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觀「閩台緣博物館」感言

今(2006)年8月23日本人隨學者專家赴福建參觀「閩台緣博物館」，但見該館外觀壯麗宏偉，團員爭相拍照留念。據悉該館是在相當短的期間內建成，有此成就，實是難能可貴。無疑地，全案從決策、定案、設計、建築施工、內部規劃、到完成一樓的文物展示，相信那是凝聚了全體參與者的心血、智慧與貢獻。

當日，該館負責人親自與訪團成員座談，聽取意見，雍容氣度，令人感動。據悉該館目前是部份開放，另外的二、三層樓正在充實中，並歡迎訪團成員不吝建言。本人曾著《台灣史》乙書，於台灣歷史略有研究。在此，願就參觀所感，分歷史觀點與硬體建設兩部份，提供己見，盼作為此一領域專業博物館的「閩台緣博物館」能更上層樓。

一、「閩台緣博物館」，既然名為「閩台」，其主題當系以彰顯閩台間的相互關聯事情為主，故展館內容宜再增加福建省的部份，並多介紹「閩台」二者在政治、軍事、人文、經濟、宗教、社會的不可分割關係。

「閩台緣博物館」如果將重心置於「台灣」文史的展示，則與創館宗旨似不完全一致，另台灣歷史的研究，自日據時代的日本學者、光復後上一代我國學者及近二十年本土化導向下的大量投入等各期持續的研究，成績斐然。更何況，昔日北京故宮所藏清朝官方的原始公文檔案，已在五十年前，幾乎都被國民黨政府運往台灣，其中尤以宮中檔與軍機檔最為重要。例如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宮中檔約十五萬八千多件，其中與台灣有關者居然多達約四、五千件〔註1〕。至於日據時代的許多珍貴檔案史料，自然也是收藏在台灣。這許多研究上先天對台灣有利的條件，自然是內地歷史學者所不易使用的。因此，「閩台緣博物館」如果將展示重點偏向「台灣」的文史，祇是使該館處於不利的地位；然而，相對地另一方面，因兩岸近半個世紀的隔絕，使得台灣學者對福建省的歷史研究，有所不足。一般台灣居民，對福建省的認識，可說相當有限。因此，「閩台緣博物館」如能加強福建省部份及其與台灣不可分割關係部份的展示，當有助於展現其自身的特色。

二、我國在大清盛世時，「收自古以來未收之地，臣自古以來未臣之民」，輿圖之廣，與國家之偉，遠邁漢唐。當時，國家是處於「一體化」的宏偉體制，故「閩台緣博物館」應反映此一真實歷史事實，從而加強展示當時台灣在全國中的歷史位置，及祖國對台灣的關懷、優惠與重視。

回首過往，可能由於昔日國民黨執政時的歷史教育不足，使得成長在台的菁英，對自己國家的歷史認識不足。例如成長在台灣並曾任海基會（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目前是香港鳳凰電視台名主持人之一的石齊平教授，就曾認為清廷理台初中期，即因台灣曾為明鄭反清基地，挑戰中央，而輕視台灣，故中原大陸不瞭解台灣，不重視台灣〔註2〕。如果像石齊平教授這樣熱愛祖國的第二代台灣外省菁英，都這樣地誤解自己國家的近代歷史，那台灣分離主義者的史觀，就可想而知。故在台灣就不乏有人想當然耳地或謂「1683年施琅攻克台澎後，台灣卻被清廷視為海外異域，施予消極而嚴苛的差別統治，任其子民在駐台胥吏的壓搾下，自生自滅」〔註3〕。或認為是犯了錯誤的官員，才被清廷流放到台灣。

然而歷史真相是，有清一代，清廷不但未輕視台灣，反而是在在重視台灣，視台灣為「海外要區」、「邊海要地」、「海邦重地」或「海外巖疆」；認為「台灣地方，北連吳會，南接粵嶠」「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並且絕非公文作文，而是在具體施政上重視台灣。例如台灣首任總兵的任命，就不是用當時「會推（由三名以上的大臣互相推舉）」的方式產生，而是「特旨揀選」，由皇帝親自揀選〔註4〕；首任台灣府知府的任命，是督、撫念台灣為海邦重地，乃會疏薦蔣毓英（奉天錦州人)出任。蔣毓英在其任內，於1688年完成我國第一部的台灣史《台灣府志》，為當時的台灣留下珍貴史料；至於分巡台廈道乙職，清朝鑒於「台灣為海外要區」「邊海要地」「海外之巖疆」，故案經福建布、按二司兩次會薦，方由才守兼備的泉州府知府高拱干（陝西榆林衛人)升補。高拱干在其任內，亦於1695年完成第二部的《台灣府志》〔註5〕。因此，清廷自初始之際，就非常重視台灣。

