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砂義勇隊」之多元思考（上）

關於「高砂義勇隊」此一歷史事件，如果以族群別分類，顯然依目前台灣各個族群的不同歷史經驗，可能有不同的印象與結果；如果以時空別來看，則以日據末期時空為背景，和以現代時空為背景的思考，則因不同的時空視野，而可能有不同的印象與結果。同樣地，如果就思考的方法而言，則因宏觀(Macro)與微觀(Micro)角度的不同，也就是從整個民族歷史的高度分析，與僅從個人經驗的角度分析，也可能有不同的印象與結果；進一步來說，同樣是從相同族群的個人角度回首歷史，也因族群菁英與一般大眾，其各自掌握的「資訊」多寡不同，而可能有不同的印象與結果。但無論以何種多元之角度思考，站在以人為本的立場，均不偏離人世間的普世公義價值──即「正義原則」。就日據時期而言，日本殖民當局與其統治的台人間的歷史關係，吾人無法迴避其間屠殺與被屠殺、壓迫與被壓迫的斑斑血淚「正義」歷史真相。如果被屠殺、被壓迫，還要美化屠殺壓迫者，感念屠殺壓迫者，那這種不符「正義原則」所思考的史觀，顯然很難通過歷史的考驗，也很難理直氣壯地要人們接受，並且徒為屠殺壓迫者所竊笑，當然，也很難贏得對方菁英份子的真誠尊敬。

「蕃人」不適用法律

早在日據初期的1899年2月，台灣總督府就曾以秘密訓令通知各法院檢察官長稱，「蕃人」罪犯不得適用普通行政法，不必提起公訴送法院審查。這是在法律上，明確不依據普通法律處理「蕃人」，而是依行政命令任意處分〔註1〕。在日人據台五十年的實際統治期間，日本的各種公私法規，如刑法、民法等，在「蕃地」並不適用。「蕃地」的所有法律，祇是警察機關的裁量與運用。日人稱「蕃地」為「行政區域外」，也就是當作「特殊行政區域」。依日人的觀點，「蕃人」的文化程度過低，還不能在公法或私法上享有「人」的待遇。因此，「蕃人」不能適用「人」所適用的法規〔註2〕。

日警是家長也是寨主

1900年日人以律令第7號，封鎖一般人民在「蕃地」的任何所有權或佔有權。1917年日人復以府令第34號，限制一般人民與「蕃人」通商。1927年總督府令第58號的《蕃地取締規則》規定，普通人不能進入「蕃地」。也就是說禁止漢人進入蕃地，實行「蕃漢隔離」。故「蕃地」除了「蕃人」外，祇有警察。警察不但有警察權，同時還負責教育、授產及衛生等諸般事務，及執行民法、刑法等法律的實施。也就是說，在這區域內祇有「人治」，沒有「法治」。曾於日據末期任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的鹽見俊二，即稱在「蕃地」這一區域，可說是中世紀的獨裁王國，也可說實行的是氏族式的家長制。日本的警察，就是國王，也是家長〔註3〕，也就是俗稱的寨主或山大王。1941年時，台灣物資短缺，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實施物資配給制度。1942年8月以後，更進一步地將幼兒、孩童、青少年、成人、老年等分級，就油、鹽、糖、火柴、味素、豬肉、食米等實施非常嚴格的配給；隨著戰事的惡化，物資極度匱乏，各種配給不足，1944年時每人每月的米糧配給，最多僅能維持二十天左右。由於米糧配給不足餬口，台人常三餐通常祇能食得湯湯水水的稀粥，後來連稀粥都吃不到，僅靠蕃薯簽勉強度日〔註4〕。在「蕃地」，警察本來就握有依行政命令任意處分「蕃人」的法律判決權與執行權，如今又握有物資的配給權，試問「蕃人」能不「絕對服從」嗎？

