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馬習會」共商結束兩岸政治對立

論馬英九的困境與突破


在「反服貿」的學運壓力下,一個只須向立法院備查的案子,結果變成必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通過後再逐條實質審查,要兩岸服貿協議通過,還不知何年何月;在林義雄絕食抗議下,經過30年,花費3,000億的核四電廠,也被迫停工。之前,還有「洪仲丘案」、「大埔案」。

「三不會」和「四個繼續」

一個民選的政府必須聽命於少數的街頭運動,那只須群眾運動治國,又何須民選政府治國?所以,台灣出現了一個名詞,叫「街頭決策」。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還必須「事前參與,事後監督」,又置立法、行政兩權的分立於何地?

對馬英九政府的政策,反對黨,甚至少數街頭運動都握有否決權,而窒礙難行,更有《經濟日報》(2014-06-09)傳出:「兩岸服貿協議爭議雲霧未開,加上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闖關難度高,據瞭解,大陸近期已暫停各項兩岸協議,包括兩岸貨品貿易談判、爭端解決機制,以及航空、觀光、海運與郵政協商等。」後雖說是「放緩」而非「中斷」,但這也等於說,北京當局不再以馬政府為談判的對手,之所以如此,是馬政府已失去了決策的能力,談也是白談了,不「中斷」,也得「放緩」。

雖兩岸的協議「放緩」,但6月12日,陸委會宣佈6月25日,張志軍將來台。並且,6月15日,張志軍在出席「海峽論壇」時表示,將堅持「三不會」和「四個繼續」。「三不會」為「方向不會變,步伐不會停,信心不會減」;「四個繼續」則是「繼續推動兩岸經濟交流合作,繼續推動大陸居民赴台旅遊健康有序發展,繼續大力推動兩岸基層交流,繼續為兩岸交流和人員往來提供便利」。

雖有「三不會」和「四個繼續」,但這次張志軍訪台卻避開了台北市,而只訪問新北、台中、彰化、高雄,並且,安排了與民進黨籍市長陳菊見面。除了與陸委會主委王郁琦會面外,重心都放在基層民眾,工會、農會、漁會,尤其是青年。上次陳雲林訪台還會見了馬英九,這次張志軍則沒有安排。

馬英九何以落得如此困境,而無所作為。我們認為有三重原因。一是台灣民主化的宿命,二是黨內改革的失敗,三是失去國家奮鬥的目標。

3月1日出版的《經濟學人》,似乎預見了台灣「三一八學運」,而刊出《民主病在哪兒》(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 ,中譯請見《海峽評論》4月號)的封面文章,而引起了西方媒體的一陣子熱議。

這個議題之所以被挑起,根據《經濟學人》的說法,是來自於二方面,一是2008年以來的「金融海嘯」,西方國家受傷甚深,至今不能恢復;一是中國的崛起不是以西方模式而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但閃過了「金融海嘯」,而且很快就要超過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當年福山所預言的「歷史的終結」被終結了。

馬英九命定的民主困境

美國向非西方國家推銷的民主,在「顏色革命」後建立的民主政府,或被政變或被驅逐,國家不是陷於動亂就是內戰,而使得許多發展中國家嚴肅的面對「中國模式」,而非西方的民主模式。《經濟學人》還舉實例說明:

「中國領導人有能力處理國家建設方面的重大問題,而這些問題可能困擾民主國家數十年。例如,中國僅用了兩年時就實現了2.4億農民享受養老保險--這要比美國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總人口多得多。」

美國的高速鐵路已經討論了十幾年,但受高速公路和航空公司財團的抵制,至今連一公里的高鐵也沒建成。但,中國不聲不響,高鐵速度世界第一,長度也世界第一。甚至推銷到國際,建成跨國跨洲的高鐵。

美國每年死於槍枝氾濫的人數甚至多於一場小型戰爭,但是禁槍卻禁不了。醫保是對人民健康的基本保護,但美國的全民醫保卻推動不了。在民主制度下,美國是「善善不能為,惡惡不能去」。甚至政府停擺。

《經濟學人》還引述皮尤的民調說:「許多中國人願意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忍受現行體制。2013年皮尤在全球態度調查顯示,85%的中國人對本國發展方向『十分滿意』,而在美國這一數字僅為31%。」

西方反華勢力不斷攻擊中國不自由、不民主、不人權,但中國人民卻有85%的「十分滿意」,而美國只有31%,中國人民滿意現有的中國體制,西方反華勢力最多只能在海外製造幾個「自由民主」的樣板人物諸如劉曉波者流。

