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西方彎路，科教改革正當時

2010年我與諾獎經濟學家艾德蒙．菲爾普斯，及索羅斯會面，兩人不約而同地問了我一個類似的問題：西方的衰落難以避免，中國人學習很快，但中國的創新能引領世界走出一條新路嗎？

當時我的回答是：中國知識分子目前還在趕超美歐的成就，很少有人想這樣重大的問題。但是中國有一個優點，就是沒有宗教的意識型態障礙，我們可以全方位地學習各個文明和民族的經驗。

危機意識課

凡是有機會在國內外旅行的人們非常清楚，中國製造業的規模和競爭能力，以及一線大城市的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已經超越西方發達國家。在核能、航天、高鐵、通訊等尖端科技領域，中國已經處在世界前列。

而中國發展面臨的最主要的障礙，正是西方控制技術的制高點和金融營銷網絡，導致如蘋果公司那樣的壟斷企業出現，95%的產品加工製造在中國和東亞國家，但是工人和製造商只分享利潤的百分之幾，利潤的一半以上為跨國公司的高管和大股東佔有；中國在國際商品市場上是最大的買家，但是定價權掌握在西方壟斷金融寡頭手中。

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價格體系極不平等，才導致全球資源佔有的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中國的結構調整和頂層設計究竟該面向何方？我們是不是該遵從主流學界和媒體的主張，繼續在西方的老路上亦步亦趨，搞福利社會和議會憲政，放棄中國獨立的科技政策和發展戰略，讓西方主導的全球市場來把中國發展的軌道納入西方主導的依賴經濟體系之中？

所幸的是，日本和南海諸國，在釣魚島和南海挑戰中國的沿海主權，又給我們補上了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和朝鮮戰爭以來的危機意識課。中國人民和未來的決策者必須清醒地意識到，中國雖然GDP規模遠超過俄國，但是中國的科技水平還沒有達到前蘇聯足以叫板美日的地步。

中國明清時代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全球化體系，輸給西方軍事工業主導的西方全球化體系的基本原因，不是什麼憲政、專制，大政府或GDP，而是人文禮治，是非科技競爭主導的科舉教育和選拔體系。

回顧拉美、東歐、美國和歐債危機的教訓，都是借債消費導致不可持續的物質繁榮。中國下一個發展目標必須集中精力打造世界領先的科技教育體系，才有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和真實的幸福生活。

換言之，中國的強國夢，必須超越鋼產量、GDP或人均GDP這樣表面的量化指標，應建立有歷史遠見的創新體系，佔領國際競爭的制高點。否則，中國還會在下一次爭奪資源和市場的全球競爭中面臨被動挨打的局面，從而頃刻喪失目前積累的社會資本。

日德趕超戰略的歷史教訓

我的日本科學家友人，曾經語重心長地與我講述過日本與德國不同趕超戰略的歷史教訓。

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知識菁英們在遍訪西方列強之後，深感日本與西方的差距太大，從基礎科學做起費時太長，決定採取模仿趕超的急功近利之路。

他們以為等將來日本縮小與西方的技術差距之後，再深打科學基礎不遲，卻沒料想到，趕超西方的科技戰略，影響到日本接班人的選拔體制，因為老一代的模仿者只會識別新一代的模仿者，而非選拔挑戰者接班，使日本至今在科學、人文和國策上走不出西方模仿者和依附者的窠臼。

日本思維的獨立性和創新性不僅不如德法和蘇聯，也不如以色列。日本在1970年代的製造業，雖然摸索出自己的發展戰略、公司文化和金融體制，成功抵制了西方資本對日本工業的控制，出口貿易可以打入美歐市場。但是日本學者不僅沒有把日本經濟起飛的經驗總結為理論，而是盲目倣傚美國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結果導致日本1990年代的10年停滯，喪失擺脫依賴美國的歷史機遇。

反觀德國，雖兩次世界大戰都未能打破美英壟斷世界資源和市場的格局，但是德國的科學技術和製造業分別挑戰著英美的科技領導權。不但在理論上主導了20世紀的物理學革命，而且保持了世界工業技術的領先地位。

二戰後，德國又主動聯合法國創建煤鋼聯營和歐元，發展歐盟以在市場規模上和美國、蘇聯競爭，把歐洲的經濟和金融主導權從傳統海洋貿易國手中轉移到先進大陸工業國手中，使德國能在發達國家中保持技術工人的競爭力和福利水平。

