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與七七抗戰

抗戰是中國人生死存亡的一場大戰。它是全中國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與黨派都參與的戰爭。

對這樣的戰爭，當時日本殖民地台灣，讓人意外的也有眾多熱血青年投入戰場。所謂不分黨派，指的是國民黨與中共都參加了這一場聖戰，台灣竟然也有為數不少的青年分別加入國共兩個陣營，間接投入抗戰。這裡介紹台灣人在戰爭期間與國共兩黨的關係。

中國抗戰與台灣革命乃一物之兩面，非相輔為用，不足以速其成。……台胞欲變奴為主，亦必須協助祖國抗戰。

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

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傾向國民黨，這段話反應他們看待台灣人與中國抗戰的關係，我們就以此展開來介紹國民黨陣營的台灣人。

台灣志士與國民黨

一、外交部門

黃朝琴是戰時唯一派駐海外的台籍高階外交官。「台灣文化協會」要角之一的黃朝琴，1897年生，台南鹽水人， 1923年自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再到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攻讀政治碩士， 1935年5月出任駐舊金山總領事。

抗戰爆發，黃朝琴召集舊金山僑領，成立「金山華僑救國總會」，協助中國抗戰，黃朝琴為名譽會長，鼓勵華僑捐款，捐者給予襟章佩戴，至黃朝琴於1939年離任止，華僑為抗戰捐出將近400-500萬美元。黃朝琴在舊金山又協助處理發生於1937年8月的「廣源輪案」。

時美國航商蘇登克裡相森公司（Sudlen Christensen）購得輪船一艘，取名「廣源輪」，想向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申請「船舶臨時國籍證書」。俾出港營運，待回國後再依法登記，換正式國籍證書，黃朝琴調查發覺該船載有廢鐵2,000餘噸，將載往日本大阪，且船長、輪機長及大副都是日本人，二副以下船員才是中國人，黃以中日業已爆發大戰，該輪船所載廢鐵系製造軍火原料，顯有資敵行為，即電外交部請示，外交部電復不應發給船籍證書。

日本方面乃於1938年4月向美國聯邦法院聲請扣押該船上的廢鐵，美國法院受理後，即派法警上船執行，黃朝琴以該船業已由中國政府徵用為國有船，美國不能對該船施行管轄權，應駁斥日方要求，黃代表中國，向美國聯邦法院提出參加訴訟，結果中國勝訴。

廣源輪案交涉將近兩年，黃朝琴維護國家與民族利益，殫精竭慮，全力以赴，身為台籍外交官，有功中國。

二、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

抗戰期間的國際宣傳處是一個重要機構，先後任職其間的有魏景蒙、沈劍虹、朱撫松、沈錡、李嘉等人。

台灣人曾任職國際宣傳處的有蘇薌雨等人。蘇是新竹人，1902年生，北大哲學系畢業，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進修心理學，1938年起，先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日本科工作，日本科科長是崔萬秋。蘇負責收聽日本的廣播，以得知日軍前進方向，並收聽日本記者從戰地打回本國的電話，瞭解綜合消息，收得的廣播立即翻譯成中文，交軍政部參考。武漢淪陷前，蘇薌雨隨工作單位遷到湖南衡州，再遷重慶。後前往桂林，在廣西廣播電台工作，職司對日廣播，並在《廣西日報》寫星期專論。

三、國際問題研究所

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是王芃生。

在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的台灣人有李萬居、謝南光、連震東、林嘯鯤、許顯耀等人。李是雲林人，1901年生，法國巴黎大學文學院攻讀社會學，在國際問題研究所負責搜集廣東、香港、越南一帶之日本情報。

謝南光是彰化人，1902年生，原名謝春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就讀，1931年12月到上海，擔任《台灣新民報》駐上海的通信員，創辦抗日宣傳機關「華聯通訊社」，在上海時已加入中共地下組織。抗戰爆發後，到國際問題研究所任職，在香港搜集日本情報。之後擔任國際問題研究所第一組組長，再升任主任秘書。

連震東, 1904年生，台南人，慶應大學經濟學部畢業，1931年6月，見國民黨元老張繼，得張照顧，後隨張繼到西安，任西京籌備委員會專門委員，並曾任職西安市政建設委員會。

1944年夏天，往重慶，任職國際問題研究所，從事日本戰時經濟之研究，任專門委員，後升第一組副組長。

林嘯鯤，1901年生，屏東人，上海國民大學國文系畢業，林嘯鯤在國際問題研究所擔任秘書，實際上在「中、美、英、蘇國際顧問室」，從事情報資料的整理與研究。

四、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軍事委員會軍事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抗戰期間側身軍統工作的台灣人是林頂立。

