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所反映出的共同本質

一、序 言

本文所議論的內容是一項既舊且新的問題，會因時代的變遷而使人們的認知呈現出各種不同的樣相。科學認知是一段抽像化的過程，而抽像化則在於尋找出事物發展軌跡的共同性與普遍性。對象的觀察→要素的建構→諸關係的定式化→功能機制的闡釋與明確化→發展規則的把握→發展過程中的辯證→確立矛盾解決的主體→支援系統與配套對策的研擬→事後持續檢核評估等，系為orthodox的依循步驟。本文在此僅逕先提出初步的學際（interdisciplinary）概念，以結構化方式簡要說明人們的意識、認知與選擇，俾有助21世紀伊始，海峽兩岸在啟動新契機時，能建構出一更加清晰的概念，以利於人們認知的深化。同時並提出今後於進行「認同」研究時，可能面臨的課題與所應努力的方向。

二、學際應用概念的說明

依經濟學效用原理之「方案獨立不相關(I.I.A.，Independence from Irrelevant Alternatives)」特性，假設人們欲從甲地到乙地，(1)若使用公車與小汽車的所有條件均為一樣(如價錢、時間、安全、舒適度……)，則「第一階段」之使用公車的機率為50﹪，使用小汽車的機率為50﹪；此時再於「第二階段」，僅將公車於外觀漆上藍色與紅色以做區別，其他條件均不變，則使用藍色公車的機率為25﹪，使用紅色公車的機率為25﹪。透過此「二階段」之最終選擇結果是：使用小汽車50﹪，藍色公車25﹪，紅色公車25﹪。(2)若起初就將公車僅在外觀漆上藍色與紅色以做區別，其他條件仍保持不變，則使用藍色公車的機率為33.3﹪，使用紅色公車的機率為33.3﹪，使用小汽車的機率為33.3﹪，此為「一階段同時選擇」。比起(1)之「二階段選擇」，藍色公車25﹪，紅色公車25﹪，(2)之公車的選擇率66.7﹪，大於(1)之50﹪，選擇結果偏高；而(2)之小汽車選擇率33.3﹪，小於(1)之50﹪，選擇結果偏低。此情形還可由「一階段同時選擇」擴展到「多階段選擇」。

三、政治運作下之意識、認知與轉化

秉此I.I.A.特性於學際的類推(analogue)，圖1～圖3是分別屬於不同的三階段，是具有不同內容(階段)的方案(歷史條件)。於圖2，台灣與大陸同屬中國，向內，與大陸同步合作(粗實線)；對外，反抗日本列強併吞、統治(粗虛線)。但是到了1990年代圖3的第三階段，基於為「政治需要」而服務，原本在圖2的第二階段，大陸拉台灣入中國(恢復主權、統一)，則被民粹造勢、倒錯，或運作過於偏激狹隘的國族主義、史觀，將大陸等同於中國，進而再對外(粗虛線)宣稱：中國打壓台灣，與中國來往將喪失主權。向內(粗實線)則鼓吹：台灣優先，必須反抗中國併吞；感謝外國(昔日列強)的干涉，並稱之為主持正義。把本來為「中性之地理位置的內外部關係」，將大陸(中國)與日本(昔日列強、帝國主義)等同起來，視兩者均為由外部入侵的外來政權；巧妙地喚起，並轉化人們的歷史記憶。當然其間「最好、最容易被利用的記憶」為蔣介石政權於二、二八事件前後，所表現出在當時的大陸也曾被廣大中國人民所唾棄的各種失政，難怪至今台灣一直將二、二八以後的各種「不同性質」之政治事件，特別是1950～1954年之白色恐怖犧牲者，通稱為「二、二八受難者」，以遂政客們操控之目的。

由上述圖1～圖3，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於21世紀看似對立、衝突，然則其「共同本質」，並不全然矛盾，系均在於「反抗列強的侵略(追求民族的自由)」。祇不過在歷史時空條件的偶然與必然的辯證過程(包含中國人本身素質的低落與不爭氣，今後更應多加反省、警惕)，政客們故意在不做任何區別對待下，將「以前」之蔣介石政權與「目前」之大陸政府等同起來，通稱為「中國」；進而再將中國(昔日被列強、帝國主義割讓、欺凌)與日本(昔日之列強、帝國主義)等同起來通稱為「外來政權」；最終則使用「反抗外來政權」，以遂轉化、倒錯海峽兩岸人們原來極為純粹之「反抗列強侵略」的共同歷史記憶。

