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救民主 以論述鑄兩岸

一、自殘民主以傷兩岸

在民主的道路上，台灣朝野政黨、官民之間，過去有過激情的對立，也有過激烈的抗議，多次以行動試探法律紅線，但沒有一次逾越過法律紅線。在進入民主政治前後，我們都經歷過街道抗爭、廣場被佔、警民對峙，累月不散，但是政府依然正常運作，司法依然堅守職責，中華民國邁上選舉的道路，逐步轉型成民主社會，仍有不少異議之音，為表意見，聚眾遊行，偶有衝突，皆在法內，在兩岸關係中，台灣每多以之自豪、自傲，嘲笑大陸，指責中共。

然而「318青年運動」事件上演的則類似大陸當年的紅衛兵，秉持「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革命哲學，棄學識、曠課業、潛立院、占議場、毀公產、竊私財、沖機關、圍分局、辱警察、以人民自況，以民王自居，視規矩如無物，踐民主如民粹，而藍綠惡鬥、政客火並、立委護航、行政示弱、媒體媚俗、學界（包括自己）失語、商界噤聲、社會沉默，以致法治失守，民主沉淪。事已至此，仍未甘心，「五一」串連，「初夏」再聚，大有旬日一小鬧，累月一大鬧之勢，興革命以反中，倡封鎖為愛台，兩岸競爭，台灣之哀，莫此為甚。

「318青年運動」事件，聚眾起哄的核心稱是為了反對「兩岸簽訂服務貿易協議」，然而群眾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認知來自「反服貿」宣傳，一如當年台灣的反共價值觀來自反共的宣傳，完全不是對客觀事物或客觀對象的認識和理解，或是立足經驗基礎的結論，這是一種以立場找證據，先結論再證明的一種自我證成，相互取暖式的價值觀的強化，失去作為青年學生追求知識，追求真理的原初的科學精神，所以不是「學運」而是青年群眾運動，其實這一場群眾運動真正核心價值還是自我封閉，成為「宅島青年」。特別從他們後來去抗議不同意見的媒體來看，這些「宅島青年」只具民王心態，少有民主的修養，所以他們大言不慚地要「呼籲朝野立委響應民間訴求」，當然這一方面從策略層面去切割運動與某政黨的關係，以造成中立的、無政黨支持的形式印象和效果，另一方面他們也忘記朝野立委，原本就是具有合法性民意的代表，反而是他們的行徑阻礙了他們的權力行使。

二、「宅島青年」的特徵：

「宅島青年」之所以「宅」，源於他們的內在焦慮：

首先是他們對中國大陸的敵視：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中，他們不念中國歷史，所以不會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在他們心中台灣與「中國」是分離的，更是對立的，他們的經驗中，中共是處處在所有的國際社會打壓台灣，他們不理解為什麼大陸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也不理解北京為什麼硬要將「一個中國原則」強加在台灣頭上，也不想理解，他們認為自己的認知就是對的；因此，馬英九說台灣與「中國」是「一國兩區」，說「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當然就是賣台，然而中國大陸的崛起和強大，又使他們對台灣的前途感到無奈與迷失，結果只能在島內反「中」，任何言論、倡議與中國大陸加強關係，加大交流的作為，都令他們不解，「中國」處處對台灣有敵意，為什麼還要與之交流，甚至簽協議，讓他們進來作生意，賺台灣的錢，買台灣人的心，最終把台灣賺走，他們認為兩岸不應該有「協議」，所以他們主張「退回服貿」。

其次對兩岸統一的恐懼：由於這一代台灣的「宅島青年」對「中國」的敵視，當然對中共的統一政策特別警覺，儘管兩岸的服務貿易協議，只是經濟事務但在反對者看來，北京的「讓」證明了北京的政治意圖，正如《紐約時報》當時的漫畫所示，「服貿」只是北京的「木馬屠城」，根據新台灣國策智庫在4月2日所做民調顯示，有45.0%的台灣民眾認為「服貿」會使兩岸走向統一，其中20至29歲的年輕人更高達59%，若加上同時認為服貿會促進經濟發展，則有將近80%的民眾擔心「服貿」會使兩岸走向統一；所以在他們中間可能也認識台灣的經濟如果不往外拓展，有可能被邊緣化，但對統一的恐懼超過對被邊緣化的憂慮。所以在反服貿四大訴求中，出現「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和「完成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兩大政治訴求，進一步分析，這兩者前者是「318事件」青年群眾運動的高綱領，後者則是「318事件」青年群眾運動的低綱領，其「高綱領」觸及各方底線，勢必是台灣的災難，不可能做到，所以在「低綱領」見好就收，不失面子，他們可能也認為這樣不僅僅是破壞了兩岸的服務貿易協議，也阻止了兩岸關係的再發展。間接也剎住了統一的趨勢。

其三對台灣的不自信：長期以來，台灣的政客為了不同的政治目的，在建構台灣的主體性時，不約而同地採用反中，以區隔敵我的方法，來建立自己的主體性，蔣介石時代以反共的教育，建立自己權力的合法性，李登輝則以中國崩潰為假設，阻止兩岸交流的正常發展；陳水扁則以中國威脅為前提，主張一邊一國；這些從台灣來看，自認為合情合理的意識型態和政策，必然遭至北京的反對，而北京的反對，又成台灣主體性的正當而世俗理由。

