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待中國　聚焦不對抗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7日展開韓國訪問行程，此行是繼2018年2月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出席平昌冬奧開幕式以來的日相訪韓，更是中斷12年之久的日、韓首腦「穿梭外交」的恢復，意味日韓關係走出慰安婦及徵用工賠償等歷史問題所導致的低潮。

從3月中旬韓國總統尹錫悅訪日開始，美、日、韓三邊關係急速升溫，此不僅三方共同應對北韓核武發展，亦有遏制中國的戰略思考，強化美國在印太區域的多邊安全合作網絡。2023年「七大工業國」（G7）廣島峰會為岸田首相設定的重要主場外交。尹錫悅在日、韓會談上表示，日韓關係在兩個月內急速改善，將超越過去開創更加友好的關係。岸田與尹錫悅宣示美、日、韓展開安保合作的重要性，重建雙方戰略對話渠道。

美國總統拜登盛讚岸田首相為改善日韓關係採取「有勇氣的舉措」，但日、韓的「歷史問題」錯綜複雜，雙方能否藉「穿梭外交」相逢一笑泯恩仇，不無疑問。尹錫悅4月24日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時表示，拿百年前的事情對日本「要求下跪道歉」是令人無法接受的，韓國的安全問題迫在眉睫，因此與日本的合作刻不容緩，對此抱持消極態度的人永遠不會理解政府立場。

然而，在日、韓首腦會談所在的龍山總統府外，市民團體聚集抗議，要求日本須為二戰的強徵韓國勞工「謝罪」，並反對日本預定在今夏開始排放福島第一核電廠的處理水，受訪民眾直言，不期待首腦會談，對僅韓國片面讓步感到失望。韓國的蓋洛普民調結果顯示，僅33%的受訪者認為尹錫悅訪日具成果，而49%的人持否定態度，透露近半數韓國人不認同「尹岸會」。韓國民意與尹政府間對日、韓「歷史問題」的態度仍存在距離。尹錫悅想藉歐洲的戰爭當事國在戰後仍能為未來發展合作關係說服韓國人民，恐力有未逮，何況德國戰後對二戰時納粹罪行深切反省、謝罪，而日本政府至今仍在「侵略」一詞反覆辯解。

岸田首相訪韓時，雖以「痛心」表達對過去日韓關係的反省，但此論調難以滿足韓國人民對歷史正義的想望。尹錫悅認為，相較於歷史，未來韓、日合作更為重要。惟日、韓的歷史糾葛仍將侷限日、韓的合作，尤其是最易觸動「日併朝鮮」之歷史傷痛的安保合作。韓國人囿於歷史情感，難以接受日本自衛隊踏上韓國的土地，而日本在戰後憲法的和平主義下，亦無法揮師半島，介入「朝鮮有事」，畢竟美日同盟是特殊的憲法例外，日本至今未能在美國之外，與其他國家建構相互保證安全的同盟關係。

著眼於東亞安全形勢的變化，當前美、日、韓三方戰略合作除因應北韓核武問題外，亦存在美國為疏理印太秩序，對結盟政策做出的調整，但美韓同盟與美日同盟從「兩組雙邊」走到「一組三邊」，仍不具現實性，畢竟美韓同盟異於美日同盟，美韓同盟的範圍未溢出朝鮮半島，而美日同盟則因「遠東條款」，駐日美軍可運用到菲律賓以北地區。美國力促日韓關係改善的鑿痕，班班可考，但橫亙在日、韓間的「歷史問題」，或將使拜登政府的外交努力事倍功半，而岸田更心知肚明，日韓關係中的「歷史問題」隨時可能捲土重來。

日韓關係改善背後雖存在應對中國積極向東亞海域投射軍力的戰略思考，但並非攜手謀劃共赴「台灣有事」。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4月24日在國會回答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眾議員、前總務大臣原口一博質詢，就是否同意「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時不願表態，只表示以日本政府的立場而言，「不予置評」，期待通過和平對話解決問題為日本政府一貫立場。日本「共同社」評論認為，林芳正避免直接評價前首相安倍的「台灣有事」之說是權衡對中國、台灣及日本國內輿論的影響。

美、中博弈白熱化，美國對中政策趨向強硬，其間更不時操作「台灣問題」牽制北京，使台海緊張升高，「準戰爭邊緣」的用詞出現在兩岸關係的評論。《經濟學人》分析指出，此反倒給日本帶來相反的憂慮，岸田首相憂心「台灣有事」，不欲中、美衝突。岸田4月20日接受國際媒體採訪時，不願正面回答日本正採取哪些軍事措施以遏制中國「稱霸」的提問，而回以「外交詞令」：「積極外交應是優先要務」。

在2023年版《外交藍皮書》中定位去年為「歷史轉變期」，此不僅導因於俄烏戰爭，更是日本對當前國際局勢的研判，其理由有三：首先，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擴大；其次，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及發展中國家崛起；三則為各國利害關係複雜化等。