復以水師總兵的官制為例，清廷在全國共設有69名總兵，其中56名是陸路總兵、13名是水師總兵、後者中又有5個鎮是水師兼管陸路、其中之一即為褔建台灣鎮。此外，台灣鎮總兵自雍正十一年（1733）改為掛印總兵，其權力較一般總兵為大。因掛印總兵可不需稟告督撫，先行調遣軍隊平亂、可行使刑事審判權、遇地方有事可不經督撫之上奏權。有清一代，全國總兵祗有十個地區是掛印的，其中八個在陝甘一帶邊區或形勢險要之處，其它一個在安徽南部，另一個就是台灣鎮總兵。此外，清廷通常是將一個地方，依其重要程度分為「最要缺」與「要缺」，惟水師總兵的缺不分這兩種缺分。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廷方將福建台灣、浙江定海與廣東南澳視為水師「最要缺」〔註6〕。由此可見，台灣在清廷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

「閩台緣博物館」似可製作清朝完整疆域的地形圖，標示十個掛印總兵缺，即宣化、大同、延綏、陝安、涼州、寧夏、西寧、肅州、台灣與皖南等十個鎮〔註7〕。此外，可找數篇康熙、雍正、乾隆、嘉慶等朝，皇帝所頒或大臣所呈內有「海外要區」、「邊海要地」、「海邦重地」或「海外巖疆」字樣的公文檔案，配合清廷重視海疆台灣的文字解說，並展示清初蔣毓英與高拱干所完成的《台灣府志》。據悉前者刊本是在上海圖書館，盼「閩台緣博物館」可派專人前往拍攝刊本封面與部份內容，製作成中型幻燈片展示，並配以現代文字解說，則古書所襯托的古意盎然美感，當可體現清初派赴台灣的官員，是何等地留心台灣風土民情，並為那個時代留下了台灣的歷史記錄。

三、清朝絕非「外來政權」，因清廷厲行地方官迴避本籍，台人菁英是赴內地為官，治理內地省份居民。

台灣分離主義論者執政控有國家宣傳機器，以其執政優勢，月月年年地向台灣居民灌輸清朝(包括前國民黨政府)是「外來政權」。復配合外夷荷蘭與日本的據台，假話千遍，好似清朝真成了「外來政權」。歷史真相是，我國有清一代，是嚴格實行地方官迴避本籍的制度，故台人高中科舉者是派往內地為官，統治內地人民。

例如，早在1693年，台北舉人王璋即初為雲南宜良、後起知湖廣房縣、升主事遷監察御史。1713年台灣諸羅人許俞授鎮中營游擊。1718年台灣縣人范學海授山東省兗州壽張營中軍守。1739年台人蔡莊鷹任御前正黃旗藍翎侍衛。1771年台灣彰化舉人葉期頤則官南宣威知州，1793年台灣竹塹人周士超則官至廣東香山副將（約今少將），1796年彰化人吳安邦官至閩安副將（此外，亦不乏經由戰功授官者，例如1720年代初朱一貴事件中，侯觀德等七名客家義民即被授為千總；1780年代末林爽文事件中，有功義首曾中立與黃奠邦即授同知、劉逢春授湖北京山縣知縣、張源懃授江南安慶府通判、林文湊授千總）；及至十九世紀，台灣人派赴祖國內地為官者，更是比比皆是，且更有貴至提督者，斯時台灣嘉義人王得祿即因軍功自1808年升任福建提督（相當今之福建軍區司令員）十年，後調浙江提督，1821年方因病陳情休致。台灣台中霧峰林文察亦因軍功，於1863年，升任福建路陸提督總兵官，次年因剿太平天國於漳州附近殉職。即使甲午戰敗割台前的晚清，1871年台灣宜蘭舉人李望洋即經大挑一等，派赴我國甘肅省為官，歷任蘭州府謂遠縣、狄道州、河州，累官至河州知州，1885年方告假，歸故里宜蘭，在內地為官共十三年。