蘇聯早期的科學化與工業化，學的是德國而非英國模式。蘇聯在蘇德戰爭前，已經建成獨立的科學體系，在工業規模上超過德國，戰爭中斯大林竟然在監獄中為犯錯誤的科學家建立研究所，研製成新型的飛機坦克，結果打敗希特勒，並在戰後首先發射人造衛星，制衡美國的冷戰霸權。

可惜的是，蘇聯的自然科學研究自成體系，但社會科學卻故步自封，不敢開放競爭，導致蘇聯菁英階層被西方價值觀俘虜，喪失自信，不戰而潰。

中國創新體系的差距

和前蘇聯相比，中國的優點和弱點都是現代化過程中的雙軌制。一方面，在兩彈一星的國防工程中，中國有幸有錢學森、錢三強這樣世界水平的科學家帶頭，打造了一支堅強的基礎科學隊伍。但是在航空、汽車和電子領域，當年主管留蘇的部門採取急功近利的趕超路線，把剛剛完成基礎教育的留學生提前召回國，以致這些領域缺乏學術帶頭人，只有模仿能力，缺乏創新能力，至今沒有建立起世界級的研發體系。

改革開放時期，主管市場經濟的決策部門，試圖以「市場換技術」策略來縮小中國工業的技術差距，時至今日，實施該策略的產業，其核心技術依然受西方壟斷企業控制，國內民族企業的成長空間還不如趕超階段的日本和韓國。汽車業貽誤發展新能源汽車的戰機，正是「市場換技術」策略失敗的典型案例。

中國未來20-50年的結構轉型和頂層設計，必須擺脫對美國主導的不合理的國際勞動分工格局的依賴，探索適合中國國情，又超越西方彎路的新發展模式，打造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科學教育體系，引領世界建立新的國際勞動分工秩序。

和前蘇聯相比，中國目前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都處在趕超階段，科教投資的重點，還是重硬件輕軟件，重數量輕人才。中國如不決心改變這種局面，把科學教育立國作為強國強軍的基礎，就沒有超越西方的可能。

和先進科技國家比較，中國建立科技創新體系的差距在哪裡？依我個人的實地觀察，主要有如下幾點：

第一、中國的重點大學規模數量雖然很大，但依然是傳統教學型的大學，不是研究型大學。除了少數個人和領域，基本上缺少國際領先的科學家，所以教學和科研還在模仿、追趕國外20年前的成果，對近10年間新發展的科學技術走向，沒有獨立的判斷能力。

第二、中國的產業和高校研究相分離，使學校不能為企業培養創新研究的將才。中國的重點大學辦成留美預備班，為西方培養後備軍而非為中國培養領軍人才。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工業部體制強調產業政策，忽視經濟效益，改革開放時代的國資委強調經濟效益，卻忽視產業政策，兩種體制都無法鼓勵跨學科的研究。

第三、中國改革開放時代分灶吃飯層層包干的財政體制，鼓勵了地方發展的積極性，但是削弱了整體佈局的調控能力，加劇了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嚴重制約了中國科教體系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國內目前嚴重的腐敗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科學管理落後的問題。

這三個因素導致中國難以建立獨立自主的科技創新體系和經濟發展模式，使中國的企業界在引進國外技術時，總是模仿即將淘汰的主流技術，缺乏技術變革的前瞻性。

值得鼓舞的是，中國的高鐵發展集中採購西方各國的技術，加以整合創新，超越了西方和日本的現有技術，實現跨越式發展。中國未來的產業政策，要總結高鐵的成功經驗，避免走汽車業的彎路。

中國正值科教體系升級的好時機

西方嚴重的財政金融危機，給中國科教體系的升級帶來難得的機遇。目前，中國每年培養的研究生和出國的留學生在規模上已經世界領先，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數量和設備也有很大發展。但是，中國目前科教體系升級的主要障礙是結構性的，沒有中央主導的頂層設計和結構調整，單靠各大學發揮地區的積極性，無法和美歐一流大學在全球競爭一流人才。中國政府的領導層必須高瞻遠矚，有大戰略和大動作才行。

依據我對世界頂尖大學的觀察，給中國下一屆的決策者提幾條建議，拋磚引玉，請大家研究。

第一、建立科教獨立創新的保障體制。建議中央重新制定中長期（15-20年）的科學發展規劃。

中國的農業大躍進是失敗的，但是科學大躍進是成功的。中國所有的高科技包括兩彈一星，都從1950年代起步，起點是12年科學發展規劃（1956-1967）。新的科技規劃不僅要規劃重點發展的學科和研究課題，而且要改變不合理的科教佈局。

