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動中國大地山河的中共「兩萬五千里長征」序幕開始於1934年10月16日夜間，中央紅軍各部隊八萬六千多人在瑞金于都河北岸集結完畢，撐著火把渡過于都河，踏上為期一年的戰略轉移征程。這是一次嚴格保密的軍事行動，蘇區百姓根本不知道紅軍要到何處去，只知道自己的子弟要出發到遠方去打仗，都依依不捨地走到河邊，打著火把唱起《十送紅軍》，頻頻揮手送行。這也是一次靜悄悄的行動，前後綿延幾十里，如龍蛇般的隊伍為突圍而撤離中央蘇區，南京國民黨當局居然無從掌握動態訊息，當時整個世界對中國時局的瞭解也是恍若隔世，直到這一年11月9日《紐約時報》才刊出一則消息說，「有四萬中共紅軍撤離了被封鎖數月的江西和福建，此刻正在西行途中」。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知道中共「長征」。

中共這次「大突圍」長達一個半月，打了九次戰爭，突破四道國民黨軍事封鎖線後，兵員損失過半。儘管如此，突圍的紅軍，為防止國軍飛機的轟炸襲擊，在長征路途上多「夜行軍」。雖然紅軍曉宿夜行，仍然發揮超凡的意志，攀山越嶺，忍飢抗寒，歷經一年，跋涉兩萬五千里，最後完成史詩般的「長征」，這在中外戰爭史上既特殊又罕見。

「長征」在毛澤東眼裡是「戰略大轉移」，是「大搬家」；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斯諾形容為「整個紅色國家大遷移」；在中共黨史裡，形容「兩萬五千里長征」是紅色中國壯麗無比的史詩；在國民黨史裡，中共兩萬五千里長征是「流竄」。

筆者認真閱讀過國共兩黨對五次「圍剿」與有關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原始記述重要資料，包括《紅旗飄飄》在內，以為斯諾在書中說的下面這句話有其客觀性：「中華天朝的紅軍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度的腹地進行著戰鬥」；「為了這種大的出征，一切計畫是非常完備而有效的。他們表現了某些軍事天才，是在他們進攻時期所未曾表現過的。因為指揮一支戰勝的前進的軍隊，是一件事；而貫徹一種計畫，實行退卻，又是另一件事。在他們的西北長征中，有著無數的困難，而退卻就要在這些困難中通過，這是很不容易的。」

歌德曾說，「歷史為上帝的神秘作坊」，此即任何偉大的歷史故事，開端總是因為有著優異的敵手，有著眾所周知的歷史恩怨、黨同伐異、立場主義及政權輪替。因此，可以這麼說，中共的「長征」是一支行走在千山萬水間的中國無產階級窮人們組成的武裝隊伍，以「長征」為名，以「紅軍」為實體，以擺脫強大敵手國民黨追擊為後座力，用長達兩年（1934年10月-1936年10月）時間，在整個大中國境內，以兩萬五千里為路程，為尋找現代中國的「歷史走向」，以最大的革命意志，跨越千辛萬苦時空維度，並最後取得勝利，達成政治目標的歷史壯舉。

對中共「長征」作歷史回憶，當代中國年輕的一輩多作假期中重走一趟「長征路」，以實際體驗取代歷史回憶。筆者年老力衰，只能為文對「長征」作歷史回憶，並從中共長征途中遭遇「無數的困難」中的第一個困難，也就是中共如何針對國民黨的「大封鎖」，想方設法去克服這個軍事大封鎖，從戰術上作「大突圍」，以實現戰略「大轉移」作為文章引子。

中共在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決定從江西中央蘇區撤退是極為機密之事，行動也非常隱蔽，除了「三人團」（周恩來、博古〔秦邦憲〕、李德）秘密決定紅軍轉移的時間、去向及如何準備等重大事項外，黨內及紅軍內部無人知曉要在戰略大退卻下準備「突圍」。

在「長征」之前的幾個月裡，整個中共中央蘇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蔓延著一種令人不安的氣息，每個人都有一種感覺：擔心有事要發生，但又不知道是甚麼事。這說明紅色首都瑞金陷入「危機」之中。

