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史發展的過程中，新文化運動之後，緊跟著就出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文化運動的左翼，培養了它自己的接班人毛澤東。
毛澤東（1893-1976），字潤之，湖南省湘潭縣人，出身於農民家庭。新文化運動時期，在北京大學當旁聽生，又在李大釗所領導的北大圖書館中當職員，參加馬克思主義硏究小組。離開北大後，在湖南創辦《湘江評論》，宣傳馬克思主義，擴大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他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1935年遵義會議後，他被推選為黨的最高領導人。從此以後，他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並且被認為是思想上的領導人。他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有權威的人。在幾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君」、「師」的地位和職能。因此，他在中國現代革命中，立下了別人所不能立的功績，也犯下了別人所不能犯的錯誤。他的著作中已公開的，載在《毛澤東選集》五卷及單篇本，此外還有《毛澤東書信選集》、《毛主席詩詞》、《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等著作。
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新民主主義及以前階段，二、社會主義階段，三、極左思想階段。
第一階段的主要理論著作是《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與《新民主主義論》。送兩篇文章幾乎是同時寫的。在前一篇文章中，毛澤東為中國革命的發展，畫出了一幅藍圖。他根據當時中國的社會性質，指出了革命的任務，他說：「既然中國社會還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既然中國革命的敵人主要的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既然中國革命的任務是為了推翻這兩個主要敵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這個敵人的革命，有時有資產階級參加，即使大資產階級背叛了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敵人，革命的鋒芒也不是向著一般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而是向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既然如此，所以，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但是，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
《新民主主義論》是專門説明這個理論的。這篇文章一開始提出了一個總問題－－「中國向何處去？」毛澤東分析了當時國際和國內的形勢，得到一個結論：走新民主主義的道路。全文從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説明新民主主義道路的內容。
在政治方面，毛澤東指出，在當時的世界中，有資本主義的舊民主主義，也有蘇聯的社會主義。「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相區別，那種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並且還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無疑將成為一切工業先進國家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是那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採取的國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毛澤東認識到革命的性質是革命的任務所決定的，革命的任務是革命國家的社會性質所決定的。因為中國社會在當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所以當時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這些都是歷史的客觀實際所決定的，所以，中國在當時的革命，既不能是舊民主主義的革命，也不能是社會主義的革命，而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那就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第三種形式只是一個過渡，但這個「渡」非「過」不可。
在經濟方面，毛澤東說：「這個共和國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扣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方針。這個方針的正確的口號，就是『耕者有其田』。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誰要是敢於違反這個方向，他就一定達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頭的。這就是革命的中國、抗日的中國應該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內部經濟關係。這樣的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這種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集中的表現。」
在文化方面，毛澤東說：「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這種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他又説：「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
他還批判了「全盤西化」的主張。他説：「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義論》還特有一節，題為「駁左傾空談主義」。毛澤東說：「沒有問題，現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將來要發展到第二步，發展到社會主義。中國也只有進到社會主義時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時代。但是現在還不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中國現在的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這個任務沒有完成以前，社會主義是談不到的。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時間是相當地長，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不能離開當前的實際條件。」他還指出：「『一次革命論者』，不要革命論也，這就是問題的本原。但是還有另外一些人，他們似乎並無惡意，也迷惑於所謂『一次革命論』，迷惑於所謂『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純主觀的想頭，而不知革命有階段之分，只能由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無所謂『畢其功於一役』。這種觀點，混淆革命的步驟，降低對於當前任務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說，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這是正確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發展論。如果說，民主革命沒有自己的一定任務，沒有自己的一定時間，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個時間去完成的另一任務，例如社會主義的任務，合併在民主主義任務上面去完成，這個叫做『畢其功於一役』，那就是空想，而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毛澤東的這篇文章，於1940首先發表於延安的《中國文化》雜誌創刊號上。這篇文章雖然是以個人名義發表的，但是，其意義和影響是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它的「建國大綱」和政治綱領。
