議員、退休官員.外交官.自衛隊將官為橋樑,偏偏這些人都有保守右傾的傾向,尤其以石原慎太郎等右翼跟李登輝關係最密切、最合拍,所以日本等於是透過右翼來作「白手套」和李登輝暗地來往,久而久之,也造成李登輝在政治上幾乎都聽命於日本右翼。
日本政府<=>右翼<=>李登輝
右翼在中間傳話、溝通、協調,也分別與日本政府、李登輝演雙簧。時而代表日本利益要求台灣配合,時而也替李登輝的訪日簽證等問題,聯合李登輝批評日本政府對中國軟弱、撩撥日本的中國政策,並伺機打擊、拆解日本外務系統的「親中派(China school)」。
日本用右翼與李登輝一搭一唱還有另一層作用,因為這樣最易引起大陸的疑慮,刺激中國做較激烈的反應,日本政府再就中國的反應,操作輿論升高保守、右傾的態勢。
四、李登輝對日本是「附加價值」
這裡先將所謂的「日本右翼」作個說明。「日本右翼」在二次大戰前就是「軍國主義」,以武力向外擴張,當時日本整個國家,幾乎就是個右翼化的群體,而現在新一代的右翼,則是指立場保守、擁護體制,具有國家主義、國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等思想,再加上「尊崇天皇」、「天皇絕對」意識的人,他們以政治人物為主,還包括諸多民間團體、退休將校、歷史學家、作家、……;而這類人物反應在實質的作為上,便有這些特色:非但不肯反省戰前的侵略戰爭,甚至在教育、媒體傳播著手粉飾、美化那段歷史,同時有重新武裝日本的企圖,或運用日本當前的財力、技術力以拓展主權與國際政治影響力。其典型的代表是石原慎太郎等。
此地人們感受到日本右翼和李登輝關係密切,除了是他們互動頻繁、互相標榜之外,最凸顯的就是日本右翼和李登輝始終有著「共通的意識」和「共通的語言」,不過,如果仔細去咀嚼那些所謂「共通的意識、語言」,是可以體會出事實上那是有「上下之分」、「一方追隨一方」味道隱匿在裡面的。
甲、涉及歷史意識與東亞戰略的部分
(一)南京大屠殺是國際公認的事實,石原、小林等右翼拚命鼓吹南京大屠殺是杜撰的;李登輝附和說,日本不必為南京大屠殺一再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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