日警如影隨形

日據末期的1940年底，為控制共僅二萬六千(26，242)戶、共不足十六萬(158，321)名「蕃人」的山區原住民(其中壯丁計29，731人)。當時(1940)，日本殖民當局共設置479個警察駐在所〔註5〕，配置1，944名巡查、3，167名警手〔註6〕，計共有5，111名警力〔註7〕，其與山區原住民人口的比例竟高達1:31，即每一名警察管31名原住民，每一名警察管5.1戶原住民。故對原住民而言，警察可說是到了如影隨形的程度。將心比心，今天如果政府以每五戶住家，就配屬一名警察與我們同在，我們會願意嗎？當時全台人口(日人與台人)共六百萬(6，077，478)人、約一百零三萬(1，038，883)戶，共配置警力(巡查與警手)約九千餘(9，152)人〔註8〕，即每一名警察管664人，管113.5戶。換言之，日本殖民當局在「蕃人」原住民山區的警力配置，約為平地的22倍。

日人據台後，其對原住民的征服或殺戮一直未曾間斷，就以著名的「理蕃五年計劃(1910-1915)」為例，日人動員約28，280餘人，其中包括正規陸軍，裝備包括山炮、臼炮、迫擊炮、速射炮、山野兼用炮及機關鎗等近代武器〔註9〕。「理蕃五年」勒繳火器將近18，000挺，死傷2，200人〔註10〕。在日人使用如此先進的近代武器下，依常理推斷，原住民的死傷人數自是遠高於此，甚至數倍於此。接續發生於1930年的霧社事件，日人共調動警察約1，400人、軍隊約1，300人。但參與霧社事件起義的六社原住民約共1，200餘人，其中戰死或自殺者達644名、投降被收容者為564名、但他們卻在日警陰謀下，被陶渣蕃襲擊而有200多名被屠殺，其劫後餘生者，男女合計僅298人，幾瀕臨滅種〔註11〕。日人官方曾黑字白紙地記錄下，日本殖民政府曾為奪取原住民的山地資源、殘酷屠殺原住民及日警曾如影隨形地嚴厲控制原住民。然而，今日不乏原住民菁英，記錄敘述其父祖輩對日人統治時的回憶時，但見其父祖輩並未控訴日本殖民當局的「不義」暴行，反而不乏「正面的」評價日人在台殖民統治，甚至認同天皇，認同日本。究其原由，主要是因原住民個人微觀(Micro)上，與日本殖民政府宏觀(Macro)間資訊的極端不對稱。

日人在台統治五十年(1895-1945)，其殖民政府已是掌控現代科技與現代政府組織的國家機器，故其在台殖民的統治運作，也就更精緻細膩，在政治宣傳教化與行政保密措施的交叉運用下，不僅是原住民個人，就是平地個別漢人平民，對當時的日人統治運作，所知也極其有限。茲簡單列舉一、二如下：例如日據時代，日人經由國家機器的人口統計調查，掌握1906年至1942年間，泰耶兒、薩塞特、不奴、茲歐、拔灣、阿美、耶美、其他等各族，依男、女性別及壯丁的人口完整數據〔註12〕，甚至同期間各年原住民的兒童人口數據〔註13〕。試問這些用於統治運作的資訊（知識），當時的原住民是不可能知道的。再以佐久間左馬太總督所享的資訊為例，佐久間於1874年任陸軍中佐時，曾參與日軍侵略恆春之役，率軍與排灣族牡丹社於石門交鋒並敗之。1881年升少將，任仙台鎮台司令官。1888年任第二師團長。中日甲午戰爭，率第二師團入侵我國。1895年1月率日軍於我國山東半島榮成灣登陸，2月參與攻陷威海衛之役。1896年任近衛師團長。1898年升大將。1904年參加日俄戰爭。1906年4月11日任日本駐台灣第五任總督〔註14〕。佐久間的軍功沾滿了中國人的鮮血，他對我國的瞭解，豈僅台灣的各族原住民，他可是瞭解全台及全中國的狀況。因此，吾人可想像，當時任何原住民族群頭目或菁英，對那個時代所掌握的資訊(知識)，與佐久間相較可謂判若雲泥。

時代巨變的皇民化世代

在時代巨變中度過青少年期的人，因其在人格形成期有共同的歷史經驗，有共同的特殊記憶或歷史印烙(impressions)，故很容易形成的「特殊世代」；當然，在同一時空中，因種族、族群的不同、或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自是存在著不同的歷史世代；在台灣的近代歷史中，對台灣居民而言，政治上曾發生過三次劇烈的歷史變動，一是1895年乙未割台、二是1945年台灣回歸祖國、三是1989年國府開放大陸探親。而「高砂義勇隊」的歷史印烙，就是屬於台灣光復前日據末期原住民的一個特殊世代──皇民化世代──的歷史記憶。