在這一波的西方民主危機的討論中,揭發了不少西方民主制度的問題。例如,以選舉爭奪政權,雖然可以「以數人頭代替打破人頭」,但即使在西方民主國家,亦免不了政黨惡鬥。

在西方民主選舉中的選民是一般的個人,沒有經過特殊教育,只能瞭解個人利益,而不見得能認識到整體利益;只能認識到眼前利益,不見得能認識到長遠的利益。個人利益又各有不同,所以,候選人只能眼光短淺,「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或乾脆「空心菜」,正是李遠哲的名言:「競選諾言不必兌現。」

國家當有百年大計,但兩任總統只有8年,或一旦政黨輪替,政策變化,所投下人力、物力全部泡湯。林義雄以絕食相威脅,時經30年,耗資3,000億元的核四隻好被迫停工就是明證。

候選人當選,靠的是個人魅力、人脈關係,和募款能力(財團支持),而不是經過層層考核拔擢上來的「選賢與能」,所以免不了要受制於財團,或某些利益團體。

今天台灣的政黨惡鬥,這是馬英九命定的民主政治困境。

國民黨黑金政治還是盤根錯節

馬英九的困境還包括黨內改革的失敗。我們考察中國歷史,舊政權改革成功而功成名就的,古今只有二人,即子產與鄧小平。

改革一定有既得權益階級受損,才會有多數人民受益。子產改革之初,就有人詛咒他:「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改革成功後鄭人又謳歌他:「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左傳,襄公三十年》)故子產死,「鄭人皆哭泣,悲之如喪親戚」,並且,孔子泣曰:「古之遺愛也。」(《史記,鄭世家》)

子產的功成名就卻是「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左傳,昭公四年》)

「民不可逞,度不可改」,但馬英九卻為「洪仲丘案」20萬人上街頭就廢軍法為司法;又為太陽花學運停審服貿;且為林義雄絕食,而核四停工。在台灣民主政治下,馬英九能做到「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嗎?

另一近代改革成功而功成名就者當為鄧小平,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在30年內,讓六億人民脫離貧窮;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被比爾‧蓋茲譽為「人類最偉大的制度」。

但鄧小平卻鎮壓「六四」學生運動,堅持共產黨領導,「穩定壓到一切」。馬英九能做得到嗎?

另外,在中國歷史上,有改革成功但身死車裂的商鞅。另外,王安石變法、康梁變法都是改革失敗的先例。

國民黨李登輝以皇民化撕裂族群的黑金政治,在2000年失去中央政權,劉泰英被判入獄,但在地方政府和議會,國民黨的政治勢力還在,黑金政治還是盤根錯節。

連戰任黨主席,雖在國民黨失去政權後,穩住了國民黨,驅逐了李登輝,並且,訪問北京,達成歷史性的國共和解,但對國民黨的「黑金」卻也無法處理。

馬英九任黨主席後,遭遇特別費案,只好辭黨主席,待2008年就任總統後,又重任黨主席,才真正開始黨內改革。

首先,馬英九禁止一切的賄選,逼退送禮賄選的國民黨中常委,致使整個中常會委員全體「補選」。

又,賄選定讞而缺額的立委提名,馬英九堅持「寧缺勿濫」,堅決禁止賄選,致使國民黨候選人紛紛落選,而被譏為「不賄選就不會選」,並得罪各地方派系。

馬英九總統就任後,企圖超越酬庸政治,及緩和政治衝突,而任命一些非國民黨員,又引起黨內批評為「親綠不親藍」。馬英九提名的考、監委員,竟在國民黨多數的立法院被擋了下來。

馬英九企圖超越「黑金」而提拔年輕人,不意林益世、賴素如竟也貪污索賄,而形象大壞。

必須建立國家奮鬥的目標

馬英九是執政黨主席,在立法院卻有兩個反對黨,一個是在野的民進黨、台聯黨,還有一個竟是自己的國民黨。

並且,立法院還掌握在王金平院長手裡。王金平在連戰之後,和馬英九競選國民黨主席慘敗後;又與馬英九競爭爭取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失敗。

王金平出身高雄白派,進立法院後,由「十三兄弟」到「集思會」,在李登輝的提拔下,由副院長而院長,控制政府預算,是「黑金政治」劉泰英公館的座上客,長袖善舞、八面玲瓏,藍綠通吃,三屆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喬(關說)家大院」院長,身段柔軟,誰都不得罪,誰都幫忙,是謂「王金平沒有敵人」。

甚至王金平拒絕使用警察權,只要民進黨一霸佔主席台,議會即癱瘓,無異給民進黨擁有否決權,根本瓦解國民黨多數黨的優勢。

除了選舉的恩怨外,王金平也是馬英九要改革國民黨黑金政治的第一人。

去年,王金平被監聽錄音到為民進黨立院總召柯建銘司法案關說,結果向馬英九檢舉王金平的最高檢察總長竟因洩密而有罪。王金平雖違反立法委員行為法,但無罰則而無事;且連開除黨籍,國民黨也竟然一審敗訴,還在上訴中,馬英九的黨內改革徹底失敗。看樣子,王金平的院長和馬的總統還得要相始終了。

馬英九推動黨內改革失敗,在立法院有兩個反對黨,又如何能推動民進黨不同意的政策立法?

