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兩會」的世界意義
大陸的「兩會」自1986年的六屆「兩會」開始固定在每年3月舉行，因為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會議對外公開的「文本」有限，所以「兩會」的召開一直是外界觀察中國的政治窗口。「兩會」關係著14億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過去外界一直受限於西方灌輸的「政左經右」、「專制不民主」、「橡皮圖章」、「拍手部隊」等刻板印象，當時中國綜合國力不強，國際影響層面有限，因此，「兩會」算不上是世人注意的大事。2010年後，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開始受到關注，由大而強，由地區大國而世界強國，由硬實力強大而其軟實力的方面發展才被注意到。
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國綜合國力突飛猛進，在全球事務上善盡「大國」責任，中共開始提出中國對國際事務的觀點，貢獻中國方案，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建議各國「順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的潮流，秉持開放的區域合作精神，致力於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
今（2023）年「兩會」之前，鑑於世局的杌隉不安，習近平又提出「全面安全倡議」主張「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宣導在「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堅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等原則與手段」來「消弭國際衝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推動國際社會攜手為動盪變化的時代注入更多穩定性和確定性，實現世界持久和平與發展。」
「兩會」之後，又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宣示中國「願同國際社會一道，努力開創世界各國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讓世界文明百花園姹紫嫣紅、生機盎然。」這是中國對世界提供的公共財，更是中國軟實力的展現。
這樣一個強國的內政就是世界的政治重要的課題，其經濟發展關係著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榮枯，其政治變遷提供許多發展中國家政治改革的參考，特別是其國力興衰，直接決定了全世界發展中國家是否還要繼續苟延殘喘於美國的「霸權、霸道、霸凌」之下。所以，時至今日，中國的「兩會」已然不再是中國人自己的「家務事」，而是全世界受壓迫的發展中國家、民族的大事，深受關注。
二、「兩會」對中國的意義
從大陸自身的角度看，雖然在每年3月初的「兩會」只是中共「黨大會」或「中全會」規劃方案的執行會議，然而規劃固然重要，實踐也極具關鍵，而今年新一屆的「兩會」又是中共「廿大」號召全民邁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下召開的，關涉中華民族未來發展走向的起跑性、全民性「大會」，對中國人而言意義非凡。
「中國式現代化」不論中國人的主觀意願為何，客觀上都挑戰了美國霸權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包括西方人的政治、文化、制度、宗教和價值觀。因此，「中國式現代化」注定道路艱辛，過程坎坷，不僅有外部掣肘、阻擾，還有內部的懷疑、障礙，從大環境說，當前的中國正處於變局、危局、興局的交匯口。
從興局而言，第十四屆的政權肩負起中國邁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開局的重責大任。早在「廿大二中全會」，中共就公告了要向「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推薦的國家機構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提出《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的部分內容按照法定程式提交……審議。」因此，外界對今年「兩會」的關注不僅僅是政府的人事安排，更從其機構的調整來理解中共因應未來的想像。
從危局而言，中國邁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道路，充滿挑戰、危險，也充滿機遇，所謂「挑戰」當然是源自美國對中國及全世界的霸凌和霸道作為，特別是近些年對中國無所不用其極的全面打壓，正如習近平在參加政協會議的民建工商聯界委員小組討論時所說：「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實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圍堵、打壓，給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外部之外，大陸內部也有壓力，習近平在同一場合指出：「國內也面臨新冠疫情反復、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等多重困難。……未來一個時期，我們面臨的風險挑戰只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嚴峻。」
其實，除了習指出的問題，在社會層面，大陸內部為數不少的「舔美、精日、烏賊、反華恨中」的「公知」，在各行各業貶抑國家，醜化民族，打擊民族自信，摧毀文化自信，腐蝕社會人心造成的信心危機，也同樣十分嚴重。簡言之，在外部必須直面、戰勝美國霸權的挑戰，在內部必須兼顧經濟質與量的發展，任務極為艱巨。
從變局而言，主要來自科技的發展，特別是信息科技、生命科技，材料科技，幾乎是以普通人可以立即感受的速度變化，從國家層面而言，是一場誰將擁有未來，規劃未來的競爭，是中美博弈中最為關鍵的競爭；從社會層面言，科技對現代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中國敏感地抓住了這一波科技的發展，實現了彎道超車的發展速度，大陸的變化幾乎月月不同，於是傳統的典範逐漸失去價值，未来的典範仍在探索、競爭和建立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將因科技而分為擁有層、使用層與邊緣層，與此同時，傳統資本主義現代化所遺留的問題並沒有解決，所以此一變局是疊加狀態的複雜，也是新一屆中國政權必須面對的問題。
因此，新一屆政權必須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與社會層面作出回答，是以其「人事安排」、「機構改革」、「具體操作」等攸關中國在新起點、新時代的起手式，倍受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