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從政前與錫公的一段情誼

前行政院長李煥先生，字錫俊。錫公於2010年12 月2日去世，享年94歲，馬上就要屆滿週年了！他去世時，家人尊重他的遺願，用極為簡樸的方式辦理喪事，婉謝各界花圈、弔唁，甚至連告別式都沒舉行。遙想八年前，家母過世的時候，我已經離開立法院，邀請錫公到南部老家主持家母的告別式，他二話不說，輕車簡從，而且提早一天就來到北港老家。這份情義，對我而言，實在是沒齒難忘。因此，在即將屆滿週年之際，我覺得我應該寫篇文章悼念他，這才合於人情義理。

我跟錫公第一次見面就頗具戲劇性。記得民國六十四（1975）年增額立法委員改選時，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鼓勵在野賢達出來從政。我因為在那三年前有一個不愉快的經驗，亦即民國六十一（1972）年那次的增額立委改選，當時我剛剛到台北念大學，自告奮勇去幫一位違反國民黨黨紀出來參選的舒子寬女士助選，因為當時國民黨枉顧輿論，提名一個財大氣粗的女性出來參選。那年年底選完後，情治單位有追究的動作，我就迅疾休學，返回南部老家，過著隱姓埋名的生活。由於那次不愉快的經驗，當我聽到蔣經國鼓勵在野賢達參政時，我是不相信的。那時我們有九位台大同學，在師大分部附近合住在一棟公寓裡，其中有兩、三位同學因陳菊的關係，去幫黨外人士的立委參選人，號稱郭大炮的郭雨新助選。雖然也有同學要拉我去助選，我卻因心中有顧慮，而沒有去幫忙。適巧有一個週日早晨，外面下著毛毛細雨，天氣又冷，找不到足夠的人到汐止發傳單，同住的同學又拜託我，我想只是單純發發傳單而已，就這樣我去汐止發了一個上午的傳單。

誰知道因為我目標太大，選舉完後，情治單位通知台灣大學要查問這些參與黨外助選的同學，一共有五個人，我竟然名列第一。第五個是謝明達，低我一屆，是我法學院經濟學系的學弟，負責《大學論壇報》，在社團中算是活躍份子，當過台北市市議員；第四名是田秋瑾，跟我同年，念哲學系，林宅血案時是林義雄的秘書，現任立委；第三是周弘憲，高我一年，法律系，現任律師，陳水扁當台北市長時他是市府法規會主委；第二名是林嘉誠，是政治研究所，後來陳水扁當總統，他高唱良相佐國，擔任國科會主委。只因我在台大從事社團活動，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因此就被列為頭號人物，真有夠冤！為了這事國民黨中央還透過我姊夫的妹婿（時任職中央黨部）來跟北港的家人放話，造成家人的緊張與不安，這讓我非常困擾。當時台大訓導長俞寬賜找我談話時，我進辦公室，他還沒來得及問話，我就先問他：「請訓導長要問話前，先顯示身份，到底是以台大訓導長的身份跟學生朱高正講話？還是以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台大支部書記長的身份跟黨員朱高正講話？」那時俞寬賜堆滿笑容說：「沒有那麼嚴肅。」我說：「就是那麼嚴肅，如果是訓導長的話？我立刻就走人！學生的校外活動跟台大無關，學校無權過問！如果是書記長的話，請另外找個地方，我不願意不明不白！」結果話也沒問，也沒另找地方，就說只是想看看我而已。當時旁邊有人私底下找我說：「你這個事情，學校只能奉命行事，你真想要獲得公正的處理，只能找中央考紀會主任鄧傳楷，或是中央組織工作會主任李煥。」