因此，中共從「退卻」到「突圍」，再到「長征」，時間都在「危機」臨界點上跳躍。根據新中國成立後的史料披露，中央紅軍確實是將「長征」開拔時間「提前」了。原因無他，因為10月7日，紅軍從機密情報中獲悉蔣介石將於10月下旬對中共紅軍實施「鐵桶計畫」。這個「計畫」包括國民黨將配備一千輛軍用十輪大卡車，以便快速運送作戰部隊，同時在瑞金四周構建30道鐵絲網，並積極構築以瑞金為中心，半徑150公里的包圍圈。

上述情報送到周恩來手上後，說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紅軍」已到生死存亡之秋。周恩來急忙找上紅軍最高顧問李德（Otto Braun），商議後，李德立刻下達紅軍在10月10日出發突圍，目標是「到湘鄂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李德的即時決定原因無他，他認為這一天是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國慶日，當日南京國民政府必然大肆慶祝，加上蔣氏心中「共匪土崩瓦解指日可待」，這一天一定「西線無戰事」，趁此時間空檔及時突圍，實現戰略轉移。

然而，一個「紅色國家大遷移」的準備工作不是24小時之內就可草草完成，它冗繁費時，粗細煩瑣，但只多花了六天時間，九萬紅軍大隊人馬，帶著武器槍彈與糧草，運著從老蘇區兵工廠拆卸下來的笨重機器，同時動員成千上萬的紅區農民、老少婦孺，於10月16日夜間一起走向征途。這樣的「戰略大轉移」在一週內準備完成，及時開拔，世所罕見，難怪斯諾說：「這種大眾的遷移，是歷史上最大的武裝宣傳遊歷」，也是「軍事史上最大的事業」。

「三人團」的「軍事突圍」決定，保密工作到家，紅軍將領們都不知道部隊將要開往何方，連紅軍老將劉伯承事後回憶「長征」一事時，都說「猝然決定」四個字。

當時唯一嗅出「有事將要發生」，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洛甫（張聞天），他在《紅色中華》（1934年9月29日）發表的社論中，隱約透露為保衛蘇區，粉碎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我們不得不暫時放棄一些蘇區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於敵人堡壘密佈，我們必須衝破封鎖線，轉移蘇區，保存軍隊主力的有生力量。」顯示紅軍將採取「新戰術」。

洛甫在《紅色中華》透露的訊息，南京國民黨情資機構無有所聞，難怪斯諾說，「紅軍部隊的主要軍力（估計約九萬人）已經開走了好幾天之後，敵人（國民黨）的總部，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

在南昌行營坐鎮的蔣介石失去了制敵機先的機會後，立刻亡羊補牢。斯諾說，「國民黨以四道主要的防衛線，由許多水泥築成的機關槍巢和碉堡支持著，包圍了華南的蘇維埃區域」，這叫「大封鎖」。

紅軍的「大突圍」就是首先必須粉碎這四道防線，才能突圍出去，到達沒有封鎖線的區域。國民黨軍隊的這四道防線嚴緊又全面，紅軍一道一道攻破，最後突圍出去。斯諾書中記載如下：「第一道防線在江西，是1934年10月21日擊破的；第二道防線在湖南，是11月3日被佔領的；一個星期以後，第三道（也是在湖南的），也是一場血戰以後，落入紅軍手裡。11月29日，廣西（白崇禧）和湖南（何鍵）軍隊，放棄了第四道也是最後的一道防線，紅軍向北轉入湖南，開始循直線向四川推進，打算走入那裡的蘇區，與徐向前領導下的紅四方面軍合併。在上面所提到的日期之間，共打了九次仗，在這幾次接戰中，南京動員了110團之眾來阻斷他們（中共與紅軍）的路線。」這是斯諾描述「長征」序幕的前戲「大突圍」場景。

