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下台灣問題之思考（上）

一、疑問待釋

2022年8月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說：「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解決。」「民族」要「復興」，必然依賴「國家強大」，所以也可說「國家強大」了「台灣問題」就隨之解決，它應該成為中國人在解決台灣問題上普遍的共識。然而按澳洲2003年成立之洛伊（Lowy）國際政策研究所從2018年起每年發布的一項衡量印太地區國家的相對實力指數，亞太26個國家和地區，美國依然是該地區的第一超級強國，中國則排名第二。2023年9月公布的「2023最強國家排行榜」：「前三名分別是：美國、中國與俄羅斯。」中國也說：「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迎來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中國奇蹟。國家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實現歷史性躍升，對國際社會的貢獻日益顯著，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格局。」

一句話，中國已經不是百年前中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仍在路上，中共中央仍以2050年社會主義強國為奮鬥目標，但從當今世界各國的橫向對比，在多項關鍵指標上，如經濟實力、科技發展、基建水平、軍事能力等，中國都名列前茅，保守地說，中國毫無疑問已是當今世界的強國之一。但中國當今的處境反而愈來愈嚴峻，「台灣問題」的解決，不僅仍無跡象，而且似乎愈來愈複雜、愈艱難，台獨的氣焰愈來愈囂張。和平統一愈來愈渺茫。這就突出三個疑問：第一如何理解國務院台辦「白皮書」的判斷？第二為什麼中國強大了解決「台灣問題」反而更形複雜；第三該怎麼辦？

二、中國現代化對美西方的意義

中國經歷近75年的不斷努力，特別是加入WTO後在經濟上飛躍式發展，國家的其他發展也一步一步跟上，同時為了實現中國的「自主發展」，不受制於美西方集團，自然要提升科技能力，然而，中國人這種防衛式的發展，對美西方集團而言，就是「禍害」、「破壞」、「侵略」。有人指出中國現代化對西方秩序造成三大「害」：中國價格、中國標準及一帶一路。

「中國價格」是指中國產品物美價廉，貨色齊全，而且不論是「性價比」或「質價比」，都遠超其他國家的同類產品，以致其他國家的同類產品完全失去競爭力，「盾構機」是最鮮活例證，中國形構機售價是德國產品的十分之一。《人民日報》報導：「每隻注塑打火機僅售1元錢，20年不漲價，何以做到？」而且「人力成本從20年前的1角錢降到如今的1分5厘，何以實現？全球一年銷售200億隻打火機，其中約七成來自中國中部的一個縣級城市，何以取勝？」作者點出中國生產者的勤勞、創新。報導說「在湖南邵東規模最大的打火機企業——湖南東億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的展櫃裡，數百個樣式各異、功能不同的打火機令人目不暇接。」有「防風防爆打火機、家用廚房點火槍、USB充電點煙器、手機支架打火機、印有京劇臉譜的打火機……」，不僅如此，打火機雖小，但產業鏈卻不短。包裝盒、防風罩、發電陶瓷、引火彈簧……一隻打火機所需的幾十種零配件，在半徑20公里範圍內幾乎可全部生產出來。很多時候，成品組裝廠和零配件廠就隔著一條馬路、一道牆，「左右廠」就是「上下游」。如今，邵東有27家打火機生產廠家，87家上下游配套企業，200多種配件實現本地化供應。

這種「向『新』而行，以『質』致遠」的企業精髓，推動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以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中國製造業不僅將實現轉型升級，更能增強產業競爭力。不僅在傳統產業，更反映在中國的「新三樣」。在長三角，通過產業集群協同發展，一家新能源汽車整車廠可以在四小時車程內解決所需配套零部件供應，形成了體現現代化產業體系特徵的「四小時產業圈」。總之，中國新能源汽車等許多高科技產品，之所以在全球產業分工中擁有比較優勢，在生產成本和產品設計方面擁有綜合優勢，靠的是中國企業的長期規劃和努力研發，靠的是全要素生產效率的大幅提升帶來的質量成本優勢，而不是依靠政府補貼。這使得全世界任何產品，只要中國投產，其他國家便失去競爭力，因此，全球消費者對中國產品愛恨交熾；美西方國家不能不想方設法設置障礙，其實中國產品打的是西方企業的暴利。