這些台人取中舉人或進士，並遠赴北京或內地他省為官的相關史料，查閱清代各朝福建通志或台灣府志，即可整理出相關名單(應包括武舉人進士，及參與平亂因功赴內地為官者)。同樣地，也盼「閩台緣博物館」能以清朝疆域地形圖為背景，標示台人菁英至內地為官的地方，展現台人也曾參與大清的行政體系，統治內地人民，同時也體現大清全國「一體化」的宏偉。

四、清廷重視台灣，故在政治上保障並優惠台灣人民的參政權。

有清一代，不但未視台灣人民為「化外之民」，反而是對台灣人開放科舉考試（相當於現在國家高等文武官員考試），並進一步地予台人保障名額，使台灣人經由公開公平並且優惠的科舉考試制度，進入全國文武官僚體系內，加入全國的士紳菁英階層。當時台灣讀書人，如果取中生員（秀才）、舉人、或進士，在全國「一體化」的政治體制下，立即與全國的生員、舉人與進士，同步無差別地享有相關特權；例如地方官須以禮相待。生員、舉人與進士等拜會地方官時，可不必行平民所行的特定下跪禮儀。可免服體力勞動的徭役。犯事不得視同百姓撲責刑求，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須先報學政，俟黜革後治以應得之罪。以及出任高等文官官職（進士可入翰林院或出任知縣、舉人可揀選知縣補授州同或就教職的學正或教諭、生員揀選貢生後亦可分授州同州判等職）。

早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首任分巡台廈道周昌（東北遼陽人）即認為台民盡屬南閩之人，天姿多有聰慧，機智多有明敏，一經學問，化同時雨，故宜廣台人功名之路〔註8〕。是(1686)年，清廷幾乎完全從周昌所請，特寬予台灣錄取文童生員（秀才）學額每科56名，俾廣台士功名之路〔註9〕。至於舉人，清廷則早在1729年時即予台人於閩省舉人額內一名保障名額、1753年加一名、1806年再加一名、1829年復予在台客家人一名保障名額、1853年時每次科考予台人七名舉人保障名額。關於進士，早在1738年時，清廷就規定當來京會試台灣舉人達十名時，即予一名進士保障名額，1823年台灣淡水廳人鄭用錫即依此保障名額高中進士。

當時因祖國對台灣人在教育與科舉考試上實施優惠政策，還衍發了吸引福建讀書人冒籍赴台應試的事情。1727年，雍正皇帝特頒綸旨，凡前冒進茲泮者，改歸原籍，嗣後必生長檯地及眷室有憑者，方得與試。然而台地流寓者多，冒籍弊端難稽。1750年代初，依舊冒籍縱橫。1760年代初，福建之福、興、泉、漳四府仍有不少通文墨者，遠涉重洋來台，或兩地重考，或頂名冒混。1693-1751年間，福建龍溪縣就共有十六名貢生，是冒籍台灣生員(秀才)名額者。1736-1765年間，福建晉江縣則共有十名舉人，是冒籍台灣生員名額與試取中。對此冒籍佔用台灣名額事，台灣諸羅縣紳士甚至於1755年憤而立碑，嚴禁冒籍應考〔註10〕。

冒籍應考雖然是不當行為，但如果從全國一體化的歷史高度，分析此一歷史現象，則這一閩人士子大量赴台冒籍應考之事，可說不但體現兩岸文教關係的密切，同時也反映當時閩省文風東漸台灣，有助於台灣文風的提升，故盼「閩台緣博物館」能搜集並展示冒藉應考乙事的兩岸相關史料；此外，亦盼能展示那個時代(1686)，福建省其他各「府」的生員(秀才)配額及其與人口比例，俾更進一步地印證祖國在教育政策上，優惠台灣人的史實與具體程度。

相對地，由於當時我國是實行迴避本籍的任官制度，故不乏官員為宦，歷經祖國許多地方。茲以十九世紀初的台灣開蘭(宜蘭)名宦楊廷理為例，由於清朝派官厲行迴避本籍，故身為廣西柳州人的楊廷理，乃被派往福建歸化任縣令、又調署寧化縣、再調侯官縣、復任龍巖直隸州、續升台灣任職、後因案赴熱河受刑部審問、奉旨改戍伊犁、戍滿回籍赴密雲縣接駕、後再度派往台灣任職。換言之，在當時沒有現代交通工具的情況下，楊廷理宦海一生，以廣西為起點，曾東抵福建歸化、寧化、侯官（福州）、龍巖、台灣，西則遠達新疆伊犁，北則曾至密雲、熱河。楊廷理不但曾走過大江南北，並曾遠赴新疆，沿途必當親見各地的少數民族，感受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組成的國家，感受國家的幅員遼闊，不但瞭解遠在西北的新疆伊犁、也瞭解東南的台灣，從而能以更寬廣的見識與心胸施政。故楊廷理在台灣，不但未輕視台灣，反而是努力瞭解台灣，關懷台灣，並據以制定前瞻性的護番（原住民）政策，保護番產，保護番民權益，並將該政策法律化，從而予番民實質經濟利益，功在台灣。

