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世代和平轉移

318太陽花學生運動落幕超過了兩個月，儘管學生們宣稱「出關播種」，終究還沒有再次以學生為群眾聚集的運動形式。然而，台灣社會依然浮動不安，最主要原因是社會理性還沒有浮現出來；既得利益的優勢群體一口咬定學生運動是暴動，至今不放，而社會的弱勢群體卻認為學生運動是替廣大的群眾挺身發聲，是社會變革的「必要之惡」，缺乏這個改革的動力，社會將逐漸僵化而沉淪。

其實，宇宙運行有一定的準則，所有存在的現象或物體一旦發展停滯，就會僵化，然後腐化，進而敗亡；社會的演進也不例外。如果從人類社會進化的歷程來看，任何世代都不可能永恆，學生運動的風險能量一直都處於醞釀的狀態；它是客觀存在的現實，就有如太陽從東方出來一樣，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它總是呈現在那裡；唾罵它、壓制它或逃避它，不如正視它，才能做出有利的因應措施。所以，冷靜、理性地認識和正視當前社會情勢下學生運動的特質，才是解決問題，促使社會進化的正途。

綜觀來說，大部分群眾運動都是訴求於一個或多個的物質性環境因素，如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環保運動、女權運動、及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等。檢視各國的治理經驗，在一個富庶而民主的社會，只要稍具效率的政府都不難有效地平息這些物質性訴求的群眾運動。可是，對於學生運動，近兩個世紀以來總是在社會的潛意識層面中醞釀，而且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累積以後，它會如陰影般，藉著各種不同的環境因素，結合不同的社會階級而突顯出來；更重要的是，它超脫了任何的物質時空。

1960年代，在戰後歷經15年成長的美國，已然是一個富庶、強大的民主國家，但依然爆發了史無前例的學生運動。這個運動的形式，基本上與日本、南韓、印尼，甚至中國大陸在同時期的學生運動是全然不同的。而在10年之中，這個學生運動竟然能夠先後藉著其理想性的特質，與新左派自由主義（New Left）、黑人民權運動、反美國舊文化運動及反越戰運動相結合，形成風起雲湧的風潮。在一個穩定而富庶的社會體系內，竟然爆發了如此激烈的反政府運動；對那個時代、那個國家而言，這是空前的。幸好，美國政府能夠理性面對，以有效的國家政策，紓解了危機；她先後採取了世界和平工作隊計畫，倡導更高遠的理想性議題，轉移了學生理想主義的方向；同時推動大社會的福利政策，疏離了學生運動與工人組織的結合；另外，促成民權法案的迅速通過，更讓學生運動與民權運動結合後的動力漸趨平息。如此一來，學生運動在孤立無援的狀態下，又伴隨著越戰的結束，無法藉著環境因素的支持而終成死灰。

歷經超過半世紀經濟發展的輝煌成果，台灣的社會不僅由貧窮步入富庶，政治也由威權統治漸邁向民主化的境地。這一代的學生，一直都生長在安定而物質不虞匱乏的狀態。照理，他們應該抱持感念之心才對，為何又會爆發一波又一波的學生運動呢？1960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模式，似乎又在富庶的台灣社會中復活了。前者可為後者之師，執政當局若不能經由冷靜和理性的研究分析，找出有效的應變措施，以紓解其欲造成的危機，一旦學生運動醞釀成熟，尤其在一個多元複雜的社會，很容易找到可結合的環境因素，如果讓具體形式重複顯現，恐怕將導致不可收拾之境地。

學生運動抱持著歷史性高度理想的激進本質，往往造成無法挽救的可怕悲劇；19世紀中期，俄國的學生運動不僅導致亞歷山大二世的被刺，也阻斷了俄國憲政的推動，甚而造就了布爾什維克政權；中國的五四運動也孕育了中共政權的成長；波希尼亞的學生運動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些景況都是當時所有人不願見到的。當然，我們都希望當前台灣的社會體系得以穩定，要不然，另一場歷史性的悲劇或許很快就會降臨在我們的身上。古今中外皆然，學生運動本身是非理性的，我們必須藉由瞭解而找出理性的方案來化解非理性的運動，才能平息可能產生的悲劇。

學生運動的理論基礎，可遠溯至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時代。拿工人運動來做比較，工人運動的根源是工人意識，而學生運動則植基於世代意識，其動力則產自世代衝突；兩者之特質完全不同。進一步來看，工人運動的本質是唯物性的，而且是利己性的，是以具體物質條件的改善為訴求；而學生運動的本質卻是唯心的，是具高度利他性的，是以改變形而上之社會特質為訴求，它屬於高度的理想主義。也因此，工人運動的爆發與平息，有較具體的軌跡可循，只要情報準確，並不難疏導。除非執政當局的資源極度匱乏，否則都應能迅速有效地處理。但是，學生運動則不然，由於世代衝突乃本質地存在於人類社會中，學生運動只是它最基本的形式表現而已，內涵卻是社會全面性的生活及生存機能。因而，它可能藉由任何一項議題爆出而成為訴求，換言之，它缺乏可掌握的特定而具體的訴求，也因此使執政當局很難捉摸，進而有效處理。經由研究的結果或可發現，學生運動所追求的唯一比較明顯且主要的具體目標，就是無意識地想推翻上一代在現存社會架構下的權力結構。也就是打破現存的世代平衡關係，解除上一代的社會影響力；或許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完成世代交替」吧！

各個不同時代的學生運動，雖然其本質和基本目標都一樣，但是其表現出來的形式都不盡相同。學生運動無法單獨存在，絕不會明目張膽而有意識地主張推翻上一代的權力結構；它往往必須與不同的環境因素或時代背景相結合，才能落實到一個具體的訴求而產生動力。雖然這個訴求是表面的，而且是變動的，但它對學生運動的形式化是必要的。因此，在窮困饑寒的時代，它會與工人運動或農民運動結合；在國力衰弱的時代，它又會與民族意識相結合；在富而不均的社會裡，它必會與弱勢群體相結合。另一方面，由於學生運動具有高度悲天憫人的胸懷，它總是以悲劇收場。與其說它總是被結合的對象所利用，不如說它本身就具有「自願性烈士」的性格；它是非理性的理想主義，其動機本來就是利他而自我犧牲的。

國民政府退守台灣超過一甲子，剛好面臨第二輪政治生態的世代交替（一世代約為30年），正符合了學生運動最根本性的訴求。執政當局若不能迅速解除上一代逐漸僵而腐化的政治權力結構，將很難避免學生運動的擴大與深化。基本上，就如1960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一旦激起，肯定不會就此平息，更何況上一代在當前社會結構內仍保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同時，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下，這個社會已經造就了越來越多的弱勢群體，只要有了不平之鳴，學生運動即可與之結合，而以一種新面貌出現。這種利他的能量是很高的，必須妥善地加以紓解，如當年甘迺迪總統的世界和平工作隊，其功能就在疏導學生運動的能量。另外，對於現存的環境因素也必須妥善加以處理和控制，才能避免落入學生運動的訴求。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利他性的運動不宜采壓制的手段，否則必會適得其反，能量愈滾愈大，致無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