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上自衛隊「雷」號驅逐艦4月17日通過台海，此雖非頭一遭，但中國認為，日本特意在《馬關條約》締約日航行台海是對中國人民感情的極大傷害，挑釁意味十足。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表示，日方派艦艇進入台灣海峽是「錯上加錯」。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言明「台灣有事」事涉日本生存事態，符合集體自衛權行使。北京將日艦航經台海視為「台灣有事」說的延續，採取反制海自行動，共軍飛彈驅逐艦「包頭艦」及「黃岡號」護衛艦通過奄美大島與橫當島之間海域，朝東北方航向太平洋，藉此表態台灣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逾越的紅線」。
中日對立逐漸升高，中方不像過去僅以經濟反制，對日施壓擴大到安保領域，對日本防衛相關企業強化出口管制，對上海近海的東海與黃海上空五處空域發佈警告，民航飛機可能面臨危險的航行通告，為期40天，到5月6日結束，暗示可能實施軍演牽制日本。日本防衛研究所中國研究室室長增田雅之認為，從對象空域來看，航行通告意在向美、日及台灣傳遞軍事上進入快速應對態勢的訊號。
北京堅持高市須撤回涉台言論，但高市態度強硬，拒絕北京的要求，雙方無妥協餘地，中日關係陷入1972年9月建交以來最嚴峻的僵局，成為東亞安全的新火種。然而，賴清德政府將高市的「台灣有事」說視為挺台海安全，與台灣共同「抗中」，為台日關係升溫的象徵，殊不知台灣已被拖入險境，平添台海不可控之變數。
在中日「安全困境」加劇之際，高市調動反中的民族主義情緒，助勢「高市旋風」，在眾議院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勝利，順勢推動「再軍事化」，甩開限制具殺傷力武器出口的「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取消救援、運輸、警戒、監控及掃雷「五類限制」走向整機、成套、長周期軍備出口，強調「通過強化同盟國及志同道合國家的威懾力與應對能力，營造對日本有利的安全保障環境」，動心起念將修憲排上政治議程，打破戰後以來堅守的「和平主義」。
在參議院仍處少數的政治現實下，高市一時間難以實現修憲，但透過「再軍事化」的諸項政策，日本逐步背離戰後「和平主義」，憲法中的「放棄戰爭」形同具文。高市認為，此改變在「日益嚴峻的安全情勢下」無可避免。相較於「高苗經濟學」，高市更執著於軍事，此異於吉田茂首相以來的「重經濟、輕軍事」路線。高市積極「再軍事化」固然存在「川普主義」因素，日本面對美國不再捍衛全球秩序的現實，須為自身安全與防衛尋找可行的替代方案，但此轉變使中日關係難以改善。
北京將日本「再軍事化」定位為「新型軍國主義」，呼籲日本「在軍事安全領域恪守承諾、慎重行事，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但高市不為所動，並稱日本變革安保政策旨在保障日本的安全，並進一步促進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不僅中國對軍事化的日本「保持高度警惕」，韓國外交部亦表示，日本的防衛政策「理應在遵循和平憲法精神的同時，為區域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反對高市貿然修改「放棄戰爭」的第九條，走上「戰爭國家」。高市推動「再軍事化」，或令日本捲入軍事衝突，日本不會更安全，亦無助台海的穩定。
高市試圖以力量建構和平，與川普聲氣相通，在美中博弈的國際政治格局中站隊美國，不似韓國、東協與歐盟在兩者間保持動態平衡，在維繫與美國的傳統安全同盟或聯盟時，仍尋求與中國交往，透過對話，管控分歧，避免衝突，安全與經濟兩頭兼顧。追隨川普的高市全神貫注在「川習會」，憂心美中階段性緩解競爭，關係趨向穩定，將對其「抗中」構成外交轉向的壓力。
對面日本「再軍事化」牽動的東亞安全秩序重構，賴清德政府在媚日心態作祟下，缺乏風險意識，偏廢兩岸關係，拒大陸藉「鄭習會」對台釋放的「和平」訊號，不見務實的避險操作，步入中日交惡的戰略風險中而不自知。
高市以台灣說事，雖為首相在國會的發言，留下紀錄，但仍非具約束力的內閣統一見解，更缺乏相關配套安保法制支撐，存在人亡政息的不確定性。賴政府卻一味仰望高市，無視民意對兩岸關係春暖花開的期待。
高市5月4日訪問澳洲，在坎培拉的澳洲戰爭紀念館向無名烈士墓下跪獻花。日本媒體未聚焦此新聞，反倒是具官媒背景的微信公眾號《牛彈琴》專文批判指高市的「跪」不是懺悔、反省，而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政治表演」，為向美、澳等西方國家遞「投名狀」，為日本軍事正常化鋪路。
《環球日報》社評認為，高市推進的「再軍事化」為承繼戰前「皇國史觀」的「新型軍國主義」。高市的「台灣有事說」使日中交流、溝通中斷，不僅互信盡失，更以近代中日戰爭的歷史敘事，社評直指高市為右翼，中日關係陷入邦交正常化以來前所未見的低潮。