同樣地，也希望「閩台緣博物館」能製作以清朝完整疆域為背景的地形圖，標示楊廷理一生為宦的足跡。楊廷理的足跡，起自內地廣西柳州，東到祖國東南濱臨太平洋的台灣宜蘭，西抵祖國大西北的新疆伊犁，甚至北經密雲與熱河。楊廷理為宦足跡的本身，就體現我們祖國萬里江山的遼闊與宏偉。

五、閩南移民台灣──畬族藍姓為例，關於南閩民人移民台灣，似可多舉三、四實例，並介紹台人先祖在內地閩南的赫赫功業，如此不但使其在台子孫與有榮焉，且知曉其與內地閩南的血緣關係，並彰顯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組成的國家。

例如台灣人中的藍姓閩南居民，實際上可說是我國福建南部赤嶺畬族鄉少數民族畬族的後裔。他們的祖先藍理、藍廷珍、藍鼎元於前清時曾揚威於福建台灣海峽，其中藍理於施琅平台澎湖之役，戰功赫赫，授予參將、加左都督。康熙二十六年(1687)授陝西神木營副將，尋擢宣化鎮總兵。康熙四十五年(1706)擢福建陸路提督。藍廷珍，南澳鎮總兵，康熙六十年(1721)平台灣朱一貴亂事，雍正元年(1723)擢福建水師提督，加左都督、賜孔雀翎；其族弟藍鼎元，著有《平台紀略》乙書傳世，授廣東普寧知縣，後署廣州知府；其他較著名者如台灣的張士箱家族、曾在閩北福州活動的宜蘭舉人黃贊緒等的史跡，似亦可以專櫃展示。

六、閩台人文社會歷史的關聯，似可多點展示社會的一般人民歷史。

約在1830年代前後，台灣社會有羅漢腳、遊民、大哥、頭家、分類械鬥(閩粵分類、包括閩人間的漳泉械鬥)、民變、義民、吸食鴉片、甚至清廷在台兵力配置不足，勢絀不足以建威等許多社會現象，不知福建(尤其是閩南社會)是否也有上述類似社會現象？是否也是兵力配置不足，勢絀不足以在閩省建威，而衍生許社會治安問題？又例如約1890-1910年前後，我國內地許多地方，已出現洋人用照相機所拍攝的風土人情照片，當時台灣已有一些照片，相對地那時廈門、泉州、福州等重要城市，是否也有類似照片或名信片？如果有，是否可請研究福建的歷史專家學者，提供福建省類似情形的資料或照片，製成幻燈片或運用多煤體視聽方式，對比展示，除能體現當時兩岸閩人社會如服飾與生活水準的同步發展情形，相信亦能使兩岸參觀的閩人有所親切之感。

此外，雲南人曹士桂，曾於1840年代在台出任鹿港與淡水同知，著有《宦海日記》傳世(雲南省文物普查辦公室編)，留下當時台灣中部山區原住民極其珍貴史料；此外，同世代的湖南人陳灃西，曾在福建建陽、古田、仙遊及台灣的鹿港為官，任內寫下《問俗錄》乙書(原書據悉藏於北京圖書館善本部)，如能請學者詳研讀該書，請福建電視台在閩省實地拍攝景象、請中央電視台在北京圖書館拍攝《問俗錄》古書封面與部份內容(《宦海日記》則可行文向雲南省文物普查辦公室購買)，並向該台購買其在台灣所攝相關台灣山區人文影片，配以生動的文字解說，相信當能製作精彩描述十九世紀閩台密切關聯的影片或多媒體視聽材料。

