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中共的對台政策毫無疑義是為了國家的統一,然而從統一的形勢來看,中國的統一大業一直存在著向心力和離心力兩種勢力,在上個世紀威脅「統一向心力」的「分裂離心力」是以「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以及當年不成氣候的「台灣獨立」,進入70年代,北京的「一個中國」論在國際上開始勝出,到了90年代,國際變局雖然大大不利於社會主義國家,但在「一個中國」的議題上,北京依然佔據優勢,而台灣也在政客的主導下,透過去中國化的操作,在台灣內部的分離意識逐步高漲。
進入21世紀,中國的統一大業的挑戰就來自「台灣獨立」,前後兩個挑戰都有外國勢力介入的背景,但是「台獨」的外國背景,在西方霸權的眼裡,似乎更具合理性,因為這是台灣人民的自主選擇。因此,新世紀的國家的統一大業就包含了「反獨」和「促統」兩大部分,在胡錦濤時代第一任是「反獨」為主,第二任才轉為促統,在政策上比較含蓄,以往的馬政權在「反獨」議題上,形式地配合北京,在「統一」的議題上拒絕與北京合作,北京當然不滿意,然而馬辛苦地為台灣爭取到必要的時間,台灣不但不感激反而說他賣台。
習近平接任後,遇上民進黨政權,蔡英文的兩岸政策是直接以「促獨」來「反統」,迎合台灣人的民粹心態。引發大陸社會一片武統之聲,在此氛圍下,習的「十九大」政治報告重申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方針,著實讓獨派雀躍,統派憂鬱。
二、習的制獨促統
習近平在「十九大」政治報告中說「我們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容忍國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一切分裂祖國的活動都必將遭到全體中國人堅決反對。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圖謀。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砥礪奮進克難前行--黨的十八大以來對台工作的不平凡歷程,http://cpc.people.com.cn/19th/BIG5/n1/2017/1017/c414305-29590559.html,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2017年10月17日) 在上述的宣誓中,有三層意義:一是台獨是分裂行徑;二是我們絕不容忍;三是我們有足夠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分裂圖謀。所以首先定位,繼而說明立場,三則展示能力。前面兩層的說法、用語與中共官方慣常的說詞相似,最後一層的用語「能力」,而非力量,更非武力。何謂「能力」,相對的英文是capability而不是power,能力理論上包括綜合的能耐,當然也有武力在內。顯然北京在對台獨分裂行徑完全不能容忍的情況下,用以挫敗的手段,在衡量用語時,並沒有使用軍事意謂更明確的「力量」或「武力」等用語,而是選用了「能力」乙詞,這可從側面說明中共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自信、戰略耐力和戰略定力。其自信來自台灣絕對獨立不了,「統一」是終究要達成,也必然要完成的政治目標;有了這樣的自信,自然就有戰略耐力,所謂「耐力」就是在統一議題上有其耐心,這與前一段大陸社會在議論台灣問題上,以及相關學界在論述兩岸關係上「武力統一」的表述頗有差異,這就是耐力,「耐力」就是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對手的表現,有了自信,有了耐心,表現出的「定力」就十分明確。習的「戰略定力」還表現在「和平」,不僅僅是中國「統一」的和平過程,更是統一之後的穩定治理,不再分裂的長期和平狀態,個人以為這恐怕也是習近平所追求的「和平統一」最有特色的地方,和平不僅僅是統一的過程也是「統一」的目的。這樣來理解,習近平所說的「足夠能力」,就應該不僅僅只是武力,以當今大陸的籌碼而言,甚至可以說對付當前台獨,根本無需使用武力,或是說武力並不重要。
再看習所說的「能力」,主要包含經濟力和軍事力等硬實力(power),文化力、人才力、科技力、外交力等軟實力(capacity),以及治理力等潛實力(capacity)。
目前看來,如果在硬實力方面,軍事力的使用暫時不計的話,經濟力已經使用多年,應該說效果已現,按台灣「經濟部國貿局」公布的兩岸貿易數據統計的結果,自「2008-2015年,台灣對大陸和香港的出口比重在40%左右,其中,以2010年所佔比重41.8%最高,此後緩慢下降,2015年降到39%以下,大陸學者王建民認為「在這一統計中,台灣對大陸出口比重,將香港計算在內,即將台灣對大陸出口額與台灣對香港出口額合併,計算為對大陸出口比重,準確的描述應為『台灣對香港與大陸出口比重合計為40%』」。(王建民,台灣對大陸出口依存度究竟是多少?https://read01.com/zh-tw/d3OQ2E.html#.Wgwz5kqWaM8,2016/11/07,華廣網)而在經濟方面,隨著大陸的不斷崛起,加上地緣經濟以及台灣發展的自身需要,這一部分,蔡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只能為台灣的經濟依賴在心理上分憂,而不可能化解此一依賴上升的趨勢。
所以在硬實力方面對尋求外力奧援的對抗,民粹情緒的逆勢操作,其效果均十分有限,而且從台灣未來的立場看,也是流失時機、短視應變的號召。
再以軟實力的角度看,近年來大陸在現代化的征程上,取得了重大的進展,以至於中國文化、科技、治理能力、引領的角色和功能,也開始深受重視,特別是21世紀,北京奧運、上海世博,進入第二個10年一開始中國的經濟總量就超過了日本,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從2013-2016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30%左右,超過美國、歐元區和日本貢獻率的總和,居世界第一位。」(中國經濟一枝獨秀 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穩居第一位,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7-10/11/c1121782720.htm,人民日報,2017-10-11)經濟總量開始逐步逼近美國,而《福布斯》在報導中說,中國多個行業的科技企業在全球佔據主導地位,或至少是舉足輕重的。中國在超級電腦方面引領全球,中國企業在安全產品、聊天應用、網約車服務和電動汽車,當然還有電子商務方面擁有重大市場影響力。(梁福龍,北京中關村取代矽谷獲評為全球頂級科技中心,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71105433552.shtml, 2017-11-05觀察者網)
事實上,量子通訊、高鐵、大飛機、潛海等技術也開始領先或追近世界一流水平,進些成就使得中國人真正「告別了20世紀中國的悲情歷史,走出中國,分赴世界」,世界開始就真正感受到中國的發展正在融入全球,改變世界。