「兩萬五千里長征」序幕拉開之前，原先場域主角是中共中央紅色政治團隊國際派人物和紅軍軍事顧問及武裝領導人。當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團」決定進行「長征」時，毛澤東當時是政治軍事決策圈「局外人」，這讓「長征」這場大戲的主角差一點要歷史錯位。然而黑格爾所謂的「歷史理性」默默地在決定著中共在「長征」路途上尋找生存的路向。紅軍一面長征，一面修正著自己的走向，直到1935年1月中共在貴州召開「遵義會議」時，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後，毛澤東重新恢復了對紅軍的政治軍事指導權，從此，「長征」這場大戲有了主角，兩萬五千里征途也才有了明確的方向與目標。

「長征」前的毛澤東，早在1932年10月「寧都會議」便被中共國際派排除到中央權力核心之外，同時被批判「反圍剿」期間軍事方針「保守」而被剝奪兵權，此時他政治上受中共中央總書記博古的批判，指斥為「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保守退卻」、「右傾機會主義」。毛澤東1934年在瑞金不但被博古剝奪領導權，無權參與、過問紅軍軍事事務，「突圍」與「長征」是「三人團」的絕對權力，博古、李德點名不讓瞿秋白與毛澤東等參加「長征」，而且中央軍委決定紅軍長征時，毛澤東本人並不在中央蘇區紅都瑞金，而是被派到于都做一項無關重要的「調查研究」，同中共中央政治、軍事領導人之間的聯繫實際上形同中斷，是因為周恩來把「長征」消息告訴了毛，毛才知道紅軍將要採取突圍軍事行動，毛要求隨紅軍一起突圍並加入長征，並在周恩來力爭下，「三人團」最後首肯，至於瞿秋白這位前中共總書記就此被留在瑞金，中央蘇區崩潰後，瞿在福建山區遭國軍搜捕，留下《多餘的話》，在長汀從容就義，成為烈士。

「長征」對毛澤東意義重大。在瑞金被冷落的他，1935年1月紅一方面軍在長征途中，毛在「遵義會議」上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新的領導班子。毛此時才恢復了他對紅軍軍事指揮權。

「遵義會議」標誌毛再次在中共崛起，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轉變成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領導核心。毛在「長征」路途上發揮他的軍事天才，一路領導著紅軍，爬過雪山，強渡烏江，穿越草原，千辛萬苦，歷時一年，最後完成兩萬五千里長征偉大壯舉。

兩萬五千里長征有主角與配角，有主體與客體。毫無疑問，主角先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中共中央國際派博古，以及負責軍事的周恩來、朱德。「遵義會議」後主角變成毛澤東，至於主體自始至終就是紅軍。沒有紅軍，被圍困在江西中央蘇區的中共就無法突圍，中共的「戰略大轉移」便無實體，毛澤東詠「長征」詩第一句「紅軍不怕遠征難」，更明白地指出「長征」的主體就是紅軍。

紅軍是人民解放軍的前身。1927年中共「八七會議」後秋收「暴動」時的中共軍隊稱為「工農革命軍」，年底的廣州「暴動」出現「中國工農紅軍」旗幟。1928年4月底朱德率領南昌「暴動」保留下來的部隊與湖南農民，均到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暴動」部隊勝利會師，成立了當時最大一支工農武裝－－「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一個月後由中共中央發布命令「取消以前工農革命軍，命名為紅軍」，隨即毛澤東、朱德將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

中國紅軍與蘇聯紅軍關係密切，名稱也是從蘇聯而來，中國紅軍也學習托洛斯基（L. Trotsky）在蘇聯紅軍設置政治工作制度（俗稱政工制度），從連到總司令各級，紅軍有指戰員（司令員），也有政治委員（政委），軍事作戰與政治工作結合。國民黨由大陸撤離到台灣後，留學蘇聯的蔣經國以「紅軍模式」改造國軍，成立「政工幹校」，在三軍各級部隊設置政工制度，沿襲至今。
中共紅軍的社會成分是工農無產階級，其中工人佔30%，農民佔68%；中共黨員和非黨員的比例為28%比70%。在年齡上，紅軍戰士大多在17至30歲間，平均年齡在24歲以下，參加「長征」的紅軍幹部都是青春的一代，如後來成為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長征時只有18歲，其他後來成為名將的，如楊得志24歲、李先念25歲、王震26歲、楊尚昆27歲、陳雲29歲、蕭華18歲、許世友29歲。這樣年輕的紅軍將領，在世界戰爭史上都令人震驚。這些當初還只是血氣方剛、衣衫不整的少年軍官，多是滿懷憂患意識的左傾青年，他們胸懷轉變舊社會成為新中國的革命熱情，他們在長征途中，後有國民黨大軍追擊，前有地方武力和邊陲少數民族的阻抗，依然帶領著紅軍弟兄，一路翻雪山，越深谷，奪索橋，涉凍原，餐風露宿，日曬雨淋，夙夜匪懈，艱苦奮鬥，以寡擊眾，奮勇抗敵，可歌可泣，永載史冊。

