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市韶山衝的一個農民家庭。年少時勤奮好學，在青年時期以讀書探尋救國之路的過程中，他逐步成長為心懷家國的愛國志士，最終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並走上革命道路。
一、東山讀書
1910年秋，毛澤東來到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臨行前，他改寫了一首詩留給他父親，「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他表達一心向學、志在四方的決心，也借此表達在內憂外患、山河破碎的時局中，渴望通過讀書探尋救國救民之路的決心。之前除曾停學兩年在家務農外，他先後在韶山一帶的南岸、關公橋、橋頭灣、鐘家灣、井灣里、烏龜井、東茅塘六處私塾讀書。他從《三字經》、《百家姓》、《增廣賢文》、《幼學瓊林》等普及讀物入門，之後點讀「四書」、「五經」。他還讀被塾師稱為「閒書」和「雜書」的《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精忠岳傳》、《隋唐演義》等舊小說。他還讀了馮桂芳的《校頒廬抗議》，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還有《列強瓜分之危險》。這些書打開了毛澤東的眼界，深刻感悟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進入東山高等小學堂後，毛澤東開始直接接觸西方思想。東山高等小學堂是當時湘鄉縣最早的一座洋學堂，既教經書，也教自然科學、英文、音樂以及中外歷史和地理。在這裡，毛澤東閱讀了很多關於西方思想的書籍，同時第一次聽說了華盛頓、拿破侖、彼得大帝等，他對同學說：「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物，……我們每個國民都應該努力。」他還讀到了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新民叢報》廣泛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與政治思想，宣傳維新思想，抨擊頑固派。毛澤東欣賞梁啟超的文筆，經常邊閱讀梁啟超的文章邊批注。受梁啟超的影響，此時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毛澤東在思想上表現出了對改良、君主立憲的嚮往，以讀書與思考邁出救國探索的步伐。
二、省城求學
1911年春，毛澤東來到長沙，考入了湘鄉駐省中學。當時的中國已到了辛亥革命爆發的前夜，湖南的革命形勢日趨高漲。他第一次看到革命派辦的《民立報》，成為它的熱心讀者，接觸到許多革命言論。他還寫了一篇文章，主張讓孫中山回國任總統，康有為任國務院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雖然這三人的政治主張並不相同，但反映出毛澤東在思想上開始接受資產階級革命的主張，以讀書與思考邁出救國探索的重要一步。
1912年春，毛澤東相繼報考了警察學校、肥皂製造學校、法政學堂、公立高級學校，最後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同年7月，毛澤東離開學校，在湖南省立圖書館開始自學生活。他在這裡孜孜不倦閱讀書籍，讀了許多反映18、19世紀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和科學成就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代表作。如嚴復譯的亞當‧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論》、約翰‧穆勒的《穆勒名學》、斯賓塞爾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盧梭的《民約論》和達爾文關於物種起源方面的書，以及俄、美、英、法、日等國地理、歷史書籍和古希臘、羅馬的文藝作品。他後來這樣敘述青年時讀書的情形，那時，就像牛闖進了人家的菜園，嘗到了菜的味道，拚命地吃！這次自學讓他的救國視野得到拓展，思想不斷昇華，為其日後更深入地探索救國出路築牢了思想根基。
1913年春，由於他父親不支持他自修，拒絕繼續供給費用，毛澤東沒有了經濟來源，同時湘鄉會館內的環境也不適合他自學下去，便考取了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該校第二年合併到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這裡成為毛澤東探尋救國真理的重要起點。當時湖南第一師範有楊昌濟、徐特立、方維夏、王季範、黎錦熙等一批學識淵博、思想進步、品德高尚的教師。毛澤東經常向他們請教。他在讀書問學中不斷汲取救國智慧，這些老師的思想與品格深刻影響著他的救國追求。其中，楊昌濟對他影響最大。楊昌濟強調「立志」、「愛國」。受其熏陶，毛澤東堅定以讀書探尋救國道路的信念，成為一位觀念主義者。他還對哲學、倫理學產生了很大的興趣，試圖從根本上探究社會變革與國家振興的道理。他在哲學思想中呈現出二元論傾向，既有傳統思想精華，又蘊含著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他在讀書與思辨中逐步形成認識中國、改造中國的思想根基，為日後探索救國出路奠定了重要基礎。
三、聚友結社
毛澤東曾多次說過，「我一生最大的愛好是讀書」，「飯可以一日不吃，覺可以一日不睡，書不可以一日不讀」。在探尋救國出路的道路上，讀書既是他汲取真理的源泉，也是他凝聚同志的紐帶。青年時期的毛澤東讀書時講求「耳到」，組織讀書小組，由人念、大家聽，再共同討論。他在第一師範讀書時，他憑藉以學救國的赤誠之心與號召力，聚攏了蔡和森、張昆弟、陳章甫、羅學瓚、周世釗、李維漢、蕭子升、蕭子璋等一批追求進步的熱血青年。他還通過《徵友啟事》來結識在長沙各校有志青年，把讀書求知與尋找救國力量結合起來。節假日，他們經常到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宮等風景名勝處聚會，或臧否人物、議論世事，或登高吟詠、鬥韻唱和，相約不談身邊瑣事，在思想交流中堅定救國的信念。