七、書院事贈書給宜蘭書院的書本名單：

在展示文教方面的閩台書院時，不但要介紹閩台各自書院的規模、發展與特色，並盼介紹閩台書院的聯繫具體事跡。例如1826年福建巡撫孫爾准(江蘇金匱人、進士)來台巡視至噶瑪蘭廳(今宜蘭縣)，見該地初創的仰山書院諸生，有向學之志，乃就福建鰲峰藏書中，抽撥「遷史」以下46種約170冊，運存宜蘭的仰山書院，以供諸生稽覽，其書目冊如下：

史記32本、諸葛武侯集12本、陸宣公文集12本、韓魏公集6本、司馬溫公集6本、周濂溪集4本、二程文集4本、二程文集5本、二程粹言2本、張棋渠集4本、上蔡語錄1本、重編楊龜山集3本、重編羅豫章文集2本、李延平集2本、朱子文集14本、朱子語類6本、朱子學的2本、讀朱隨筆2本、張南軒文集3卷、黃勉齋集4本、陳克齋集2本、真西山文集2本、道統錄3本、伊雒淵源錄4本、道南源委1本、濂洛關閩書5本、文文山集2本、謝疊山集1本、重編熊勿軒集1本、許魯齊集2本、方正學集2本、重編薛敬軒集4本、居業錄4卷、陳剩夫遺稿1本、羅整庵存稿2本、困知記1本、學蔀通辨4本、楊椒山集1本、張陽和集1本、思辨錄輯要4本、讀禮志疑2本、問學錄1本、陸稼書集2本、學規類編6本、養正類編6本〔註11〕。

上述書單是很有意義的史料，它體現了當時在國家「一體化」下的文教體制，及閩省對台灣文教的貢獻，同時也展示那個時代學校是收藏什麼樣的圖書？「閩台緣博物館」如能展示上述書單中的部份書籍，當可使參觀者有實體的感受。

八、明鄭時期新觀點：

a.鄭芝龍平定台海與東南沿海的海盜集團，也就是平靖海上治安，使漢人可經由台灣海峽移民台灣(不是荷蘭人平靖海上治安)。

b.關於施琅的收復台灣之前，福建總督姚啟聖曾於福建漳州開設「修來館」，接納台灣明鄭來歸將士，無論真偽，「聽其來去」。使明鄭陣營「轉相傳誦，人心攜貳」。故姚啟聖功不可沒，祇是在漳州，不知「修來館」在何處？是否有「修來館」的文史史料，可供展示？(也許在漳州的地方志中可找到)。

c.兩岸對峙，台灣鄭氏王朝「恃海上風濤之險，一聞招安」，便「約為兄弟之國」。由於自恃風濤之險，明鄭領導層劉國軒積極備戰，選撥精壯，抽調佃丁民兵，使澎湖守軍增至二萬餘人，於澎湖諸島分遣官兵死守，一時間「星羅碁布，堅如鐵桶」。當時，在明鄭統治階層的強制下，信心十足，誰敢貳心。用現代流行的術語來說，就是藉政權機器操作民意、強制人民愛台灣、保衛台灣。然而一旦澎湖兵敗，明鄭士兵陣亡約12,000人，台民「人心瓦解」，民心洶洶，莫不解體。在「民心既散，誰與死守？」的民意壓力下，台灣領導人鄭克塽、劉國軒方才同意兩岸統一。

d.當時大清是處於國家正常化狀態，能提供充裕軍需，施琅才得以軍紀嚴明，平穩接收台灣。

九、閩台緣的兩岸相關展示課題，例如清初移民浪潮(引進閩人宗教信仰)、漢人水利農田建設(含閩南漢人水利技術)、閩人家族移民(如張箱根家族)、台人家族與大陸關係(舉人黃贊緒在閩北福州的活動、霧峰林家在閩南廈門的活動)、閩台經貿活動、三大民變(閩人社會活動、清廷如何平台，尤其是自閩調動清軍平台及台人參與內地平定亂事)、洋務運動在台灣與洋務運動在福建、法軍侵略台灣與法軍摧毀福州馬尾兵工廠、日人以台灣為根據地經略福建(台籍流氓在廈門)、台灣光復與二二八事件、八二三炮戰(包括舊的珍貴紀錄影片)、兩岸開放後的台灣人返閩尋根與台商投資在福建等許多課題，倘能搜集相當史料，似均可優予考慮，設立專櫃或專區展示。