經過國民黨軍連續五次的「圍剿」，1934年開始長征的紅軍已經元氣大傷，以「擴紅」途徑新補充進來的戰士多為江西、湖南、四川、貴州貧苦出身的農民，他們內心都充滿著階級仇恨和革命情懷，但他們走再一起時，外形上並不像一支正軌部隊，1934年在貴州被紅軍俘虜的英國傳教士勃沙特（R.A. Bosshardt）在其《神靈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中如此描繪紅軍：「這些人都帶著相同的帽子和佩戴著紅色標誌。帽子的頂很大，有點像西方賽馬師帽。他們穿的衣服很雜亂，簡直一個人一個樣，因為他們來自鄉下農村，衣服是隨便弄來的，根本不注重布料顏色，藍、灰、紫、綠、黃、黑，甚麼顏色都有。一句話，在長征途中，這些經過無數磨難的紅軍，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傷亡慘重的紅軍戰士，幾乎不成隊形，但最後居然走完征途，取得勝利，建立新根據地，在軍事史上堪稱奇特的部隊。」

紅軍主力是步兵，有少數騎兵、砲兵、工兵及通信兵，各蘇區的紅軍組織與編制並不統一，是按方面軍、軍團、軍、師、旅、團、營、連、排、班的序列和「三三制」進行編組。武器裝備主要在戰場上從國民黨軍隊擄獲的，有步槍、機關槍、輕型火炮，另有自製長矛及大刀。紅軍組建時就廢除傳統封建雇傭軍隊管理方式，實行官兵平等、經濟公開的民主管理制度。根據國共雙方史料，1930年紅軍總數約5萬人，1931年增為10萬人，1932年增至20萬人，1933年再增為50萬人，在「圍剿」vs.「反圍剿」中，紅軍傷亡慘重，「大突圍」後走向「長征」路途上的紅軍不到十萬人。

紅軍與長征是一體兩面，其實先後出發長征的紅軍隊伍共有四支，本文所談的「長征」是斯諾書中關於中央紅軍（後改稱「紅一方面軍」）的長征，亦即紅一方面軍1934年10月16日由江西瑞金出發，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陝西吳起鎮，行程兩萬五千里」，歷時一年，途經贛、閩、粵、湘、黔、桂、滇、川、康、甘、陝共11省。

此外，還有三支紅軍也在長征。其一是紅25軍，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羅山何家沖出發，1935年5月15日到達陝西延川永坪鎮，同陝甘紅軍會師，行程近一萬里。其二是紅四方面軍，1935年5月放棄川陝蘇區，為策應中央紅軍，向西長征，由四川彰明、青川出發，向岷江地區西進，6月12日在懋功與紅一方面軍會師，1936年10月9日到達甘肅會寧，行程一萬餘里，歷時一年半，曾三次過松潘草原，轉戰川、康、甘三省。其三是紅二、紅六軍團，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出發，1936年10月22日到達寧夏興隆，同紅一方面軍會師，行程兩萬餘里，歷時11個月，轉戰湘、川、黔、滇、康、青、甘、寧、陝共九省。這樣看來，中共的「長征」路途是多向的，毛澤東的中央紅軍花了一年，跋涉兩萬五千里，最後到達陝西保安，其它的多支紅軍走的是不同方向與路途，時間長短不一，有的紅軍1936年底才到達陝北邊緣。整體而言，「長征」前後兩年，路程加起來超過兩萬五千里多多。毛澤東中央紅軍的長征是「主流」，容後再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