就在俞寬賜旁邊人士的提醒下，我要找個真能公正處理，且比較有影響力的人。李煥當時是蔣經國身邊的頭號紅人，身兼三要職：救國團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組工會主任。就是在這個機緣下，我在民國六十五（1976）年春天直接給國民黨中央黨部組工會打電話，是他秘書接的，我說我是台大法律系學生朱高正，他馬上親自接聽電話，而且立即約見。後來我才知道，他為了跟我這個毛頭小子見面，就改動了兩個行程。講實話，他給我的印象是，很重視讀書人，很關心青年。而且當天中午，他還堅持拉我到仁愛路的老張擔擔面一起吃個便餐。我在他身上，看到很多蔣經國式的平民的、樸素的行事風格。當然我跟他實際匯報情況，我跟他說：「當時蔣主席鼓勵在野賢達出來參選，我們就去幫忙，不會要求我們只能幫無黨籍的，而不能去幫對國民黨比較有尖銳意見的『黨外人士』吧？第二次，我去幫忙發傳單之前沒有參加任何選務會議，事後也沒有再參與任何選務活動。單純發傳單，並沒有接觸選務，這是單純的機械行為，黨部要處罰我，毫無正當性。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不就因為我在台大社團有點影響力，老跟校內的國民黨勢力有對抗、摩擦嗎？」

其實，在台大，並不是我自願要加入國民黨的。我在台南念高二的時候，民國六十（1971）年五月，就主動申請加入國民黨。當時我是因為讀完孫中山的主要著作後，深受中山先生精神的感召，因而主動申請入黨。開了兩次小組會後，才知道上了賊船，國民黨是說一套做一套，不到兩個星期我就撕掉黨證，退黨了。後來是因為我考上台大，入學時要填基本資料：曾否入黨？我勾是！而當時我早就不是黨員了。我上大三時，因為在社團有點影響力，國民黨很頭大，後來發現我曾經入過黨，因此找我去談。我為了不想影響在社團一起奮鬥的夥伴，因此答應補辦入黨手續，但要求不可追究當年退黨的原因，黨齡還是從民國六十（1971）年起算。

我向錫公說：假使我有錯，你給我處分，我一定接受；如果我沒錯，安個莫須有的罪名，即使最輕微的處罰，我也不接受，那我將永遠脫離國民黨。以錫公對知識青年的愛護，我相信他做了很多努力，結果是執行最輕的懲處，停止黨權三個月，還刻意選在民國六十五（1976）年的暑假期間。於是我就此告別了國民黨，這是我跟錫公的第一次的接觸。

我第二次跟錫公見面，已是1980年3月，正是要出國留學的前幾天，那時的政治情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79年，國民黨內王升所代表的極右派力量急遽竄升，李煥突然被從權力的頂端打下來，身兼三個重要職位全部被免去，把他調去擔任一個閒差，中國電視公司的董事長。就在那時候發生了高雄美麗島事件（1979年12月）與林義雄家的滅門慘案（1980年2月），這些事情顯然都跟錫公的失勢有糾葛難分的關係。他的失勢意味著溫和派在國民黨中央的失勢，而王升組建的「劉少康辦公室」則代表軍方政戰系統主導著自中壢事件（1977年）以後的台灣政局。之所以會發生滅門慘案，看看這些極右派背景的， 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實，早在美麗島事件的前半年，我就已經私底下表達過我的憂慮。也就是說，從《美麗島》雜誌創刊以後，短短兩、三個月內發展太快，到各主要都會區成立辦事處，儼然是組黨的態勢，這對國民黨內的極右派是難以忍受的。當初的「中泰賓館事件」早已透露了一些極右派蠢蠢欲動的端倪。還記得我在1978年年初，在政戰學校為預備軍官舉辦的革命理論座談會上，曾跟當時紅透半邊天的總政戰部主任王升，有過一場尖銳的短兵相接。那場座談會有兩千多人出席，王升上將大肆宣揚那篇虛構的《南海血書》，以越南淪陷為例，大發反共、恐共謬論，嚴辭批判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座談要結束前，我以中士二級的兵階向他提問。我問，剛才王大將軍說：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是十七、八世紀的產物，而共產主義是十九世紀的產物。我們怎能拿十七、八世紀的產物，來對抗十九世紀的產物？我說，我擔心王大將軍的說法如果被廣泛加以引述，恐將對我們反共復國的前途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那請問中共在大陸「破四舊，立四新」，是拿十九世紀的共產主義在破四舊；而我們在台灣高唱復興中華文化。我們怎能拿幾千年前的產物，來對抗十九世紀的產物？當時王升被我問得啞口無言，只能支支吾吾稱讚我的學問好，座談會就這樣草草結束。自從那場短兵相接後，王升本人就不再敢參加預備軍官的革命理論座談會，而改派其執行總裁廖祖述中將出席。