一、由於「閩台緣博物館」的對象並非僅限閩人，當亦包括外省遊客、主要包括台灣居民與港澳等海外僑胞，故硬體設備的現代化程度似宜與世界接軌。

二、就台灣居民而言，如對博物館有興趣者，不乏多可能已經參觀過台北的「故宮博物院」，由於該院系國府收藏原故宮文物，半個世紀來國府編有大量政府預算及聘任專家及許多專職人員，並出版定期刊物，故該院規模及其內部的現代化程度，當已與世界接軌，非初建的「閩台緣博物館」所可比擬；故影響所及，一般台灣居民來此參觀，可能先入為主地將「閩台緣博物館」與台北「故宮博物院」相較，從而……。

三、據悉北京復興門外街的「北京首都博物館」，與「閩台緣博物館」雷同，是「單一主題」性質的博物館，唯其在多媒體視聽與電腦影像等的運用，及解說員接待等，頗為先進。既然「閩台緣博物館」已投資巨額建館，何妨再撥些許專款，由該館負責人率相關人員(宜包括燈光、音響、美工、多媒體等工程專家)赴「北京首都博物館」、上海先進的博物館及台北「故宮博物院」等處考察，或可有所借鏡。尤其是「北京首都博物館」是建館不久，相信可借鏡之經驗尤多，例如該館內部裝潢、設計、燈光、多媒體視聽、電影等方式之運用，是否系請專業公司代為設計或規劃？如果是，那又是哪些專業公司承建，似均可做為參考。

四、「閩台緣博物館」中所用台灣地形圖的清初行政建置地圖(如南路、中路、北路及古代地名)，似系採用本人1985年版《台灣史》乙書的地圖，且放大再放大，故地圖模糊不清了。那張地形圖與後續修訂本所用的台灣地形圖，我記得原是採用美國人造衛星所攝並公開的台灣地形圖照片，該照片距今約已二、三十年了。如果要找清晰的全中國大陸地形圖圖片，可從網上擷取。例如，目前在港台及海外書店所售軍事雜誌《漢和防務評論》，所用的大陸地形圖片，就是從「谷歌」(Google)網站擷取並付費，擷取一般人看來非常清晰的空照照片〔註12〕。換言之，從網站應可擷取相當清晰的全中國大陸空照地形圖，付費後即可合法使用。然而那是美國人拍攝的，今天中國大陸已發射人造衛星多年，「閩台緣博物館」如果要用中國人自己拍攝的全中國大陸的地形圖照片，似可請北京大學或清華大學地理系教授推薦製作地圖的單位，付費購買使用並註明資料來源，然後標示所需地形圖照片或地圖幻燈片的城市或省府行政轄區，以彰顯大清時國家之一體化的宏偉。

〔註1〕a昌彼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台灣資料》，張炎憲主編，《歷史文化與台灣》，上冊，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88年10月，pp.338-340.b馮明珠，《故宮檔案與台灣史研究──從張丙一案談軍機處月揚包》，《史聯》雜誌，第九期，高雄，中華民國台灣史跡研究中心，1986年12月，p.62.
〔註2〕石齊平於2000年3月15日晚於環球電視台「挑戰李敖」節目的談話。
〔註3〕張丙坤，《我看台灣史》，《台灣文藝》，台北，台灣文藝雜誌社，1983年9月，p.32.
〔註4〕許雪姬，《清廷台灣總兵在綠營中的地位》，《歷史文化與台灣》，上冊，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88年10月，p.289.
〔註5〕高拱干，《台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1960年，pp.260：240-243.
〔註6〕許雪姬，《清廷台灣總兵在綠營中的地位》，《歷史文化與台灣》，上冊，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88年10月，pp.288-290.
〔註7〕許雪姬，《清代台灣的綠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p.156.原引自徐珂，《清稗類鈔》(台北，商務印書館，1966年)，卷二十七爵秩類，p.132.掛印總兵。
〔註8〕高拱干，《台灣府志》，《文叢》(56)，pp.55：235-240.見卷三秩官志：卷十藝文志公移，周昌《詳請開科考試文》。
〔註9〕劉良璧，《重修台灣府志》，《文叢》(74)，pp.329-331.見卷十一學校。
〔註10〕戚嘉林，《台灣史》，台北：自刊，1998年，pp.1023-1024.
〔註11〕陳淑均，《噶瑪蘭廳志》，《文叢》(160)，1963年，pp.436-443.
〔註12〕KDR，《烏魯木齊空軍基地》，《漢和防務評論》，2006年9月，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