在現實中，蔣氏父子的反共主體性，遭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展現其強勁的生命力，李登輝的中國崩潰論的反中主體性，遭遇到中國的經濟騰飛，成為第二大經濟體；陳水扁的中國威脅論的仇中主體性，遭遇到北京的和平發展，共同家園，兩岸一家親等政策的推動，加上後冷戰形勢下，國際格局的大變化，這使得台灣以反共、反中和仇中所建立的主體性，失去了可以參照的對立面，加上陳水扁時期台獨的努力同時遭受北京與華盛頓的雙重壓制，使得台灣的「主體性」發展陷入膠著困境，台灣社會出現焦慮、彷徨和迷失，而馬英九提出「不」的意識型態，暫時以「不統、不武」滿足了獨派策略性需要，以「不獨、不武」滿足了北京的面子，以「三不」服從了美方的利益，因此，順利地完成了第一個任期，然而「不」的意識型態可以作為暫時的過渡，並未回答台灣「主體性」發展的困境，而且從獨派來看，既然不統為何交流越來越密切，在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對比之下，馬的作為是不統而統，焦慮越來越深；對統派而言，既然不獨為何不能進行政治接觸、政治談判，簽訂和平協議，所以馬的作為是「不台獨」而「獨台」，所以馬身陷「318青年運動」事件的困境，沒有人出手相助。其結果對台灣社會而言，與大陸「三通」，而物質上，「利」未能加惠市井百姓；以「三不」為施政理念，而精神上，「論」不足以揭示未來目標，對青年而言，現實的工作薪水不足瞻養親人，未來的前途又不知道何去何從，對台灣沒有自信，對個人就沒有競爭力，既失鬥志，青年就只能拒絕國際化，在這個問題上馬英九的執政是必須負責的。換言之，有著強烈反中主體性的台灣人想知道為什麼台灣和大陸交流不會被大陸「吃掉」，如何在世界都承認北京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所情況下，我們主張「一國兩區」，不會損及台灣的主體性，中國國民黨如果能提出一整套合理的論述，引導台灣人民建構理性的主體性，而非反中的主體性，才能提供台灣人民新的選擇，而不是情緒性的選擇或壓力下不得不的選擇。才能重建台灣人民的自信，讓台灣人民擺脫或親中、 或反中的二選一窘境。

三、結論：

（一）從兩岸關係的趨勢來看，自新世紀以來其走向一直是以中國大陸為主變項，以中美關係為關鍵變項，而台灣看似主角，事實上，只是配角；從台灣自身來看，「318青年運動」事件有點類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上發生的一次操作錯誤，以致損壞了排擋，所以以後每次發動，都必須先行查看自己的排擋；所以它必然拖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速度，其結果極可能如大部分學者所估，台灣拖累的是自己的競爭，加速的是被邊緣化的速度，其後果自然是台灣2,300萬人的共業。

（二）沒有法治的民主就是民粹法國的政治發展，從羅伯斯庇到戴高樂將軍付出了近一個半世紀的代價，台灣如果不以此教訓為戒，就算付一半於法國的時間，也需要70、80年，則台灣的民主政治成熟從今算起還要50年，正處於全球化快速變化的世界會等台灣嗎？屆時的台灣還能參與國際嗎？此外民主政治也是制衡政治而非制約政治，行政、立法、司法各自獨立才是制衡，台灣當今的政治運作反而有點類似議行合一的議會專權制，行政權幾乎沒有自己的獨立性，這會損及政府對內處理公共事務的能力，對外損及談判、締約的威信，也不利民主政治的發展，民違法不可不究責，官依律不可不辦差，依法行改，依法治國在民主社會缺一不可。

（三）淡定中處理台灣的變數，似乎是中共對台工作部分針對「318青年運動」事件的最初反應，迄今為止好像只有尤權（福建省委書記）的訪問團取消，張志軍的訪台延後，其他交流似沒太大影響。透過這一次的事件，北京必然更清楚台灣政治的政黨及政客的利益互動，當然也會更細膩，更有深度去理解台灣青年的心態，兩岸歷史教育、和社會化特別是政治社會化的差異，之後就更有計劃地去作台灣青年的工作，范麗青在「國台辦」（2014）年4月16日的記者會上說：「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台灣青年學生參與到兩岸交流的潮流中來，更多地瞭解兩岸關係發展的實際情況，為維護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做出努力。我們一直積極鼓勵兩岸青年包括兩岸學生加強交流，也願意為兩岸青年學生的交流多提供一些幫助，希望兩岸青年多加強瞭解和理解，增進感情。」至於兩岸服貿當然不可能再談，但仍然有可能以其他方案，提供兩岸經貿的便利往來，畢竟在這個領域，大陸來台灣的意願不急也不高，所以兩岸監督條例可以困住台灣的行政權，對大陸的影響有限。真正有影響的恐怕是兩岸兩會互設辦事處的議案，有可能延後，但如果能在明年設立，依然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里程碑，雙方還是可以努力促成其事。（2014-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