1915年《新青年》創刊後，毛澤東讀到了楊昌濟贈與的《新青年》，很快成為熱心的讀者，開始接觸新文化運動。受新文化運動影響，他思想上發生深刻變化，想找到一條救國救民的道路。1917年冬天，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等人商議組織團體，得到眾人響應。1918年3月，毛澤東和鄒鼎丞起草會章。4月14 日，新民學會在長沙岳麓山下蔡和森家中成立，到會13人，加上未到會者，首批會員20餘人。會議通過會章，定名為新民學會，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規定五條紀律，選舉蕭子升為總幹事，毛澤東、陳書農為幹事。蕭子升赴法國後，會務由毛澤東主持。從讀書小組到新民學會，毛澤東把個人讀書求索昇華為集體救國探索，以讀書聚友、以結社明志，在學習與實踐中不斷靠近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正確道路。
四、以行踐學
毛澤東主張既要讀有字之書，也要讀社會這本無字之書。他知行合一、以行踐學。1917年暑期，他與蕭子升不帶分文遊學湘中五縣，歷時月餘、行程九百多里，走訪各界人士，體察民間疾苦，寫下調研筆記。次年春又與蔡和森沿洞庭湖遊歷，在行走中深化對國情的認識。他在日記裡寫下：「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同年11月護法戰爭期間，北洋潰軍逼近長沙，毛澤東運用讀書積累的智慧與膽識，組織學生志願軍聯合警察，以疑兵之計收繳三千餘潰兵槍械，守護學校與城區安全，實現了讀書明理與社會實踐的統一。
為了尋找真正的救國之路，毛澤東以筆為武器，積極探索並奮鬥。五四運動爆發後，為發動湖南學生響應北京的愛國運動，湖南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湖南學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創辦《湘江評論》雜誌，並聘請他擔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在長沙創辦了《湘江評論》，以「宣傳最新思潮」為辦報宗旨。該刊以評論國內外大事為主，設有「西方大事述評」、「湘江大事述評」、「世界雜評」、「放言」、「新文藝」、「特載」、「甚麼話」、「法國通訊」等欄目。毛澤東在創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湘江評論》共出版了五期，全用白話文，共刊載毛澤東的署名文章40篇，他寫的《民眾的大聯合》是其中影響最大、反響最強烈的文章。在創辦刊物，撰寫文章的過程中，他的思想發生重大轉變，即他不再僅僅看重個人的單純力量，而是將個人置身於民眾之中，依靠民眾的大聯合來實現救國救民的理想。
毛澤東還牽頭領導了驅張運動，將讀書所得的救國理念轉化為群眾鬥爭實踐。1918年皖系軍閥張敬堯主政湖南，施行苛政，壓制愛國運動。這一情況使毛澤東深刻認識到了舊中國的黑暗面，同時也更加堅定了他通過鬥爭與組織尋求救國之路的決心。1919年，張敬堯封禁《湘江評論》、解散學聯，毛澤東牽頭醞釀驅張運動，組織學生罷課，聯絡各界開展抗爭。12月，他率驅張代表團赴京，成立平民通訊社，發佈驅張文稿，多次向北洋政府請願，將讀書求索的救國之志，化作奔走呼號的實際行動。1920年6月，張敬堯所部撤出湖南，驅張運動取得勝利。這場驅張運動讓毛澤東在實踐中得到全面鍛鍊，展現出組織能力，並更深刻認識到建立組織的重要性。
五、北京尋道
1918年夏，毛澤東從湖南第一師範畢業，懷揣讀書救國、探求救國真理的初心，為尋求出路與生計，9月底，經楊昌濟介紹，擔任了由李大釗任主任的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助理員。當時的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和各種社會思潮的中心，毛澤東在此期間閱讀了很多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研讀了李大釗寫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他還積極參加了北大的哲學學會、道德學會、新聞學研究會以及「平民教育演講團」的活動，將讀書求知、社會實踐與救國探索緊密結合，馬克思主義帶來的思想衝擊，使他對國家前途的思考豁然一新。「在1920年，我開始被馬列主義和俄國革命的影響所指導。在我第二次遊北京期間，我讀了許多關於俄國的書。我熱烈地搜尋一切那時候能找到的中文的共產主義文獻。在我的腦海裡，有三本書印象特別深，幫我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到1920年夏，毛澤東自己說他已經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歷經長期讀書與實踐，他認為自己找到了救國救民的正確道路。
同年8月，陳獨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產黨發起組。經過慎重物色，毛澤東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黨文件上簽了名，創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開啟有組織的救國革命事業。1921年6月，毛澤東接到赴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知。29日下午6點，他和何叔衡在長沙小西門碼頭登上開往上海的小火輪。7月23日，他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親身參與影響深遠的歷史時刻。從一師畢業北上讀書求知，到北大紅樓潛心研讀馬列著作，再到以信仰為動力，投身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事業，毛澤東始終以讀書為途徑，在救國救民的道路上堅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