林頂立是雲林人，1908年生，早年加入軍統局前身的特務處，曾經擔任廈門公安局偵緝處副處長、軍事委員會特務組組長。

1932年受命在廈門處理台灣浪人與當地警察的衝突問題，與後來擔任軍統閩南站站長的連謀有所接觸，1939年他在香港與軍統香港機構建立聯繫，軍統利用他與日本特務的關係，指示他打入日本「興亞院」，從事反間諜工作，他擔任軍統局閩南站第二組組長，也是廈門情報組組長，這個組也稱為「台灣挺進組」。

五、廣播方面

林忠本名林坤義，1914年生，南投草屯人，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肄業。初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五部，負責對日本宣傳，晚上到中央廣播電台，對日本廣播。南京淪陷先後在漢口電台及長沙電台工作，除了日語廣播，也用台語對台灣廣播，勸告日本一般民眾及台灣同胞起來反抗日本軍閥的對華侵略戰爭。

六、平面媒體

平面媒體方面有謝東閔、宋斐如等人。

《廣西日報》是廣西省政府主辦，謝東閔1942年3月間，任電訊室主任。收聽日本方面東京同盟社的日語新聞廣播，擇要摘譯，刊於報紙，5月5日，他因收聽廣播，得知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將訪問英、美，以及美國強大的加利福尼亞號戰艦將開往地中海，刊於報上頭版。宋斐如在1943年8月時擔任《廣西日報》主筆，撰寫專論，計發表有《勿忘台灣》等文。

七、拍攝抗戰電影

以抗戰為題材的電影是對日作戰的另一戰場。

戰時以拍攝抗戰影片聞名的台灣人是何非光，原名何德旺，1913年生，日本大學文學戲劇科畢業。1938年在漢口加入中國電影製片廠（中制廠），先後主演多部以抗戰為題材的電影，如史東山導演的《保衛我們的士地》，如袁叢美導演的《熱血忠魂》等。何非光演而優則導，抗戰期間他執導的抗戰影片共有《保家鄉》、《東亞之光》、《氣壯山河》、《血濺櫻花》等片。都是中國電影製片廠出品。

《東亞之光》一片以被感化的日本俘虜的「良心供述」和「正義的呼籲」為主題。

台灣志士與中共

一、蔡嘯在新四軍

蔡嘯，1919年生，台南人，1934年自台灣到廈門，欲參加國軍，因系台籍，被國民黨當成日本特務拒絕，抗戰爆發，參加由張鼎丞、譚震林領導的「閩西南抗日游擊第二支隊」，不久調到新四軍教導總隊。後任新四軍第六師18旅教導營營長、旅部參謀處作戰教育科科長。

二、沈扶接待日俘

沈扶，台北人，1913年生，中小學教育在台灣接受，17歲時隨父母親舉家遷回大陸，之後在上海求學。1939年派到第18集團軍總政治部的對日工作部門，從事日本有關資料研究和翻譯，兼管理日本戰俘。奉中共總政治部之命，解送一批日俘去西安。

沈扶另外做日本相關資料的研究，分析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主要戰場的政治、軍事、經濟形勢，然後提出研究報告，經討論後，交有關部門參考，部份研究成果發表於延安《解放日報》。另外他又擔任中共對日工作部門的日本籍顧問林哲（原名野板參三）的翻譯。

三、醫藥部門

有林棟、楊美華等人。

林棟，台南人，1943年畢業於日本名古屋大學藥學系，旋到山西太原，初到太行山根據地，先在太行軍區司令員處當參謀，在培訓醫護人員處教書，後來到八路軍野戰總部衛生材料廠工作，當時中共製造醫藥的設備相當簡陋，場地是借用民宅、廟宇，設備只是一些可拆可裝的原始工具，除了從日軍醫院繳獲一台單沖式壓片機外，其餘都是靠共軍自己解決。

楊美華，女，高雄人，日本東京齒科醫專畢業，1945年，以應聘日人在華北辦的輕工業公司招工名義，由日本到山東，投身中共八路軍游擊隊，參加醫療及翻譯等工作。

馮志堅，女，台北人，原名翁阿冬，翁澤生之妹。1938年經廖承志介紹，從台灣經新加坡到延安，擔任延安女子大學醫務所所長。

以上所述台灣人，不過是百中之一。那些台灣人有功於抗戰，永載於史冊。讓人好奇的是他們為何不辭千辛萬苦跑回中國？是中國政府主動招手？是國、共兩黨領導人主動聘請？都不是，完全是他們自動自發的行為，而其動機是民族主義，是漢族民族意識。這是當時台灣人最寶貴的國族認同，亦即唾棄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一心嚮往祖國，這是台灣歷史不可或忘的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