在新民主主義階段，毛澤東與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者展開了鬥爭。
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認為，應該依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及蘇聯的前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城市中的無產階級與軍閥、資本家直接鬥爭，一有機會，就發動武裝起義。毛澤東不以為然，他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但是在同一個原則下，就無產階級政黨在各種條件下執行這個原則的表現來說，則基於條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因為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其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是組織工會，教育工人，可以進行長期的合法鬥爭，可以利用議會講壇，可以實行經濟的和政治的罷工，其組織形式是「合法的」，鬥爭形式可以是「不流血的（非戰爭的）」。遇到適當的時機，就改變合法的鬥爭為武裝起義，一舉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先佔據城市，把革命從城市推向農村。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條件就大不相同。在當時新舊軍閥統治下，沒有法律，沒有議會，甚至共產黨和工會的組織也都被禁止，無所謂「合法鬥爭」。要鬥爭，就只有武裝鬥爭。這種情況，毛澤東歸結為一句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中國的無產階級人數是比較少的，而農民群眾則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毛澤東提出「工農聯盟」的主張，共產黨下鄉組織農民武裝起義，先佔領農村，由農村包圍城市，一反西方共產黨的辦法，領導中國革命，得到最後成功。這個戰略符合中國當時的社會情況，也符合中國的歷史情況。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農民起義的傳統，但農民並不代表新的生產關係。一次農民起義雖然成功了，也只是改朝換代，建立一個新的王朝，沒有也不能改變封建制度。有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情況就大不相同了。無產階級雖不代表比資本主義更高一級的生產關係，但確實代表著比封建主義更高的生產關係。工農聯盟，無論就哪一方面說，都是如虎添翼。本著這個戰略，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組織了蘇區政權，有效地抵抗了蔣介石的「圍剿」以後，又在延安組織了抗日政權，領導淪陷區的人民進行游擊戰爭，使日本帝國主義「以戰養戰」的妄想無法實現。
這些成功，都是「左」傾教條主義者所不能想像的。毛澤東總結這些成功的經驗說：「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毛澤東說的「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這句話，後來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定義。馬克思主義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它就不是一般的馬克思主義，而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曾用了一個形象的例子以為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怎樣互相聯繫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和靶的關係。……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射箭以「的」為主，以箭對著「的」，不是以「的」對著箭。好像醫生看病，是以病為主，只可對症下藥，不可叫病人對藥害病。革命也是如此，只能以革命的任務決定革命的性質，不能以革命的性質決定革命的任務。前者是對症下藥，後者是對藥害病。
為了從理論上批判「左」傾教條主義者，毛澤東寫了兩篇哲學論文－－《實踐論》和《矛盾論》。
毛澤東指出，人的認識的過程有兩個階段：感性認識階段和理性認識階段。他說「原來人在實踐過程中，開始只是看到過程中各個事物的現象方面，看到各個事物的片面，看到各個事物之間的外部聯繫。這是認識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人們還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論理（即合乎邏輯）的結論。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復了多次，於是，在人們的腦子裡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即飛躍），產生了概念。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繫，而是抓著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繫了。概念同感覺，不但是數量上的差別，而且有了性質上的差別。循此繼進，使用判斷和推理的方法，就可產生出合乎論理的結論來。……這個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在人們對於一個事物的整個認識過程中是更重要的階段，也就是理性認識的階段。」
毛澤東在這裡所舉的例子是就一個團體（一個到延安參觀的團體）說的，就個人的認識說，情況也是一樣。個人的認識能力有兩個組成部分：感官和思維。從感官得來的是感性認識，從思維能力得來的是理性認識。思維能力是人類所特有，人之所以別於禽獸、高於禽獸者就在此。譬如一隻貓，它只能照著它的感性認識活動，見了可吃的東西就吃，聽到可怕的聲音就跑，疲倦了就睡覺，它的認識和活動，都只限於感性的階段。無論是人或其他動物，就其認識能力來說，感性都不能自然上升為理性。人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不是量變，而是質變，是一個突變，一個飛躍。
飛躍的條件是抽象。毛澤東引列寧的話說：「列寧說過：『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話，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著自然。』」他又說：「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認識過程中兩個階段的特性，在低級階段，認識表現為感性的，在高級階段，認識表現為論理的，但任何階段，都是統一的認識過程中的階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無論何人要認識什麼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於（實踐於）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理性認識雖然高於感性認識，但必須以感性認識為根據。沒有感性認識，理性認識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