歐美的科學中心，如英國的劍橋大學、德國的哥廷根大學、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都建於鄉村環繞的中小城市而非大城市。小城市地價便宜，環境優美，沒有喧囂市場和動盪社會的干擾，教員和學生才能專心做學問。吸引世界各國優秀人才的主要因素，是世界領先的學術導師和安靜的教學生活環境，不是什麼物質刺激和巨額獎金。

而中國的主要大學集中於北京、上海等少數大城市，房地產價格的高漲幾乎阻斷吸收年輕學者的渠道。有限的科研經費主要用來蓋樓和改善硬件，無力投資人才。大城市商業和社會活動繁多，大大影響學術空氣。內地省份和二三線城市的新建大學，校舍優美但是缺乏人才。

這樣結構性的不平衡局面急需改變

目前發達國家和中國都面臨老齡化的問題，西方延遲退休年齡，而中國目前的退休年齡還是50-60歲。大量中老齡人才在大城市退休接受空氣污染增加醫療成本，對人才是極大的浪費。中國可以學習日本鼓勵一流大學的老齡教授移居二三線大學發揮餘熱。

目前美國和西歐的福利系統，都沒有統一的流動機制。中國要勉強建成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必然加劇內地人才向沿海移動，加大地區的人才差距，惡化沿海的房地產泡沫和產業轉移。不如率先試行全國科技教育人才的統一社保，改善科技教育醫療重點設施的綜合佈局，鼓勵人才的雙向流動：即內地年輕人才有機會到沿海一流大學學習和進修，沿海一流大學的中老齡人才到內地休養和執教。

第二、改變學校和學者的評價機制。

如何選拔學科帶頭人，決定科研追求的是短期還是長期目標。美國流行商業化的量化管理，基於SCI文獻指標上的論文篇數給大學和學者排名，基金資助多數是短平快的2-3年的短期項目，結果鼓勵學術追逐時尚而非原創研究。

德國選任研究所的所長則重視圈外專家的評估，學者評級不計較論文數量，而是重點評價三篇原創性的貢獻，每屆所長有七年的任期，遠遠大於美國和中國科技項目的年限，以保持德國科學的原創性和技術領先，突破美國學術規範的話語權。

中國兩彈一星的超越發展，也是在科技攻關中選拔人才，而不是憑國外發表論文的數量或排名。

目前社科領域的一個奇怪的現象是：研究中國經驗的論文無法在國內外的主流期刊上發表，套用西方理論誤解中國發展的文章在中國主流學刊和媒體上大行其道。造成這種不合理局面的重要原因，是過去盲目引進的美國科技評價體系。把科學的主導權和話語權自願奉送給美國主導的學術規範。要改變這種情況，中國必須發展多軌的評價體系，避免一刀切。重大項目的攻關，國情的原創研究和國際刊物的發表，各有自主的成長空間。

第三、改革目前大學依賴財政撥款和自營創收的資助體制，建立類似美國土地贈與大學和免稅的大學研究基金。

目前即使中國一流的重點大學，財政撥款不夠大學運營費用的三分之一，逼得院系主任辦種種營利性的學習班，把高等大學辦成西方主流理論的批發站，而非挑戰西方理論的原創基地。我認為中國大學靠財政撥款維持運作之外，對長期性的戰略研究，必須另外謀劃經費來源。

建議把國資委控股的國有企業高達16兆的國有資產，實行三三制管理。不搞國企產權的私有化，但是可以試行戰略國企產權的社會化，為國強民安奠定資產基礎。建議國企分紅的三分之一用於基礎建設，三分之一用於社會保障，三分之一用於設立大學研究基金。基金會的構成與大學的研究領域和相應產業的發展方向相關聯。跨學科重點大學的資產管理可以超越目前的地方行政體系。

可以預計，中國在20年之內，可以打造世界一流的科教和產業集團軍，從而佔領國際勞動分工的制高點，改變中國高科技人才給西方廉價打工的局面。

如果我們能認清國際形勢和國內差距，從國際勞動分工的大局著眼，制定中國的自主發展戰略和科教結構調整對策，則中國在20-30年內，有希望佔領世界創新的制高點，重現中華文明的創造力，並引領後美國世界的全球化。

21世紀的中國夢，要站得高，想得遠！

（轉載自觀察者網 http://www.guancha.cn/chen-ping/20130314_13189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