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持續「反霸」政策：從鄧小平到習近平

一、客觀事實

所謂「三大任務」是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提出的，他說「80年代是我們黨和國家歷史發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包括台灣在內的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我國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務。這三大任務中，核心是經濟建設，它是解決國際國內問題的基礎。」之後中共的文獻均簡稱之為「四化、統一、反霸」三大任務，從提出迄今已逾40年，中共的答卷能力如何，尤其是「反霸」任務，如今又高度受到重視，如今看來，「三大任務」其實是一個整體性、系統性的任務，如今執行的如何，備受關注，茲從中共政策持續性的角度，作一理解。

第一、中國在上世紀汲汲以求的現代化，當年的全年生產總值僅5,370億美元，如今是全球第三大經濟體。中共廿大報告稱「國內生產總值114萬億元（人民幣）」，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達18.5%；1978年貿易為206.4億美元，佔世界貿易總量僅0.7%，而今根據WTO統計，全球2021年貿易總值為44.8兆美元，以中國大陸6.05兆美元穩居冠軍，占全球比例約13.5%，主要為中國大陸自2009年起取代德國、美國，躍居全球出口首位，其2021年出口值為3.36兆美元，全球第一，占全球總出口比例約15.1%，坐擁全球製造業供應鏈優勢並融入區域經貿整合。1979年中國人均GDP僅為182美元（世界銀行資料），世界排名117名，而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引《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按美元計算，中國人均名義國民總收入（GNI）達到12,438美元。這一數字接近世界銀行制定的高收入國家標準（12,695美元以上）。更不說在科技、基建，軍事、教育等多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有些領域，已經是全球的領跑者。

2021年初中國大陸官方說法，「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至此，中共在現代化的道路上，不僅僅在經濟成長，在國家綜合實力方面也令人刮目相看，特別在社會公平方面，也作出了令全世界，特別是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極為欽羨的成果。

綜合而言，鄧小平心中的「四化」不僅實現，而且是邁向國家現代化的新目標，習近平提出「從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兩個目標：「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以及「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然是基於今日中國大陸的現況，所訂定的新目標。

第二、「反霸」在上世紀中共雖然高喊「反霸」，但是無論是當年中國大陸的國家綜合實力，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以至中國的地區影響力與當年的美、蘇都不在一個級別，甚至是差了幾個級別，所以當年的「反霸」更大的意義在於表現出一種中國的國際觀，一種中國的國際主張和態度，一種道德宣示；反之，美帝國主義當年也不在乎；所以當年的「反霸」，是中美合作中，各反各的霸權；不論如何，當年不論美國、蘇聯都不可能視中國為與之同級的霸權。

然而，進入21世紀，特別是自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中國發展的勢頭，可謂來勢洶洶而具有直追美帝，逐步縮小差距的趨勢之後，美帝國主義開始重施「老大打壓、排擠老二」之故技，之後，敵對愈來愈明顯，手段也越來越激烈，方法也越來越全面，態度則越來越瘋狂。主要參考文獻如下：

2015年11月，美國政府發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該報告將中國列為與美國「展開戰略競爭」的五個國家之一。

2017年12月，川普政府發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視中國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 。

2021年3月，美國發布《國家安全戰略暫行指南》，「將中國視為美國面臨的『21世紀最大地緣政治考驗』」，並表示「中國是唯一有意圖且越來越有能力，重新建造國際秩序的美國競爭對手。」

2022年4月，白宮發佈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首次將中國明確定義為「美國『優先考慮的，唯一的全球頭號競爭對手』」。

在此一意義看，中國反霸的綜合國力、國際影響力和論述感染力等各個方面已然大大不同，政治目標顯然亦不可能一樣，如果說鄧小平時代的反霸，主要包含了道德與意識型態的成分；如今的「反霸」則更是關乎中國的國家與民族存亡的因素。

第三、「統一」，國家統一是中國人集體主義價值觀中最為重要的指標之一，中國共產黨建立新政權之後，不論其內政、外交的處境或情況有何變化，從不曾忘記「國家統一」的目標，所以70年代末，鄧小平復出未久，就將「統一」列為三大任務之一，當年鄧小平提出實現統一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案時，有一個說法存在不同的含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能作出不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承諾，也決不能輕易使用武力。」1993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表第一份《台灣問題白皮書》，第三段「中國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提及，「和平統一是中國政府既定的方針。然而，每一個主權國家都有權採取自己認為必要的一切手段包括軍事手段，來維護本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中國政府在採取何種方式處理本國內部事務的問題上，並無義務對任何外國或圖謀分裂中國者作出承諾。」