「中國標準」：由於產品「價格」不在一個檔次，不具可比性；美西方集團倚靠其科技優勢，希望在「標準」的制訂上壓制中國。而中共自2012年十八大起即從國家發展戰略高點推動中國標準化。習近平強調，「誰制定標準，誰就擁有話語權；誰掌握標準，誰就占據制高點」；因此，對中國來說，未來產業自主創新的三大關鍵戰略，就是發展「自主品牌」、強化「智慧財產權」，以及制訂「產業標準」。2021年能提出「國家標準化戰略行動計畫」。這個標準化戰略即「中國標準2035」的行動方針。大陸國務院2021年10月印發《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明言「標準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發展的技術支撐，是國家基礎性制度的重要方面。標準化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發揮著基礎性、引領性作用。新時代推動高品質發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強標準化工作。為統籌推進標準化發展，制定本綱要。」

而「標準」的制訂權在技術的領先，如華為在國際通訊方面，尤其是5G技術的專利，因此華為的標準就是全球5G的標準。

由於信息、生物、太空等科技革命高速發展，帶來的新一次產業革命，推生新的經濟模式，現今國際的技術研發和專利布局尚未完成，全球的技術標準尚在形成中，在變局之下中國有機會彎道超車，以便掌握先機，實現超越，催生「中國標準」，引領未來。機不可失，正好借諸中美博弈，美方科技封鎖的時機，全力加快中國的科技發展，擺脫國外技術依賴，以高標準推進高品質發展；對外則推進與國外標準體系相容，以標準互聯互通促進產業合作和經貿便利化，最後成為國際標準的主導者。

「中國標準2035」提出要「在人工智慧、量子資訊、生物技術等領域，開展標準化研究。在（信息化、工業化）兩化融合、新一代資訊技術、大資料、區塊鏈、衛生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應用前景廣闊的技術領域，同步部署技術研發、標準研製與產業推廣，加快新技術產業化步伐。研究制定智慧船舶、高鐵、新能源汽車、智慧網聯汽車和機器人等領域關鍵技術標準，推動產業變革。適時制定和完善生物醫學研究、分子育種、無人駕駛等領域技術安全相關標準，提升技術領域安全風險管理水準。」幾乎涵蓋了所有未來科技，除了涵蓋的目標相當廣泛，中國還希望主導全球商品製造，並要制訂生產、交換、消費標準與規則。

一旦中國完成「標準化」工程，世界的商品要獲得中國市場必須按「中國標準」，否則不可能成為流通的商品；反之，中國產品由於性價比、質價比都高於同類產品，具有世界市場競爭力，結果「中國標準」也隨著中國產品的競爭力而成為「世界標準」，這時西方的資產階級政府可以反華，可以反中，但資本家不可能反自己的利潤。所以「中國標準」的提出，預示了中國現代化努力的2.0版，一旦成功，真的就是西方人必須思考“When China rule the world”如何適應，而不是遏制中國崛起的問題。

「一帶一路」：對美西方國家而言，「一帶一路」就是解放美西方集團長期殖民、剝削的後院，終止對其土地、資源和礦產的剝削，啓蒙其人民的反殖意識，點燃其國家自主發展的希望。「一帶一路」倡議的成功，對美西方國家是斷絕其剝削式發展的後路。

對中國而言，是從「人類命運共同體」到具體實踐的「一帶一路」倡議，再到落實發展方法的「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個體系的方案設計。從「世界觀」說，一方面反映了中國傳統「四海一家，共濟天下」的天下觀（胡溫時代也提過「地球村」「大家庭」一類概念），另方面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也代表中國與世界實現開放共贏路徑的頂層設計，「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中國願加大對全球發展合作的資源投入，盡己所能，支持和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提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為促進世界各國共同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從「實踐策略」說，就是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恢復「中國古代友好交往外邦的樸素願望，穿越草原沙漠，開闢出聯通亞歐非的陸上絲綢之路，以及先輩們揚帆遠航，穿越驚濤駭浪，闖蕩出連接東西方的海上絲綢之路，開啟了人類文明交融新時期」的傳統並發揚光大；利用現科技，中國的高鐵將今日的「一帶一路」建設成新世紀人類共同發展的「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創新之路、文明之路」。從「行動方法」說，是堅持「共商」原則，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是充分尊重各國發展水準、經濟結構、法律制度和文化傳統的差異，強調平等參與、溝通協商、集思廣益，不附帶任何政治或經濟條件，以自願為基礎為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開展對話合作，參與全球治理提供共商合作平台。通過平等協商之後，在落實這些「方案」時，採取了「共建」原則，「共建」就不能把「一帶一路」視為「對外援助計畫和地緣政治工具，而是聯動發展的行動綱領；不是現有地區機制的替代，而是與其相互對接、優勢互補。堅持各方共同參與，深度對接有關國家和區域發展戰略，充分發掘和發揮各方發展潛力和比較優勢，共同開創發展新機遇、謀求發展新動力、拓展發展新空間。」在「共建」出現的成果上，強調「共多」原則，即「對接各方發展需求，回應人民現實訴求，實現各方共用發展機遇和成果，不讓任何一個國家掉隊。」