即，轉化的全體過程如下：中國（以清朝「政府」為「代表」）的台灣→甲午戰爭→日本國（以明治「政府」為「代表」）的台灣→二次大戰後→中國（以中華民國「政府」為「代表」）的台灣→國共內戰→中國（中華民國政府「到」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仍「代表」中國）的台灣→1970年代退出聯合國→中華民「國」「的」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已不能「代表」中國）→1990年代總統直選→中華民「國」「在」台灣（「政府」已逐步轉化為「國家」）→中華民「國」「是」台灣→中華民國（台灣）→「台灣」或「中華民國」（可彈性使用，或由各方做出各取所需的解釋，並依政治需要可分別歸屬於「國家」、「政府」、「地理」、「區域」等諸不同範疇）……→台灣國（正名）；或中華民國（中國台北、中華台北）？

四、關於「認同」所面臨的諸課題

以下再以《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遠流出版公司，陳翠蓮著，2008.8）一書中，第六、七章的內容，特別是針對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以迄1954之前後約7年間的白色恐怖年代所面臨到，以涉及「認同」諸層面為探討對象，藉此延伸出一些目前仍少為或尚不願意為人們所討論的十項課題，以供日後各界人士的探討：

（一）在光復後不久，王育德是對「國家」進行了認同，認同了「台灣國」。此或許又與1990年代後之「台獨」運動，在內容上略有不同。

（二）在中國（台灣）問題上有著十二萬分的弔詭：為何東西德、南北韓、南北越不會有「國家」認同，只會有「政府」認同的問題？其中之越南又是以一種全民族上下同心，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以長期對抗法、美的戰爭方式，取得民族的尊嚴、勝利？此系因：台灣與大陸分離了相當的一段時間，因而未能與大陸同步發展、共同呼吸、同身感受。逮二次大戰後不久，「政府」的認同又再由冷戰的國際局勢（外部、人為刻意）所挑起；因此，事實上中國（台灣）的問題是經由國共內戰、中國內部革命，外加美國介入而造成的。

（三）、如圖4所示，在二、二八事件之後，葉盛吉有對「政府」（要素）認同之選擇問題，但沒有對「國家」（本體）認同之選擇問題。他是先認同中國後；再來認同當時中國國內，屬於較取得民心、較為進步一方的「人民共和國」「政府」。當時的葉盛吉應還可選擇：遠走美、日諸國；附和國民黨政府；抑或遠離政治，從事醫研，做個旁觀者，靜待世局等因應方式。然而最終卻選擇了比「公投」更為莊嚴的生命做賭注，在當時的條件下，充分反映了年青人的理想與純真，這是人性中光輝而感人的一面，也是歷經二、二八事件後之思想、實踐更上一層樓的揚棄。應是屬於維護主權完整，有「國內矛盾」之選擇問題，而並無「分裂主權」，或對「國家」認同上的問題。

（四）近年在台灣確實是有嚴重「國家」認同的問題。1945年以後處於冷戰局勢下，台灣還加上處於「中國」本身之「革命」的時代條件中；逮1990年代之後，「台獨」運用諸多國際、島內條件，將「本國失政」與「外國殖民侵略」，以使用「外來政權」加以等同起來。由於「台獨」的背景還有美國「以台灣來牽制中國」的國際戰略存在，就這一點，當時葉盛吉是始料未及的，但在臨死前已認知到「美國」因素是導致「局勢發生」的主因。

（五）1947～1954之7年間的白色恐怖，相對而言大致有五項特徵：(1)有歷史史觀（社會主義的理想）；(2)有「政府」認同的問題，但較無「國家」認同的問題；(3)有國際大氣候的「美國」因素；(4)各種反抗活動台灣與大陸同步發生、進行；(5)大學生或剛出社會不分省籍的青年很多，少有「個人利益」與「當權者利益」衝突的糾葛，思想純真、行動明確。