立足在這些軟、硬實力的基礎上,中國模式的治理開始受到全球的高度注視,在「中國語境中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從國家構建角度去談的,更多強調的是國家層面的治國理政。而西方所提出的『少一些政府,多一些治理』更多的是在公共事務管理的操作層面。」(褚鬆燕,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5/0512/c40531-26988567.html,論中國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構建的視角,《當代世界》:2015年05月12日)換言之,中國講「治理」是政府「治國理政」的能力,與西方的政治和社會官員和民間共治的觀念不同;中國的治理模式在內容上包括了「經濟發展能力」、「整合能力」和「變革能力」。
經濟發展能力是執政者領導國家建設的能力;整合能力則是執政者有效調動、分配、運用國家全部資源的能力,以使社會的矛盾處於平衡狀態,社會和國家力量合力改變社會;變革能力或改革能力,是執政者的動態調整和持續調整使執政得以維繫的一種能力。大陸的「一黨執政,多黨參政」制度,從改革開放到反腐肅貪,從唯GDP發展論到可持續、綠色發展,正是突顯了政府的變革能力。
以上的綜合表現代表了中國的崛起,已經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單一成就,而是國家軟、硬實力的整體提升。而內政是外交的延長,因此表現在外交上,中國這五年也是成就非凡,按王毅的說法,中共過去五年的外交成就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在邦交國方面,構築健康穩定的大國關係框架,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取得重要成果,中俄高層交往頻密、戰略互信加深,中歐共同建設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四大夥伴關係。同時中國「已同97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建立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實現對大國、周邊和發展中國家夥伴關係的全覆蓋」。
第二、在國際組織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等中央領導還成功出席國際活動,全面闡述中國的安全觀、發展觀、全球治理觀等思想理念,積極引導國際體系變革。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得到新的躍升。出任聯合國專門機構和重要國際組織一把手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份額從第六位躍居第三位,人民幣被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我們堅定致力於政治解決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努力發揮彌合分歧、勸和促談的建設性作用,我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得到顯著提升。 第三、全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打造共同發展新平台,在共商、共建、共用原則指導下,在各參與方共同努力下,「一帶一路」建設實現了從理論設想到創新實踐的重大跨越,進入到全面展開的新階段。
在上述外交成績的基礎上,王毅還談到「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捍衛國家和人民利益」,他說「我們旗幟鮮明維護一個中國原則,反對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圖謀,反對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扎實開展涉藏、涉疆外交,加強打擊『三股勢力』國際合作,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從一個崛起的強權而言,在外交部長的口中把「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捍衛國家和人民利益」作為政績來報告,坦白說在王毅的心中一定並不驕傲,因為這一「成績」至少說明了還有人在國際上,竟然敢於挑戰中國的「主權、安全」,敢於挑戰此一獨立國家最基本紅線,因此,在中國邁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同時,一定是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為首要任務。而在王毅的文中,提及挑戰事故包括了釣魚台、香港、澳門、台灣以及疆、藏等,但是釣魚台是「有地無人」,港、澳、疆、藏均在中共的持有之下,因此,這裡所謂的「主權」爭議,就只是中共與國際間反華、反共勢力鬥爭的延伸而已,解決的方式比較單純,比較方便,國際上也有規範可以遵循,情勢不致失控。只有台灣問題比較複雜,特別在台灣涉外問題事務上,更加複雜。
所以到了最後揭示經驗時,王毅將「強化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職能,制定完善有關外事管理規定,加強幹部隊伍建設,完善體制機制。統籌調動各方資源,協調運用多種手段,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間、涉外各部門各司其職、相互配合,形成對外工作一盤棋的良好局面,確保了中央對外大政方針的順利實施。」(王毅,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的新成就新經驗,http://www.tjzzb.gov.cn/djyj/201706/t20170606_25738.html,2017-06-06,天津先鋒網)而以台涉外事務之全面性、複雜性,未來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的「統籌協調」的工作經驗,在制約台獨方面可能更重於「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
三、結 論
「十九大」之後,中共對台工作明確區分為「促統」和「反獨」兩大部分,「促統」是內部政策,是對台灣同胞的政策,對北京當局而言,自有其急迫性、主動性,但必須以和平方式完成;「反獨」是對台涉外的工作,是針對國際反華勢力和現今的台獨當局的鬥爭,由於和平統一的需要,因此「反獨」鬥爭必須有原則地運用外國力量,有計劃地利用國際的結構,有技巧地使用政治形勢,打擊和壓制台獨,挫敗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圖謀,如今在中國的明顯崛起的大情勢下,國際所能給予「台獨」的助力,必然是越來越小,越來越難以為繼。
「反獨」形勢正在為中國的「和平統一」清除阻力,中國「和平統一」的進程,越來越不可阻擋。如今台灣的民眾也開始覺醒,理性看待兩岸關係的發展,邁向中國統一的方向,依然呈螺旋式的趨勢往前推進,上升發展的趨勢是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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