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6）年7月31日，不知是巧合還是刻意選在「731」這個日子，日本政府依數月前國會通過的法案，正式成立情報總司令部、指揮中樞的「國家情報會議」，及其相關業務的執行單位「國家情報局」。當天，兼具情報最高負責人、掌情報大權的情報會議主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主持了包括內閣官房長官、外相、防衛相、法務相、財務相、金融擔當相、國家公安委員長、經濟產業相、國土交通相等11名閣員在內的首次會議（定額是9位閣員），負責審議安全保障、反恐等領域的重要情報活動，以及關於外國間諜的海外情報活動（包含應對外國勢力干預選舉與「虛假訊息」）等重要情報。
「國家情報局」，是情報蒐集與分析的指揮中樞。由1952年設立的內閣情報調查室升格、重組而來。戰後日本的情報體系原本是多元、分散的，有：警察（視）廳警備局、公安調查廳、外務省國際情報統括官組織，以及防衛省情報本部等（日本整體收集情報的機構尚有財務省、海上保安廳、經濟產業省、檢察廳、媒體、商社、企業和自民黨總部所在的東京都永田町）。內閣情報調查室一直只是個協調機構，沒有命令權，只能請各省廳配合；而升級為情報局，則不僅可自行開展情報蒐集工作，還被賦予了綜合協調權，可匯集各省廳的情報並進行整體分析。其職能充分擴張，除了傳統人力情報外，還涵蓋了網路輿論監控與「認知戰」。其預算約4.07億美元，預計今年12月前正式運作。
此次日本情報機構的重組、誕生、擴權，獲得美國、德國、澳洲等西方盟國在技術、人員配置及制度設計的多方、深入協助（日本之前就與「五眼聯盟」關係密切），使得這機構從誕生之初就綑綁進了西方情報聯盟的網絡中。特別是，美日計畫擴大機密情報共享。可以預見，日本將來一定會充當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情報前哨站，美國應會更廣泛、有效地運用日本國家機器為其戰略服務。日本可在美國等西方盟友間吸取情報、也自行向美西方國家供應情報，提升它在盟友間的「情報話語權」。進一步設想，日本可能會把東海、南海、台海納入情報蒐集範圍，甚至製造事件、事端，為介入地區事務提供條件、藉口。表面的機構革新，會不會寓寄著為突破和平憲法、實現日本再軍事化，復活軍國主義的布局？
國家情報局初期編制約700人，目前沒有擴編、沒有空降，跟原內閣情報調查室的730人差不多，光是內閣衛星情報中心就占了380人，直接向首相及官房長官報告。其國家情報局的登場只是第一步，日本政府宣稱，已開始討論設立「對外情報廳」，時間預定在2027年底；將來專門負責蒐集和分析外國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等資訊，獲取關於日本安全保障、外交政策、危機管理的相關訊息。當前還得定義「間諜行為」，首要任務是先擬妥、推動《反間諜法》與《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等。
首任情報局局長原和也兵庫縣出生，一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1990年進入國家警察廳。其局長的職位層級與負責統籌日本外交與安保政策的「國家安全保障局（NSS）」局長相同。之前日本情報體系的五個核心部門裡，他待過三個，深受安倍晉三、高市早苗倚重。官房長官木原稔在記者會上稱讚他「擁有豐富的情報經驗，我們期待他能全面履行職責」。
原和也一方面深耕公安與情報領域。曾任警察廳保全局保全課長、外事部外事課長，2022年8月出任警察局保全局局長（該職是日本警察體系中負責國家安全與反間諜工作的核心職位）；2023年6月被任命為內閣情報官，為此次擔任局長職打下基礎。二方面又有豐富的涉外情報工作經驗。2002-2007年先後出任日本駐俄羅斯大使館一等秘書、駐美國大使館參贊（隸屬外務省），在兩大外國情報站積累了深厚的國際情報網絡資源；2010年8月起兼任內閣官房（內閣情報研究室）顧問；2019年1月出任（安倍）首相秘書官（行政事務），熟悉決策中樞運作。駐俄、駐美、信號情報、反間諜、首相府都歷練過，囊括局長所需公安情報、國際視野、決策輔助三種能力的複合要求。堪稱是日本現今極少數深諳「情報產生」和「決策層如何運用情報」的人物。
機密情報98%都是將公開情報做個再整理。日本擁有世界排名第四的GDP，因此，大概也希望能擁有至少全球排名第四的情報能力吧！
情報戰與外交類似，是沒有硝煙的戰爭。而國際舞台的背後，正是各種反反覆覆的情報戰和鬥爭、角力。所謂「情報」，實際就是該鬥爭中不可或缺的武器，同時也是負責國家命運的政治領導者決定方向的羅盤針。換個角度來看，情報單位可說是專為當權者服務的機構。當權者目標鎖定或敵視哪些國家，甚至國內政黨、政治團體、反對派等，情報機構就會集中力量去蒐集當權者需要的國內、外情報。