日本認為，中、美之爭為「對立、競爭及協作複雜交織」的局面，但在全球化進程下，「已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經濟脫鉤」。對於中國，《外交藍皮書》以不點名方式指出，「部分國家急速且不透明地強化軍事實力，基於自身歷史觀與價值觀，加強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姿態及自我主張」，在台海局勢上，日本表示，「對於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整個國際社會擔憂急劇升溫」。

4月初，林芳正終於實現出訪中國，此為2019年12月時任外相茂木敏充訪中以來首次，對中日關係極具意義。林芳正出任外相前，曾任「日中友好議員聯盟」會長，為自民黨內的「知中派」，中國意在通過林芳正訪中，維繫對日關係，而日本亦相向而行。《經濟學人》認為，岸田似乎正在竭力避免G7領袖峰會前，中日關係進一步惡化。G7外長會議4月18日在廣島召開，會後公報敦促各國「坦率」地與中國「合作」，「岸田外交」欲藉5月19日登場的G7峰會創造中、美對立降溫的條件，努力解決中美關係螺旋下降的問題，以此建立日本在區域穩定所扮演的角色。

G7在領袖峰會聲明中指出，願與中國構建具有建設性的穩定關係，並在國際問題上，需與中國合作。岸田首相在G7中呼籲中國承擔「作為國際社會一員的責任」，關於台海局勢，岸田重申「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敦促兩岸問題的和平解決」，並與G7共享此立場。G7表示，「我們的政策做法不是要傷害中國」，「無意阻撓中國經濟進步及發展」。G7成員強調，無意與中國「脫鉤」，僅追尋「降低風險」。

日本憲法中的「和平主義」不動如山，且日本民意不支持發動戰爭。因此，無法想像日本向中國開戰，若再次中日戰爭，戰場不會在中國，而是在日本，岸田內閣須極力避免戰端。日本與台灣近在咫尺，足以感受到其不樂見，但可能被捲入的衝突，其中兩種情況將使日本難以置身事外，一為「台灣有事」，戰火波及日本，造成「日本有事」；二為中、美衝突，基於美日同盟，日本援引「集體自衛權行使」，捲入衝突。此兩者皆非日本所願，日本強化防衛，不為與中國衝突，而為提升與中外交對話的底氣。日本的安全須有兩手，一為外交；二為防衛力，外交為主，防衛力為輔。防衛力是為外交與對話而存在，不是為對中衝突的備戰。中日關係要交流不要交戰，要對話不要對立。

在中共「廿大」後，中、日高層交流及對話全方位依序重開。5月16日，日本防衛省宣佈，日、中防務部門幹部間的直通熱線正式啟用。日本防衛大臣濱田靖一與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李尚福進行電話會談，雙方確認熱線將在避免不測事態及建立安全信心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並商定今後在妥善運用熱線的同時持續保持兩國防務部門間雙向溝通。濱田提及東海局勢等中、日在安保方面的關切，表示「正因如此才需要坦誠溝通」，以避免衝突。

然而，日本扮演中、美之間外交調人仍存在現實的困難，因為岸田內閣在美、中競爭中，明顯選邊向美國傾斜。日本《外交藍皮書》將對中關係形容為「重要的雙邊關係」，但對中國的外交及軍事動態，一改過往的「中立」態度，直言是「日本與國際社會的嚴重關切事項」，徒令日本過去在國際政治中經常承擔的「橋樑」角色無從發揮，難承擔區域大國的責任。

在G7峰會中，日本政府以緊張升高的台海局勢為楔子，討論經濟安全保障問題，展現不允許經貿領域中施以脅迫行為的姿態，宣佈將創設「應對經濟脅迫的協調平台」，對抗利用貿易施壓對方國家之「脅迫外交」的新框架，且將此以附件的形式列入G7首腦聲明，成為G7未來的外交方針。岸田首相希望以G7作為核心，展示對中國的明確立場，力求實現供應鏈強韌化及公平競爭，但此或將影響日、中未來的對話，成為雙方的新爭端。

何況，日本在對中外交上，亦如美國一般，常藉「台灣問題」說事，動搖中日關係基礎。在中、日各高級別對話中，不時對台海等議題展開正面交鋒。林芳正避談「台灣有事即是日本有事」，並非忌憚北京「不得插手台灣問題」的警告，而是去除民進黨人對「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遐想。日本不拿台灣說事，才能避免「台灣有事」，不使中、美走上衝突。

日本要助力兩岸關係改善，始可緩解日本周邊的最大風險。兩岸關係好，日本才會好，日本若將台灣視為對抗中國的外交工具，難以站到美、中調人的位置，因為這般的日本「公親已成事主」，不僅無助區域和平，更將為自身招致戰爭的危險，岸田內閣勢將流失民意的支持，亦難使G7峰會中所展現的「岸田外交」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