2001年，總書記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週年大會講話：「我們有最大的誠意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但不能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習近平主政時期，多次重申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2019年發表的習五條中第三條，「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台灣同胞」。

從上面的文本分析，最初有「不承諾放棄用武」的提法，一是為了彰顯國家主權對國內事務的獨立性和至高性；二是回應美國為了聯中抗蘇的戰略需要，亦為了她「棄台」保存顏面。在外交部相關請示上，鄧小平批示：「要明確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決的願望，同時我方也要用相同方式表示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解決台灣歸回祖國，完全是中國的內政。」

胡錦濤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週年座談會上發表《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講話中，完全沒有觸及「不承諾放棄用武」的說法，因為當時的兩岸雖仍有歧異，但均認同「一中原則、兩岸統一」的「九二共識」，所以兩岸之間不存在武力衝突的可能。

而今兩岸統一的「形勢」與「情勢」俱變：綜合而論，就是中國的發展大大強大與提升了中國大陸的國際身分，中國的反霸已經有極大的潛力削弱美帝國主義的惡劣行徑對當今世界的加害。所以中國國家統一的手段抉擇也從原本的「主權國家」的主權彰顯，轉至同胞之愛，再進入地緣政治博弈的階段。

二、政策之正確可持續性

綜觀現代國家尤其是民選式民主國家的政策，幾至無法超過10年，特別是國家領導人一經更換，往往是人亡政息；至於換黨執政者更是全面推翻前朝決策，隨心所「意」地折騰國家，沒能作到政隨形轉，策隨勢遷，校正偏頗，邁向治理。

中國的政黨政治在歷史的機緣之下，採取了「一黨執攻、多黨合作」的模式，只要政策確實是符合廣大人民利益，引導國家發展，不論領導人如何更換，而正確的政策必然可以堅持下去。不過政策的正確可持續性，存在著許多相關的制度配合。

第一、是否真正以民為本，為人民服務的政策，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時，恰逢大陸社會湧現「姓資姓社」理論爭執，鄧小平為了鼓勵中國共產黨大膽走出被「和平演變」的「八九風波」的陰影，繼續走「改革開放」的發展之路，破除務虛空談，提出了「三個有利於」的政策評價標準，即「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016年12月5日，習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次會議上提出「四個有利於」，指出「多推有利於增添經濟發展動力的改革，多推有利於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改革，多推有利於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於調動廣大幹部群眾積極性的改革。」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都很在意其政策與人民的關係，只有對人民真正有利，人民才會忠心擁護，才能形成強大而堅不可摧的動力，迫使任何領導或政黨只能依從。

第二、領導集體和幹部隊伍對此政策的精神、目標及執行途徑、方法等是否具有相當的共識，這就得利於中共在黨內十分強調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

中共重大政策共識之根源之一，就是源自「民主集中制」，此處之「民主」即反覆協商，不斷說服，不斷調整，不斷教育的過程，如果仍有歧異，則先行試點，總結經驗，修正缺失再行推廣，凡重大決策出台前，必須依程序作完、作足協商工作，以便將來推行之時，幹部對決策之精神、目標均有一定程度之理解，毛澤東稱為「民主基礎上的集中」。

此處之「集中」是指決策之前領導的想法，及經過民主協商後的決策，毫無疑問在決策之前，身為領導對問題、事件的判斷，必然有其傾向性的意見，領導自然也希望按自己的意見，但在當前中共的黨內規範，仍然需要按民主集中制程序形成決策，這種情況，有時被稱為「走過場」，其實就是可協商的範圍變小了；另外一層「集中」的意思是指「經過民主協商後的決策」，全黨必須服從，毫不遲疑，毫無保留地執行。此時幹部若仍不同意，則可以在執行決策的前提下，在會議紀錄上保留不同意，毛澤東稱為「集中指導下的民主」。

第三、在中國大陸這個人口眾多，民族複雜，利害難調的國家，要使其一項政策的可持續性，還需要全社會的共識與支持，在中共制度中「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便承擔了執政者與社會各界溝通、協調的角色和功能，當然，從西方政黨政治贏者全拿的政治哲學來看，很容易否定政協之功能。然而，經過幾十年的調整、強化和改革，在角色上、功能化均已大大提升，在參政、議政，人才提供方面都逐一完善，如今的各級政協已經法定作為正式的而且必要的與政府政策出台前意見交流、決策討論的程序之一；這樣全國各行各業，各個民族，各個界別都有機會進行決策前的討論、協商，對政策形成全社會的共識是比較有利的，特別如上中共以集體主義為訴求的宣傳，就形成了一般人容易看到的是協商之後的決議，決議之後的宣傳。