何謂右翼？高市的保守主義底色透著右翼的符碼？回答此問題須藉大川周明對高市的檢視。大川為遠東裁判中唯一列名甲級戰犯的平民，後因美軍的戰地精神科醫師賈菲（Daniel Jaffe）診斷大川精神失能，而逃過司法追訴，但其在思想上屬極端右翼，應無懸念。探究大川周明的思想，始可解讀日本「右派」為何，及近代日本對亞洲的想像及對美國的反抗。
大川周明不僅在思想上推波助瀾，在近代日本國家的建構中，亦試圖透過國史的再建構，以「東西文明對抗史觀」回答「日本是什麼」，以圖調動「因史學而覺醒的日本精神，以為興國之力」。為此，大川於1939年出版《日本二千六百年史》，而在二戰結束後，此書成為大川鼓吹軍國主義的鐵證，一度絕跡於日本書市。
大川的《日本二千六百年史》與日本1940年代前期的「皇國史觀」沆瀣一氣，藉日本史鼓動「日本精神論」，將日本美化為「全亞洲復興之先驅」，正當化彼時軍部對印太地區的侵略。大川周明雖將此書題為「歷史」，但毋寧將之視為「政治」更為合理。
被盟國視為該為二戰日本的犯行負責的大川周明，在昭和前期，於亞洲現代化的思辨中，走上「大日本主義」，對其後日本的亞洲侵略戰爭起到推波助瀾作用，亦為鼓動日本社會走上軍國主義的主要旗手，美國媒體稱之為「意識型態的挑撥者」，《紐約時報》更將大川定位為揭開「十五年戰爭」之「九一八事變」的「民間頭腦」。
大川對日本與亞洲近代的思考，不同於主張以歐洲做為方法的福澤諭吉， 回到武士道去尋求解法，對大川而言極具魅力。大川認為，「日本性」為亞洲重回「亞洲人的亞洲」之精神動力。盟軍的備忘錄將大川描述為「推動『亞洲人的亞洲』最堅定又最具說服力的人」。大川不僅在思想上鼓吹，在近代日本的形塑中，更試圖重構日本國史，思辨「何為日本」，以召喚「日本精神」，助力日本的「興亞」實踐。
大川思想在政治光譜上，無疑被定位在極右翼，亦即「基本教義右派」，其表現在對外政策上即「反美」。大川認為，美國意欲將勢力伸入東亞，日本必須使美國瞭解，對方將無法遂行此野心。他敏銳地察覺到美、日終將對決的氛圍，此亦為大川及其思想追隨者所楬櫫之救贖東亞的必經之路。1925年，大川即在NHK廣播中預言，美、日終將為全球控制權決一死戰，他指控美國為東亞的入侵者，細數近代以來美國進犯東亞，若不改正1853年「黑船來航」以來遭扭曲的美日關係，日本難以引領亞洲走向近代。
大川為日本侵華戰爭辯護，勾聯冷戰後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自民黨執意帶領日本「走出戰後」，在修憲討論中，明治以降的日本對西方之「被害者」意識重回發言位置，視「大東亞戰爭」為領導東亞國家抗擊西方殖民主義的歷史救贖，其對東亞國家的侵略，竟弔詭地成為「不得已的戰爭」或「自存自衛戰爭」，引起中、韓及日本自由派學者疑慮，日本右翼是否死灰復燃。
台灣人若不識大川周明，將無以正確判斷當前日本社會思潮脈動與昭和前期歷史的關係，亦難以理解日本面對與東亞周邊國家的「歷史認識問題」，為何堅持不「謝罪」。在學術上研究《日本二千六百年史》，有助於台灣人認識日本。另外，此書呈現歷史建構之史觀的重要性，此左右國家面對歷史進程中的問題回答，更決定現實政治中的成敗。
《馬關條約》使日本得到垂涎已久的台灣、澎湖及其附屬島嶼。日本近代文明之父福澤諭吉百年多前即曾直言，甲午戰後日本乃戰勝國，已備充分的理由割據台灣，以有效維持琉球的安全，台灣在中國手上，有如榻邊之鼾聲，將令日本寢食難安。日本繼1879年吞併琉球，改置沖繩縣後，再獲台灣，除可確保當時日本經濟發展所需之熱帶物資外，更確保其南面之安全，進取東南亞。
《馬關條約》後，日本藉口大韓帝國獨立，徐圖兼併朝鮮半島，並在日俄戰爭後，奪得遼東半島控制權。日本因此首度嘗到戰爭對國家的「好處」，並在日俄戰爭後進一步確立藉戰爭染指東亞全境的亞洲戰略。《馬關條約》使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不僅打破「島國」格局，實現江戶中葉日本思想家本多利明楬櫫的「海洋國家」，並因取得台澎、遼東及朝鮮半島，與歐洲諸國一般，步上殖民主義國家之途；中江兆民的「小國主義」成為曲高和寡的「清議」；內田良平的「大國主義」壓倒一切，亦使日本的「脫亞」與「興亞」變調為侵略亞洲的代名辭，難以成為東亞擺脫歐美殖民主義，歸位為「亞洲人的亞洲」之救贖，亦使高市的強國夢難擺脫右翼化的疑慮。
1894年的甲午戰爭決定20世紀前半的東亞歷史，《馬關條約》更為日本的侵略與殖民的歷史錯誤埋下伏筆。其後，大川周明代表的「大亞洲主義」，非但無法帶領印太區域「共榮」，更令明治維新「維新」到自取滅亡。對亞洲人而言，與西方殖民主義共謀的日本，無異於歐美的「他者」。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安倍晉三首相任內倡議的「積極和平主義」，不應淪為在「歷史認識問題」上選擇性的記憶，「自國史觀」合理化的詭辯。
若以大川對照高市，「高市外交」走在親美的路上，此為自民黨保守主義的延續，而非轉向右翼，但高市在澳洲的下跪不是反省戰爭，也完全異於德國對二戰「侵略」的懺悔與道歉，不能產生與東亞鄰邦和解之效，進而終結日本的「戰敗」身分，重塑新身分認同。日本國民在東京、大阪等大城市街頭高喊「反對戰爭」表達對「高市色彩」的不安，亦見從避戰到正視風險的集體覺醒，不是捨棄「和平主義」而將日本再推向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