原住民皇民化世代(約生於1918-1926年間)的特徵，就是他們的青少年成長期，是在日據末期的最後十年、或最後八年的皇民化時期。那個時代，往日的理蕃事業屠殺(1908-1915)已事隔二十五年，就是離當時最近的霧社事件屠殺也已經十年了。在日人現代殖民政府的新聞保密制度下，以及原住民各族各自散居及文化相對落後等，所形成的資訊完全不對等的情形下，尤其是在最後八年，從學校到社會，在日人如火如荼地推行皇民化運動的巨大宣傳教化下，原住民皇民化世代的祖父母，雖受日人屠戮與侵凌，但由於山區資訊阻隔及在山地日本警察如影隨形的嚴密監控下，可以想像，他們是無法向其子孫傳承整個族人的苦難；另一方面，下一代青少年，則經由學校、社會鋪天蓋地單向的皇民化教育影響，無法瞭解自己族人歷史的苦難，他們所認知的世界，就是日人所教導的日本世界。

塑造低階知識的皇民化人民

1928年(昭和3年)始，依據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所頒「教育所的教育標準」，「蕃童教育所」的修業年限訂為四年。1932年11月，台灣總督府在台召開第一屆「理蕃視學事務打合會(商討會)」，會中居然稱「在蕃人子弟進入上級學校方面，鑒於過去的實際成績與蕃地現狀，必須相當考慮，目前除了特殊的場合之外，應注意不要胡亂勸誘獎勵進入上級學校」。1935年5月，總督府又召開第二屆「理蕃視學事務打合會」，會中提醒各職員應注意對「蕃社」男、女生活方面的全面指導，勿過於偏向智慧方面〔註15〕。也就是說，日本殖民當局在相當於今行政院所主辦的有關原住民教育會議上，挑明了指示要老師不要鼓勵原住民學童求上進，念初中、念高中。更不可思議地是，小學四年級的課程程度本來就很簡單，但日本殖民當局居然指示，對一個才十歲的小孩，上課不要傳授有智慧的知識。換言之，日本殖民當局對「蕃童」的教育，祇是塑造低階知識的皇民化子民而已。1939年(昭和14年)開始，日人將「蕃童教育所」改稱「教育所」。1943年4月，日人將全台154個「教育所」中的40個「教育所」的修業年限，由四年延長為六年〔註16〕。因此，當時加入「高砂義勇隊」的青少年，其程度普遍約僅小學四年級。

「高砂義勇隊」的皇民再教育

1932年，台人滿6-14歲的學齡男童計40萬人(女童37萬人，1918-1926年間出生)，其中就學男童計20.3萬人(女童計7.4萬人)，亦即男童就學率高達51.0%。1942年時彼等17-24歲，旋值日人在台大肆徵兵。斯時，日本殖民當局計共徵調20.7萬大致此一年齡層的台籍男性青年入伍；前述20.7萬台籍青年，在軍營中接受各種不同的軍事訓練與軍國主義課程教育後，復分發日軍部隊(其中除9.2萬人留在台灣各軍事單位外，餘者分別被派往中國大陸與南洋作戰)，彼等與日人朝夕為伍，其日語能力自亦是相當地強化〔註17〕，並接受日本軍國主義意識型態的皇民化再教育。當時「蕃人」原住民青少年，以小學四年級的知識，入伍「高砂義勇隊」，接受日軍軍中皇民化的再教育，其個人「知識」資訊實是有限，依常理推斷，祇是日本殖民政府強大國家機器宣傳教化的接受者。即便是如此，日人好似還不放心，居然還以一名警察比二十九名「高砂義勇隊」隊員的比例，將警察配屬於「高砂義勇隊」，且大隊長、中隊長、小隊長均由警察擔任。例如第一回「高砂義勇隊」五百人，總督府共派出警部一人、警部補二人、巡查部長六人、巡查七人、共十六人。第一回「高砂義勇隊」五百人，日人共派出警部一人、警部補二人、巡查部長八人、巡查七人、共十八人〔註18〕。原住民當義勇隊赴戰場送死，日人還要如此嚴厲監控，今人實難以想像。

