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問世。當時正值國共合作推動的大革命高潮，湖南農村卻陷入激烈爭議－－農民運動到底是「糟得很」還是「好得很」？毛澤東用32天實地調查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這篇報告既是那個年代農民運動的實錄，也成為中共領導農民革命的重要文獻，對中國革命的走向影響深遠。
一、農民運動興起與各方爭議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戰事進展迅速，到1927年初，革命勢力已從珠江流域擴展到長江流域。北伐推動了工農運動，其中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農民運動發展最快。
湖南是北伐主戰場之一，也是農民運動起步較早的省份。到1926年11月，全省已有區農民協會四百多個、鄉農民協會近七千個，會員136萬餘人，農運覆蓋五十多個縣，可直接動員千萬農民。農會帶領農民減租減息、清算土豪、禁賭禁煙、興修水利、開辦夜校，甚至接管了部分鄉村權力。這些動作打破了舊有的鄉村秩序，也引來各方強烈反應。
國民黨右派和與地主豪紳關係密切的北伐軍軍官攻擊農民運動「破壞社會秩序」，稱之為「痞子運動」。一些中間派則認為農運「越軌」，主張加以限制。中共黨內也出現了分歧。時任總書記的陳獨秀擔心農民運動「過火」會影響國共合作。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強調要限制工農運動發展，指責湖南農運「過火」、「幼稚」、「妨礙統一戰線」。在這種氛圍下，不少地方黨組織開始約束農民運動。
農民運動的是非曲直，亟待有人實地調查後給出一個清晰答案。
二、32天的實地調查
毛澤東對農民問題並不陌生。他出身農家，1925年回故鄉韶山養病期間，就曾組織過秘密農會，領導過農民鬥爭。1925年11月，他在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時，已將個人學業概括為「研究社會科學，現在注重研究中國農民問題」。對於複雜問題，毛澤東歷來主張應該從調查研究入手，把事實先切實地弄清楚。面對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種種責難，他決定親自到湖南農村走一趟。
1926年12月，湖南全省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邀請毛澤東回湘指導。他在長沙向農工代表發表演說，肯定農民打擊地方劣紳、鄉間豪強是革命的必要手段，這與當時中央限制農運的方針形成鮮明對照。
1927年1月4日，34歲的毛澤東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身分，在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監察委員戴述人等人陪同下，從長沙出發，開始為期32天的考察。他身著藍布長衫，腳穿草鞋，手拿雨傘，徒步走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個縣，行程七百多公里。
每到一個村子，毛澤東就找普通農民、農協委員、貧農骨幹、鄉村教師、婦女代表座談，聽他們講受地主壓榨的苦難、搞農運的訴求和遭遇的打壓。他還會見各縣農協負責人，瞭解地方劣紳、鄉間豪強假意歸順、暗中破壞的手段，也掌握了縣府關押農協幹部、駐軍偏袒地主等情況。他深入農會辦公地、農民夜校、祠堂、集市，親眼看到農協接管鄉村權力後的變化，看到婦女打破族權、參與公共事務的新氣象。
2月5日回到長沙後，毛澤東立即向中共湖南區委報告考察結果，糾正了區委此前限制農民運動的錯誤做法。2月12日，他抵達武昌，四天後寫信向中央報告考察概況，隨後著手撰寫詳細的考察報告。
三、報告寫了什麼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全文約兩萬字，分八個部分。報告開篇就指出，農民運動「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力量都壓抑不住。
針對當時三種主要責難，毛澤東逐一回應。
所謂「糟得很」。毛澤東指出，農民運動的歷史使命就是打翻鄉村封建勢力，這正是國民革命的目標。他說：「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因此，農民運動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所謂「過分」。毛澤東認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他提出「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農民的激烈行動是對長期封建壓迫的正當反抗。
所謂「痞子運動」。毛澤東以衡山調查為例，指出貧農領袖中從前有些確有缺點，但現在多數已經變好，不能因此污衊整個貧農階層。他強調：「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
報告還詳細列舉了農民在農會領導下做的14件事：把農民組織起來、政治上打擊地主、經濟上打擊地主、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推翻縣官老爺的政權、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普及政治宣傳、禁賭禁鴉片、清匪、廢除苛捐、開展文化運動、辦合作社、修道路修塘壩等等。通過這些具體事例，說明農民運動在組織、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果。
在階級分析上，報告把農民分為富農、中農、貧農三層。富農態度消極，中農搖擺不定，只有貧農最積極、最革命，是「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因此貧農理應掌握農會領導權。
報告特別強調了建立農民政權和農民武裝的必要性。毛澤東說：「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要推翻地主政權，就要建立農民自己的政權；要推翻地主武裝，就要建立農民武裝。他主張讓每個青壯年農民都有一柄梭鏢。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撰就後，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刊物《戰士》週刊於1927年3月5日率先刊登該文部分章節。3月12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週報也刊發了前兩章。3月下旬，漢口《民國日報》的《中央副刊》和長沙的《湖南民報》也相繼轉載。
4月，主管中共中央宣傳工作的瞿秋白讀到報告後，十分讚賞，交由漢口長江書店出版單行本，書名改為《湖南農民革命（一）》，並親自作序。他在序言中寫道：「中國農民要的是政權和土地……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前線去奮鬥，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
這篇報告也引起了共產國際的注意。1927年5月2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俄文版轉載了此文。6月12日，英文版也全文刊出，編者按稱這是「迄今為止介紹中國農村狀況最清晰的英文報導」。在5月下旬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擴大全會上，執委會主席布哈林稱讚這篇報告「文字精練，耐人尋味」。
四、在當時起了什麼作用
這份報告在當時起了什麼作用？
最直接的一點，它為農民運動正了名。此前黨內外對農運指責不斷，有人說「過火」，有人說是「痞子運動」。毛澤東用32天調查得來的大量事實，一一回應了這些責難，說明農民打土豪、減租息、建農會，都是革命的必要之舉。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基層黨員和農運幹部讀了報告後，糾正了此前怕得罪地主、不敢支持農民鬥爭的偏向，農民運動也因此更加放開手腳。
報告也讓中共黨內對農民問題有了更明確的認識。當時國際共運的主流比較看重城市工人，中國共產黨內不少人也有類似想法，對農村和農民重視不夠。毛澤東的調查告訴大家，中國是個農業國，農民佔人口的絕大多數，革命如果離開農民，就寸步難行。貧農是農村裡最革命的階層，必須依靠他們，同時團結中農。這個認識，為後來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路子埋下了伏筆。
從實際工作看，報告成了各地農運幹部的參考。農民怎麼組織、怎麼建立武裝、怎麼打擊土豪劣紳、怎麼處理與地主的關係，報告都舉了湖南的具體例子。各省農運據此調整做法，讓貧苦農民掌握農會領導權，發展梭鏢隊等自衛武裝，同時注意團結中農。全國農民運動在1927年上半年因此有了更大發展。
共產國際轉載這篇報告，也讓莫斯科對中國革命有了新的認識。此前他們比較看重城市工人運動，對中國農村的情況瞭解有限。毛澤東的報告讓他們看到，中國農民中蘊藏著巨大的革命能量。布哈林在會上的稱讚，說明這篇報告在國際共運中引起了注意。
回頭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毛澤東通過實地調查回答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一次重要嘗試。它用湖南農村的真實情況，說明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也為中共後來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提供了早期的思想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