高市早苖正尋求打破日本在二戰後所面對的各種國防與安全限制，將原本分散在各省廳的情蒐單位統合成一個國家級情報機構是關鍵戰略之一，企求更有效保衛國家機密、關鍵科技及抵抗外國影響力。日本政府正籌畫設立新機構「對外情報廳」。目前國家情報局初期規模約數百人，包括軟體工程師、網路安全分析員和海外聯絡人員。而新機構未來將成為日本情報蒐集與分析的核心，協調各政府部門約三萬多名情報相關人員的工作，新機構預定會在明年為招募新進人員舉行考試。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為了對付、壓制中國，近年聘用不少懂中文、受美西方思維、立場洗禮的海外華人與公知，日本很可能會有樣學樣，招募旅日反中、親台華人，或台灣綠營、獨派人士，編織以台制華的最大情報網，為美國在東北亞對付、壓制中國的最大馬仔。
高市政府登場後，日本防禦衛預算加速增列，今年會達到10.6兆日圓，「再軍事化」的企圖持續膨脹，部署具備「可攻擊敵基地能力」的飛彈，頻頻派出大規模戰鬥人員參加聯合軍演，允許出口殺傷性武器等等，一系列動作使日本早已不是長年所自我吹噓的「和平國家」了。而國家情報局的誕生，其重要性及影響層面，更是上述諸事無法企及的，預算、軍事部署不難得知或分析，但大規模收蒐情報（含衛星、電子偵蒐），對國內外派出大批情報、反情報幹員則通常不太容易為外界知曉、察覺。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準備四出侵略、擴張時就很重視情報。歷史上日本軍國主義即一直奉行「情報先行、間諜開路」的鐵律，歷次軍事行動前都伴隨著大批間諜滲透。
日本1872年即派出首批間諜潛入中國蒐集情報，啟動了對華情報戰，探查地理、測繪地形地物、調查礦產資源等。1906年設立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也是以鐵路公司為掩護的軍情機構，詳細調查中國東北的政治、經濟、軍事、煤鐵礦產。1911年8月東京警視廳成立了「特別高等警察」（簡稱「特高課」），後來升格為「特別高等警察部」，在日本國內進行殘酷鎮壓，逮捕左翼知識分子、日共成員和工會領袖，並以《治安維持法》嚴格控制出版品，剝奪民眾言論與集會自由。1941年日軍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前，也派出間諜瞭解當地天氣、地形、飛機和軍艦部署等情況。
二次大戰結束前，受日本間諜、情報之害最深、最廣、時間最長的就是中國。而戰後的日本，雖沒有獨立的情報機構，但其情報能力還是擁有一定水準。
除了冷戰期間替美國陣營蒐集把守西太平洋，遏制蘇聯、中國的情報外，其對外關係重心多匯集在振興經貿、科學技術方面。
蒐集情報仍是日本經濟、外交活動的主要內容，1952年8月總理府設置「內閣調查室」，為日本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貿易、市場、技術開發和經濟研究情報，以促進日本經濟發展。為了追趕歐美國家，日本把蒐集情報的重點放在獲取科技情報。日本管理部門派了近萬人到美歐學習工業製造的新工藝和技術，那時候，美歐國家常指控日本進行「工業間諜活動」。
另一方面，日本也對韓國、東南亞國家與台灣地區，透過「政府開發援助」（ODA）的經援，研究各地能源、礦產與經濟發展水平，為拓展當地日本商品的出口市場，廣收各種政經情報。
那個年代，日本商業情報網的核心是通商產業省（簡稱通產省，今日經濟產業省的前身）。在通產省的組織下，把日本政府、企業和研究、情報機構協調起來，形成一個密切配合、統一行動的強大情報網。日本派出的情報員更把推銷員、工程師、學者的工作與蒐集情報工作結為一體，從世界各地向國內提供有關商品行情，市場動向和前景，以及技術開發的信息，如此才會不斷生產出震驚各國的產品。
然而，正當日本下降為GDP第四大經濟體，日本領導階層又泡製「中、俄、朝威脅」，重組國家情報局，並將情報重心移轉回政治、軍事領域。
再者，鑑於國家情報局職能得到充分擴張，除了傳統人力情報外，還涵蓋網路輿論監控與「認知戰」；因目前的法律並未對所謂「假訊息」等核心概念做出清晰界定，反對派人士認為，這為監控國內民眾、壓制反對聲音等「權力濫用」預留了空間。此意味著任何批評政府的聲音，理論上都可能被扣上「間諜」或「散播謠言」的帽子。同時，該機構缺乏監督機制，在野黨提出的「設立獨立第三方審查機構」等修正案，都被執政聯盟否決，使得權力只屬於首相，卻缺乏國會或司法的外部制衡。
日本輿論界將其類比為二戰前惡名昭彰的思想警察機構「特高課」。由於當年日本正是先搞情報集權，之後才走向侵略，該段歷史陰影與近年的國際背景極為吻合，造成民眾和鄰國的不安。不少日本民眾認為，這是日本在突破和平憲法、加速軍事擴張的道路上，又邁出了危險的一步。
針對即將籌設的「對外情報廳」，8月18日木原稔接受FNN獨家採訪時提及政府方針是，透過在外務省設立對外情報機構，具體研討建構可蒐集外國機密情報的相關體制。因為英國秘密情報局（MI6）、澳洲秘密情報局（ASIS）均歸外相管轄。木原表示「正在參考各國案例展開研討」。
可知還有很多變化呢，日本「國家情報局」掀起的波浪才剛開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