慰安婦vs.高砂義勇隊

據估計原住民參與太平洋戰爭的人數應在八千人以上，生還者可能不到十分之一〔註19〕，藉徵兵將原住民送往戰場送死，他們生前從未享有日本人所享有的福址與權利，但在家鄉的妻女卻遭日人迫為慰安婦。根據《台灣慰安婦報告》，在台灣原住民表白申訴的慰安婦資料中，一半以上的慰安婦(從十六歲至三十一歲)，她們的父兄或丈夫，居然都是「高砂義勇隊」的成員〔註20〕。而這些願意出面指控日人強征慰安婦的倖存原住民老婦，祇是冰山一角，相信當時應有更多更多原住民少女被迫成為日軍的性奴隸。對原住民而言，少男的被送往戰場九死一生，少女則被迫為慰安婦，人間慘事，莫此為甚。

宏觀角度建構原住民歷史

個人經驗僅存於個人的人生回憶，我們應尊重每個人的人生回憶與經驗。然而，就人世間的「正義原則」，例如路人甲被路人乙殘酷迫害，甚至有殺父之仇，也許路人甲隨著時間的逝去，寬恕路人乙，但總不至於路人甲還會感念路人乙，這是常識。但就「高砂義勇軍」乙事，相對於日人，日本殖民當局是一個完全由日人控制的現代政府，透過對資訊的完全掌握，例如施政保密與政令宣傳的交錯運用，日本殖民當局也就能進行更精緻細膩的統治。故原住民個人限於個人的學經歷有限、及人生經歷尚淺，當時只是二十歲左右小學四年級程度的青少年人，相對日人資訊極端不足。故被日人殘酷統治，還感念日人。然而他們的感念，對被屠殺被迫害的父祖先人，情何以堪。在這一方面，政府與學者有責任，從整個民族的宏觀角度，建構整個原住民的歷史。(此文系本人參加台灣原住民教授學會於2006年5月26日在文化大學台北建國南路校區主辦之「『高砂義勇隊』學術研討會」所提交的發言修正稿)

〔註1〕籐井志津枝，《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9年12月，p.116.原引自理蕃志稿第一篇，p.153.
〔註2〕鹽見俊二，《日據時代台灣之警察與經濟》，台灣經濟史初集，台灣研究叢刊第25種，台北:台灣銀行，1954年9月，p.136.
〔註3〕同〔註2〕
〔註4〕戚嘉林，《台灣史》，第四冊，台北:自刊，1998年8月三版，p.1860.
〔註5〕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台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1946年12月，pp.94:1322.
〔註6〕a.同〔註5〕，p.1322.1913年5月，日人隘勇改稱警手。b.潘繼道，《日治時期的原住民族群教育──以太魯閣族為中心的探討.》台灣文獻，56(3):17.日據中期日人亦任用「蕃丁」為警手。
〔註7〕同〔註2〕，p.136.
〔註8〕1940年全台計有甲種巡查4,466人、乙種巡查2,182人及警手2,504人，合計9,152人。見同〔註5〕，p.75.
〔註9〕同〔註4〕，台灣史，第四冊，pp.1313-1314.
〔註10〕《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二卷(上卷)(原名《理蕃志稿》)，見川崎卓吉序。
〔註11〕同〔註4〕，pp.1316-1335.
〔註12〕同〔註5〕，pp.94-95.
〔註13〕同〔註2〕，p.138.
〔註十四〕同〔註4〕，《台灣史》，第三冊，pp.1299-1300.
〔註15〕同〔註6〕b.pp.17:27.見「第一回理蕃視學事務打合會。」《理蕃?友》，第1年12月號，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內理蕃?友發行所，1932.該文參考者東京綠蔭書房，1993，pp.5-6.「理蕃視學事務打合會」《理蕃?友》，第4年6月號。p.11.
〔註16〕同〔註4〕b.p56.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高砂族?教育》，pp.11-12.
〔註17〕同〔註4〕，pp.1671-1672.
〔註18〕孫大川，《被迫讓渡的身體－高砂義勇隊所反映的意識構造》「高砂義勇隊」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原住民教授學會，2006年5月，p.44.原見李國生，《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pp.82-86.
〔註19〕同〔註18〕，pp.42-43.
〔註20〕同〔註18〕，p.52.原見婦女救援基金會主編，《台灣慰安婦報告》，台北:婦女救援基金會，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