（六）在國共內戰1947～1950年的期間，涉及台灣與大陸學生運動或各種社會、政治事件，同步發生、方興未艾時，吳新榮、林獻堂（當時兩人已是中、老年人，因社會參與、價值╱利益所導致的糾葛可能較為複雜）是如何看待局勢？如何自處？應加討論，也是日後研究「認同」問題之重點所在。

（七）就抵抗與認同的問題而言，由上而下，或由政府、政客主導、操控，暫時性、稍縱即逝，或藉由各種媒體造勢╱炒作等諸方式的「認同」（1990年代以後的台灣，較傾向於此）；與由下而上、不是藉由「假議題」操作、有歷史脈絡之因果連（持）續性的「認同╱抵抗」，甚至願意「賭上生命」的「認同╱抵抗」（1947～1954年的台灣，明顯呈現出此種傾向）等，彼此間的區別、關係到底如何？2008年在台灣舉行總統大選後，「大幅選票差距」的勝負結果，對百姓而言，認同的時效性、持續性、堅定性、個人認識水平、「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取捨╱衝突」等應如何做評估？「認同」的基準、意義又是什麼？「以什麼做對像」的認同？「問題╱對像」的層級性與「認同」的層級性，彼此之對應關係為何？「自我異化」與「認同」之間的轉化（有自覺或無自覺）機制為何？等等，均有待更深入的探討。

（八）個人屬性（含階級）與認同之動機（反映主體性）、過程（反映時間性）、結果（反映科學性）三者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九）在媒體資訊發達之21世紀，表象之「認同」，如何判斷是投機？還是追求理想？抑或僅是群眾心理？流行附和？或是一種被抑壓心理的挑動？

（十）由圖5之螺旋辯證過程，以及其與人們「認知」的相互作用機制，應如何把握？

五、結 論

在論及「抵抗與認同」的過程中，若不存在抵抗的「對像」，將不能發揮「力量與自由」；存在著抵抗的對象，人們就具備了可超越「自己所難以克服的盲點」，此同時也是「力量與自由」的存在條件。於《螢火與青春夢》（《中國時報》、顧爾德，A11版，2008.9.1）一文中，道出閱畢陳翠蓮新書《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後，對於老一輩絕口不談政治的台灣人，至今依然守著綠色名嘴主持的談話節目，所表現出「無法原諒（第一次的否定）」當年阻斷他們青春夢想的政治罪人（「當時」的「國民政府」），此一情境就人道主義的觀點來看，是相當可令人理解的。不過，在此「無法原諒」的背後不啻訴說了，也彰顯了：繼二、二八之後不久，一些昔日延平學院（以東京帝大畢業生為主）的年青同窗們，把青春毫不猶豫地獻給了為新生而百般受難的祖國（以「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這一具有更為深沉、更為悲壯的時代意義。光陰飛逝六十載，當今社會以透過大量媒體不斷對「某特定政治議題」進行漫無止境的消費，動輒將「主觀共識」（600年前的公投結果，地球會是靜止不動的）等同於「客觀法則」。此一情境若對照於1947～1954年當時，許多不分省籍的白色恐怖犧牲者，在面對國家╱民族認同的辯證、揚棄（對先前「第一次否定」的「再否定」）時，所展現出超越「國家╱民族虛無主義」的凜然氣概，更是值得今後人們的傚法。

值此2008年海峽兩岸出現良性互動契機之際，進一步比較客觀地、清晰地深化認知，並再度重新認識歷史是如何被人為所倒錯，此舉將有助於人們今後更易於創造出「將曾被扭曲、轉化的概念，再予以扭轉過來（否定的否定）」的契機，俾建構出未來台灣與大陸互相團結、合作、共榮的新局面；進而有利於「國際化」世界潮流下的人類和平發展。在此同時，人們更應清醒地認識到，此絕非一條順暢的道路，許多諸如國際政治、社會環境、集團行為、個人偏好、精神生理、實驗心理、腦與心、認知科學等學際研究領域，迄今人類對其間諸關係仍不甚理解，有待今後各方人士長期不懈的研究與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