中國這種「道義為先、義利並舉」，真心實意「幫助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加快發展的倡議」，確實完全超出了當今現實主義的國際社會上其他國家的認知。

回顧自中共改革開放以來，在海運主導的傳統國際貿易格局下，中國的中、西部地區在對外開放中處於劣勢，中、西部地區發展一直無法和東部地區相比，地區發展的嚴重不平衡，為全中國的發展帶來困境，於是中共中央也提出過「西部大開發」，但結果是「孔雀東南飛」；後來又提出「睦鄰、安鄰、富鄰」政策，但都沒有掀起高潮；直到2010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接著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共建促使周邊國家一起發展的途徑，才使得中國的「內陸地區從『後衛』變成『前鋒』，成為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的前沿地帶，推動了國內產業鏈供應鏈的合理布局和優化配置，帶動了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經歷十年耕耘，各參與國分享了合作共贏的碩果，一個個「陸鎖國」成了「陸聯國」，中亞、中東、非洲、拉美等地區的發展潛力得以充分釋放。十年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的貨物貿易額從1.04萬億美元增加到2.07萬億美元，年均增長8%，雙向投資額累計超過2,700億美元，為沿線國新創造了42.1萬個工作崗位，讓近4,000萬人擺脫貧困。

現在發展中國家參與者愈來愈多、尤其是非洲，在中國的協助下許多國家快速發展，面貌一新，按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機構今（2024）年4月26日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的「軟實力」在非洲已超過美國，成為最具影響力的國家。

如今中國的現代化已經構成對美西方殖民國家體系的威脅。「中國價格」不僅終結了西方技術專利的超額利潤，而且中止了同質產品商品化的可能性。而產品一旦無法轉換為商品，則無法體現其「利潤」，沒有了「利潤」資本主義便無法運轉，偏偏資產階級國家的政客短視地以「加稅」應對，但在沒有「替代」的情況下，只能傷害自己國家的消費者，所以在貿易戰中，美西方集團的損失反大於中國。

「中國標準」則是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按西方的規矩、標準，最終以「子矛克子盾」，迫使美西方殖民國家不得不採用「無賴」邏輯，利用自己殘餘的優勢，祭出「雙標」，甚至「造謠」、「抹黑」等手法，但世界已非以往的世界，美西方集團的「雙標」雖在西方仍有迷惑力，但在自媒體盛行的當代，其結果反而自損美西方集團的國家形象。所以在台灣有「疑美論」，其他發展中國家則有「天下苦美久矣」之嘆。

二戰結束以來，全球的南方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表面上獲得獨立，事實上在政治、經濟、資源、文化上無不受其原殖民國主控制和剝削，而不得不長期處於無法發展的落後狀態，「一帶一路」的成功，打斷了這些南方國家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扭曲依附關係，非洲國家得到發展，才能正常看待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關係，但這卻是美西方集團完全不能接受的變化，所以在西方的主流媒體中，中國成了國際秩序的破壞者。

美西方集團依然在許多領域傲視世界，如果以包容的心態，各自發揮各自的文化、制度優勢，努力發展，最終也可能迎來東西南北各方「多贏」的結局。現代化的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明明只是一場利益之爭，但美西方集團卻拿出以往「宗教戰爭」的瘋狂，頻頻以「全方位、情緒化」的極端手段打壓中國，完全是死生對決；中國的現代化成功與美西方集團的矛盾已上升到中國式現代化與美西方式現代化的不可調和的矛盾。

其實正像自我實現預言一樣，早在1993年美國政治學大師杭亭頓在《外交季刊》發表《文明的衝突》一文，強調冷戰後世界的暴力衝突，將來自於文化和宗教的差異，而非國家間的意識型態衝突。此文後來發展成1996年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乙書，杭亭頓當年就說冷戰之後，人類首次進入了多元、多文明的全球政治時期；現代化並不等於西方化，而現代化的結果，既未造就出任何一種共通的文明，也沒有帶來非西方社會的西方化。他說：西方的相對影響力正在衰微，亞洲文明逐漸擴張經濟、軍事與政治實力，回教文明則因為人口暴增，而在回教國家和鄰國之間，埋下不穩定的種子。……西方向來自以為代表了全球性文明，這種自負逐漸帶來與其他文明之間的衝突，而以西方與回教，與中國之間的衝突最嚴重。西方的生存契機，在於美國人民必須重新確認他們的西方認同，西方人必須接受本身文明「獨特但並非全球共通」的事實，……未來的世界想要避免一場全球文明大戰，端視世界領袖接不接受、願不願意進行合作，以維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色。【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