馬英九除了民主化宿命的困境,和黨內改革失敗的困境外,國民黨還有一個長期以來的失去國家奮鬥目標的困境。

1949年,蔣介石雖敗退台灣,但仍堅持「反攻大陸」的國家目標。自被逐出聯合國之後,到了蔣經國的時期,「反攻大陸」退而成了「革新保台」。中華民國的「革新保台」若只止於「保台」,又與台灣共和國的「保台」何異?何況,台灣共和國若能獲得國際承認,或參加聯合國,當然要比被逐出聯合國的中華民國更多一重國際保障。

故台灣共和國成為「是不能也,非不願也」。當年新黨反台獨唯一的理由也只有「中共會打過來」,如果中共不要打過來,新黨要不要反台獨呢?

自亞里斯多德起,就知道善惡的價值判斷是目的論的。人在十字街口,往那走才「好」,必須根據目的來判斷,如果目的在北邊,往北走就好,往西走就不好,「不好」是因為達不到目的。

要建立政治好壞或善惡的價值判斷,就必須要建立國家奮鬥的目標。

民族主義是救國的寶貝

自「反攻大陸」無望論後,國民黨就只能「革新保台」,而不再講國家統一了。既不講統一,又不講台獨,國民黨在台的國家目標在那裡?沒有國家目標,國民黨政治是非的標準又根據什麼?沒有是非的價值標準,要論述主張些什麼?所以,台灣民主化後,每次大選,國民黨都沒有論述,只能跟在民進黨後面「拿香隨拜」。

要領導國家,必須要有國家目標,奮鬥才有方向,歐巴馬的國家目標是美國還要領導世界100年;普京的國家目標是恢復蘇聯的榮光;習近平的國家目標是「中國夢」;安倍的國家目標是日本國家正常化;民進黨的國家目標是台灣主權獨立。唯馬英九隻有「不統、不獨、不武」,而沒有國家目標。馬英九沒有國家目標,反服貿的台獨學生反而變成了「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愛國主義。

國民黨不是沒有國家目標,今年是興中會創立120週年,興中會國家目標是「恢復中華」,即中華民族復興。另外,國家統一的國家目標仍明文於今日國民黨黨綱中。

中華民國也不是沒有國家目標,中華民國的國家目標明文於憲法前言,也明訂於國歌中,即「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甚至憲法增修條文仍預設了「國家統一」。

國家目標屬於民族主義,歐巴馬、普京、安培、習近平的國家目標無不是民族主義。孫中山有言:「民族主義是救國的寶貝」。

馬英九無法脫出台灣民主化宿命的困境,也突破不了黨內改革失敗的困境。唯一能突破的當是突破失去國家目標的困境。要突破失去國家目標的困境,則要恢復台灣人民的中華民族主義。

台灣人本來就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台灣文化本來就是中華文化。這也是日據異族統治下,蔣渭水等台灣先烈所堅持的民族立場。

台灣處於中國的海疆,近400年來,一直是中國勢力與外國勢力拉扯角逐之地。至今,中華民族復興在望,也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回原鄉」的時候了。

馬英九總統,恪於台灣民主化的宿命,困於立法院的杯葛,或許已無作為。但是,馬英九將可以國民黨主席的身份,繼「連胡會」國共和解之後,來個「馬習會」,共同聲明,在「九二共識」下,第三次國共合作,共商結束兩岸政治對立,完成祖國和平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只要雙方有意願,會面的時間和地點都是容易克服的小事。

國民黨在台雖是執政黨,但畢竟只是民間政治團體,不代表官方,「馬習會」的聲明也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不需要經過立法院審議,直接訴諸選民支持,只要是國民黨執政,就可以是國民黨的政策。

恢復台灣人民也是中國主人翁的地位

兩岸的和平統一,也就是恢復台灣人民也擁有的大陸領土主權,恢復台灣人民也是中國主人翁的地位。台灣人民到全世界走路都會有風,又為何要把台灣人民矮化成2,300萬人邊緣化的小國國民?甚至不知自己是那國人的「亞細亞孤兒」。

恢復中華民族主義,重建國家奮鬥的目標,振作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這不但是突破馬英九的困境,並且也是中國國民黨在台唯一的活路。

孫中山以「四大寇」推翻滿清,建立民國;蔣介石以黃埔500子弟北伐中原,統一中國。今天的馬英九和國民黨的條件,遠超過孫中山和蔣介石,「馬習會」當是「是不為也,非不能也」的問題。

馬英九要不要突破目前的政治困境,要不要「馬習會」,那當是「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