當然政策的可持續性的關鍵除了政策本身的內容之外，更在於政策執行，政策執行的過程、效率和結果，則是政策可持續性的最直接的試金石，那麼如何使得政策可以一如設計初衷一樣，使人民可以直接有獲得感呢？以行政層面來看，「對的人」和「對的單位」去執行，才能讓政策的優勢進一步的顯現。依此我們可以從治理的角度，自主地觀察中共重大政治會議，特別是習近平從廿大到十四屆兩會的人事安排和機構改革。

三、「兩會」人事與機構改革

習近平時代以來，「三大任務」的政治目標未變，只是實現基礎不同，如果在鄧小平時代是「四化」為重心，只有「四化」有成就，反霸與統一才有機會。那麼習近平時代被迫以「反霸」為核心，只有「反霸」成功，中國崛起，民族復興，和平統一（兩岸「統一」是必然的，關鍵是和平統一、長治久安）才有可能，否則必然功虧一簣。

對中國而言，如果說在毛澤東時代中美關係是衝突、鬥爭，甚至戰爭，因此，毛須要「敢於鬥爭」的幹部，最終正如毛澤東所說「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到了70年代美國有求於中國，中美就進入既鬥爭又團結的時代，從而為之後的中美之間既團結又鬥爭的交往奠定穩定基礎。

近十年美帝國為了遏阻中國的發展，從歐巴馬的第二任重返亞洲，川普對華關稅、貿易、科技戰到現任的拜登的圍阻中國，脫鉤中國，並以台灣牌屢屢挑釁……，兩國關係已經到了必須認真建立協商「護欄」，避免軍事誤會，導致中美的武裝衡突，而事雖至此，美帝國主義政客依然無意收手。如今美帝一旦無法遏止中國的崛起，其霸權必當轟然倒塌，並可能成為全球公敵。

習近平要領導為中國成為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民族的偉大復興而戰，更不能屈服於美帝無理的訛詐，否則中華民族終無真正雪恥翻身的一天，更談不上國家崛起、民族復興的中國夢。

如今的中美關係正在步步邁向中國崛起和美霸隕落的決戰時刻，對中國此時正是決戰時期。習近平在人事安排上，既需要確實「敢於鬥爭」又要真正「善於鬥爭」的幹部。在機構重組上，也須要可以全面應對未來的挑戰。

所以我們就看到在人事安排上，首先需要經歷文化大革命後，又有大學專業知識的鬥爭經驗豐富幹部；其次是實幹務實型，可以立即發現問題，針對問題，解決問題的執行幹部；其三是忠誠實踐型幹部，因為這是民族存亡、尊嚴和復興「類戰爭」，戰爭狀態下，自然原本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必然向集中傾斜。

從組織結構的改革來看，其一是顯然的改革趨勢是黨權在決策層次進一步提高，特別比對新發的《國務院工作規則》，在一開始，就確立「國務院工作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廿大精神和黨中央決策部署」；面對國務院工作人員的工作準則要求也將原的本「執政為民，依法行政，實事求是，民主公開，務實清廉」。改為「國務院工作人員要旗幟鮮明講政治，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堅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次是黨中央成立科技、金融兩個新委員會，自然是為了未來中美的新鬥爭；成立設立「中央社會工作部」，組建國家資料局……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管理。都是面對未來中美博弈加劇，科技進步神速的社會變數而設立的新單位。其三是組建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工作委員會、全國政協界別增設“環境資源界” ，則是為了強化中共政權中的參與權和監督權。

四、結 論

今年2月中共官媒新華社發表《美國的霸權霸道霸凌及其危害》乙文，該文直接指責美國濫用政治、軍事、經濟、科技、文化等霸權地位，粗暴干涉別國內政，大搞顛覆滲透，動輒發動戰爭，貽害國際社會。這是從全球的角度，定性美國的國家本質，定位美國的國家行為，這也代表中共對美不存在任何幻想，已經作了全面決裂，全面鬥爭的準備。未來的五到十年世界格局必將迎來大的翻轉，這是中國式現代化必須跨越的門檻，換言之，在鄧小平時代「四化」是改革開放的成敗標誌，是統一、反霸的基礎；如今習近平時代「反霸」成為中國式現代及國家統一的關鍵作為。 2023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