我還記得美麗島事件爆發後兩天，即1979年12月12日晚，我親自到事發現場，目睹國民黨動用便衣情治人員，率領黑幫分子四、五十人提著鋤頭柄砸毀美麗島雜誌社在高雄的辦事處，然後又像一陣旋風似的，轉入對街的中興市場內，把一家參藥店砸個唏吧爛。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參藥店就是周平德的家。當時周平德並不在家，只留下一臉錯愕的周太太，跟一個還在就讀小學三年級的女兒（今高雄市市議員周玲妏）。我於心不忍，進去撫慰他們，一下子楊青矗（著名工人作家）趕來了，還對前來瞭解狀況的中興分局局長大肆咆哮。我記得當時向楊青矗說了，我估計國民黨今天晚上就會開始抓人了，你們只剩一條路好走，趕快去租幾台發財小貨車，每輛車上放一台影印機，分五、六條路線，把你們主張訴求散佈在台灣各鄉鎮的街頭巷尾。楊青矗當下還說：「不會這麼嚴重吧？」他給我的印象是，怎會判斷力這麼差，還敢投入政治改革運動？而當天晚上真的就全面展開搜捕美麗島事件的領頭人物了。

我是在這個背景下第二次去看錫公。我想台灣會變成這樣，肯定跟錫公這種重視青年、愛護青年、尊重讀書人、為人溫和的人下台有關，錫公這些人格特質都跟極右派水火不容。要是錫公沒下台，就不會發生這些不幸的事情。而我馬上就要去德國留學了，我跟他告別，也想跟他表示一下我對他的關心和對他所受委屈的致意。我是直接到他位於仁愛路的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辦公室拜會他。

我會到德國留學，是我的老師韓忠謨先生建議我去德國攻讀法哲學的。我還記得韓先生在1975年時，當時我在台大社團非常活躍，發生了剛剛說的那些事，當時韓先生身為法學院院長，一向愛護學生。他懇切地畫個圓圈給我看，說年輕人關心政治是好，但是讀書人關心政治不要陷得太深，陷到政治裡頭，到後來是一場空，希望我能好好讀書。不久，韓先生就去當考試院銓敘部部長。我這個人不奉承當官的人，即使再令人尊敬的老師去當官，我也不會去看他。兩年後，他轉任司法院副院長。後來為了懲戒桃園縣長許信良（為了余登發匪諜案，許發動到橋頭鄉遊行一事，被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裁定停職兩年），韓先生對這事深感不安，因此辭職以萌志。那時，他透過翁岳生老師打電話給我，說：「韓先生很想念你，希望你去看看他。」我到韓老師在溫州街的宅邸去探望他。其實，那時我要到美國留學的手續都辦得差不多了，而韓先生曾在美國耶魯大學留學過，他送了我一本包姆嘉頓（Baumgarten）寫的《法哲學》（Jurisprudence），跟我說：「你應該去德國攻讀法哲學才對。」遙想當年梁啟超在戊戌政變後，躲在船艙逃亡到日本，就利用在船上這段時間學好了日文。我雖不懂德文，韓先生鼓勵我去學。我也不笨，自修苦讀了八個星期後，參加教育部的留德語文考試，拿到最高分，那時令很多人大吃一驚。

錫公聽到我說要去德國留學，馬上問我：「德國有熟人嗎？」我說：「沒有。」他半句話不說，走到隔壁，交代秘書，寫了兩封八行書，是給定居在德國的陳姓與陸姓兩位僑領的，跟我說：「不管碰到什麼問題，就去找他們。」我當時非常感動。我心想，我也沒幫過他什麼，突如其來的、不假思索的動作，都給我留下刻骨銘心的感受。這兩封信，在德國陪了我整整五年三個月，我從沒打開過，更沒用過。我欠錫公一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