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世代和平轉移

理性認識學生運動的特質

楊志誠
(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318太陽花學生運動落幕超過了兩個月,儘管學生們宣稱「出關播種」,終究還沒有再次以學生為群眾聚集的運動形式。然而,台灣社會依然浮動不安,最主要原因是社會理性還沒有浮現出來;既得利益的優勢群體一口咬定學生運動是暴動,至今不放,而社會的弱勢群體卻認為學生運動是替廣大的群眾挺身發聲,是社會變革的「必要之惡」,缺乏這個改革的動力,社會將逐漸僵化而沉淪。

其實,宇宙運行有一定的準則,所有存在的現象或物體一旦發展停滯,就會僵化,然後腐化,進而敗亡;社會的演進也不例外。如果從人類社會進化的歷程來看,任何世代都不可能永恆,學生運動的風險能量一直都處於醞釀的狀態;它是客觀存在的現實,就有如太陽從東方出來一樣,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它總是呈現在那裡;唾罵它、壓制它或逃避它,不如正視它,才能做出有利的因應措施。所以,冷靜、理性地認識和正視當前社會情勢下學生運動的特質,才是解決問題,促使社會進化的正途。

綜觀來說,大部分群眾運動都是訴求於一個或多個的物質性環境因素,如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環保運動、女權運動、及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等。檢視各國的治理經驗,在一個富庶而民主的社會,只要稍具效率的政府都不難有效地平息這些物質性訴求的群眾運動。可是,對於學生運動,近兩個世紀以來總是在社會的潛意識層面中醞釀,而且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累積以後,它會如陰影般,藉著各種不同的環境因素,結合不同的社會階級而突顯出來;更重要的是,它超脫了任何的物質時空。

1960年代,在戰後歷經15年成長的美國,已然是一個富庶、強大的民主國家,但依然爆發了史無前例的學生運動。這個運動的形式,基本上與日本、南韓、印尼,甚至中國大陸在同時期的學生運動是全然不同的。而在10年之中,這個學生運動竟然能夠先後藉著其理想性的特質,與新左派自由主義(New Left)、黑人民權運動、反美國舊文化運動及反越戰運動相結合,形成風起雲湧的風潮。在一個穩定而富庶的社會體系內,竟然爆發了如此激烈的反政府運動;對那個時代、那個國家而言,這是空前的。幸好,美國政府能夠理性面對,以有效的國家政策,紓解了危機;她先後採取了世界和平工作隊計畫,倡導更高遠的理想性議題,轉移了學生理想主義的方向;同時推動大社會的福利政策,疏離了學生運動與工人組織的結合;另外,促成民權法案的迅速通過,更讓學生運動與民權運動結合後的動力漸趨平息。如此一來,學生運動在孤立無援的狀態下,又伴隨著越戰的結束,無法藉著環境因素的支持而終成死灰。

歷經超過半世紀經濟發展的輝煌成果,台灣的社會不僅由貧窮步入富庶,政治也由威權統治漸邁向民主化的境地。這一代的學生,一直都生長在安定而物質不虞匱乏的狀態。照理,他們應該抱持感念之心才對,為何又會爆發一波又一波的學生運動呢?1960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模式,似乎又在富庶的台灣社會中復活了。前者可為後者之師,執政當局若不能經由冷靜和理性的研究分析,找出有效的應變措施,以紓解其欲造成的危機,一旦學生運動醞釀成熟,尤其在一個多元複雜的社會,很容易找到可結合的環境因素,如果讓具體形式重複顯現,恐怕將導致不可收拾之境地。

學生運動抱持著歷史性高度理想的激進本質,往往造成無法挽救的可怕悲劇;19世紀中期,俄國的學生運動不僅導致亞歷山大二世的被刺,也阻斷了俄國憲政的推動,甚而造就了布爾什維克政權;中國的五四運動也孕育了中共政權的成長;波希尼亞的學生運動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些景況都是當時所有人不願見到的。當然,我們都希望當前台灣的社會體系得以穩定,要不然,另一場歷史性的悲劇或許很快就會降臨在我們的身上。古今中外皆然,學生運動本身是非理性的,我們必須藉由瞭解而找出理性的方案來化解非理性的運動,才能平息可能產生的悲劇。

學生運動的理論基礎,可遠溯至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時代。拿工人運動來做比較,工人運動的根源是工人意識,而學生運動則植基於世代意識,其動力則產自世代衝突;兩者之特質完全不同。進一步來看,工人運動的本質是唯物性的,而且是利己性的,是以具體物質條件的改善為訴求;而學生運動的本質卻是唯心的,是具高度利他性的,是以改變形而上之社會特質為訴求,它屬於高度的理想主義。也因此,工人運動的爆發與平息,有較具體的軌跡可循,只要情報準確,並不難疏導。除非執政當局的資源極度匱乏,否則都應能迅速有效地處理。但是,學生運動則不然,由於世代衝突乃本質地存在於人類社會中,學生運動只是它最基本的形式表現而已,內涵卻是社會全面性的生活及生存機能。因而,它可能藉由任何一項議題爆出而成為訴求,換言之,它缺乏可掌握的特定而具體的訴求,也因此使執政當局很難捉摸,進而有效處理。經由研究的結果或可發現,學生運動所追求的唯一比較明顯且主要的具體目標,就是無意識地想推翻上一代在現存社會架構下的權力結構。也就是打破現存的世代平衡關係,解除上一代的社會影響力;或許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完成世代交替」吧!

各個不同時代的學生運動,雖然其本質和基本目標都一樣,但是其表現出來的形式都不盡相同。學生運動無法單獨存在,絕不會明目張膽而有意識地主張推翻上一代的權力結構;它往往必須與不同的環境因素或時代背景相結合,才能落實到一個具體的訴求而產生動力。雖然這個訴求是表面的,而且是變動的,但它對學生運動的形式化是必要的。因此,在窮困饑寒的時代,它會與工人運動或農民運動結合;在國力衰弱的時代,它又會與民族意識相結合;在富而不均的社會裡,它必會與弱勢群體相結合。另一方面,由於學生運動具有高度悲天憫人的胸懷,它總是以悲劇收場。與其說它總是被結合的對象所利用,不如說它本身就具有「自願性烈士」的性格;它是非理性的理想主義,其動機本來就是利他而自我犧牲的。

國民政府退守台灣超過一甲子,剛好面臨第二輪政治生態的世代交替(一世代約為30年),正符合了學生運動最根本性的訴求。執政當局若不能迅速解除上一代逐漸僵而腐化的政治權力結構,將很難避免學生運動的擴大與深化。基本上,就如1960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一旦激起,肯定不會就此平息,更何況上一代在當前社會結構內仍保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同時,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下,這個社會已經造就了越來越多的弱勢群體,只要有了不平之鳴,學生運動即可與之結合,而以一種新面貌出現。這種利他的能量是很高的,必須妥善地加以紓解,如當年甘迺迪總統的世界和平工作隊,其功能就在疏導學生運動的能量。另外,對於現存的環境因素也必須妥善加以處理和控制,才能避免落入學生運動的訴求。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利他性的運動不宜采壓制的手段,否則必會適得其反,能量愈滾愈大,致無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