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核武橫空出世與台灣

「西方公司」除了策劃、訓練、裝備游擊隊對中國大陸沿岸突襲外，也從事搜集大陸情報〔注4〕。斯時，最高當局（蔣介石）指派蔣經國出面與美國中情局Mr. Bill Dougan簽約，以「西方公司」為掩護，成立空軍第三十四中隊與第三十五中隊，專替美國搜集中國大陸的情報〔注5〕。前者主要是從事低空電子偵察，代號為「黑蝙蝠中隊」，服役期間1953-1974。後者主要是從事高空攝影偵察，代號為「黑貓中隊」，服役期間1962-1974〔注6〕，是美方訓練國府飛行員駕駛U2高空偵察機，偵攝內地製造核武及導彈（洲際飛彈）的情報，提供美方。當時國防部長俞大維就以台灣方面需要的是中共在大陸沿海軍事動態及其戰略意圖，這些不必靠U2偵測，更何況U2完全是美國中情局一手策劃，其所獲情報也不會與台北分享為由，強烈反對。CIA台北站站長克萊恩乃轉向蔣經國洽辦，案呈蔣介石核准〔注7〕。及後U2首次返航，當美國特務克萊恩見到所攝照片，形容自己是「欣喜若狂」〔注8〕。克萊恩「欣喜若狂」的反面意義，就是蔣氏父子出賣自己民族的悲歌。對「黑貓中隊」執行任務死亡的外省飛行員而言，他們可說是蔣氏父子出賣自己民族下，那個時代犧牲的「冤魂」。

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的韓戰期間，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與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及國務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先後多次威脅要對中國使用核武器〔注9〕。

關於我國內戰，美國也是一再以核武介入。美國政府解密的文件顯示，國共內戰「一江山大陳島戰役」前的1954年9-11月間，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居然六次建議對中國大陸使用原子彈。1955年3月15日，國務卿杜勒斯表示美國正認真考慮在金門、馬祖使用原子彈，次日艾森豪總統更稱「可以使用原子彈，就好像你會使用子彈」。此話一出，立即遭到北大西洋公約各國的反對。所幸一個月後的4月23日，周恩來總理在萬隆表示願以協商方式解決問題，旋於5月1日停火，從而結束這一次的美國核武訛詐〔注10〕。

1950年代，國府常年對中國大陸沿海炮擊或突擊。1958年中東有事，美軍五千人登陸黎巴嫩，國府自金門不斷炮擊福建沿海地區並實施偵察和空投宣傳品。為粉碎國府的軍事挑釁與企圖，中國大陸於1958年8月23日對金門發動「八二三炮戰」〔注11〕。艾森豪總統旋於9月4日批准明確討論對中國大陸使用核武的可能性〔注12〕。斯時，蘇聯表示縱使美國以戰術核武器攻擊中國，蘇聯也無意介入，除非美國對中共實施戰略核打擊，赫魯雪夫還將此一意見，立即透過管道告知艾森豪〔注13〕。惟美國最終仍未對中國大陸使用核武。

1958年1月，美國在台灣部署「屠牛士」（Matador）巡弋飛彈。1960年1月，更在台灣台南空軍基地貯存核彈〔注14〕。1961年9月，美軍太平洋第七艦隊舉行打擊中國的核戰演習，由台灣美軍基地發射六枚「屠牛士」核導彈，準確射向中國大陸的預定目標。1962年，美國再次針對中國大陸舉行類似核戰演習〔注15〕。

1963年1月22日，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會議上，明言美國（與蘇聯談判禁止核試驗條約）之主要目的，就是制止或延宕中國的核能力進展，因為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中國，將危及美國在亞洲的地位。三個月後的4月29日，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提出一份打擊中國核計劃的方案，包括由台灣國府滲透破壞或入侵、海上封鎖、由南韓入侵北韓以壓迫中國邊界、常規空中打擊核設施及以戰術核武器選擇性打擊中共目標等手段〔注16〕，以遏阻中國核武發展於嬰兒搖籃（baby in the cradle）的萌芽階段。

1963年11月11日，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詹森（Lyndon B. Johnson）就任總統，詹森政府內部繼續展開激烈辯論。1964年4月中旬，國務院官員Robert Johnson在其所撰極機密的報告中，也曾提出由美國發動非核武的空中攻擊、由國府發動空中攻擊、由潛伏在中國內的部隊發動地面攻擊、或由國府空降突擊隊襲擊中國大陸核武設施等四種方案。惟Johnson之分析亦坦承，由於美國情報不足，無法確認所有相關目標，故此舉也許僅能將中國取得核武速度延遲四、五年，但反而更強化北京發展核武的決心，甚至也可能引發中國的報復。後來，因美國國內外的情勢改變，詹森政府避免與中國直接發生軍事衝突，美國摧毀中國核武設施的計劃乃不了了之〔注17〕。

蔣宋美齡（蔣介石之妻）於1958年訪美，在電視新聞中有記者問，美國若以原子武器轟炸中國，中國人民將有何反應？蔣宋美齡駭人聽聞地答稱「將再歡迎美軍之動用原子武器」〔注18〕。

五年後的1963年9月，蔣經國訪問美國。蔣經國居然在好幾個場合都提出攻擊中國大陸核武設施的議題。他在與甘迺迪總統面晤的前一天，曾造訪美國特務機構CIA總部，還在該總部參加空襲中國大陸核武設施可能性的討論。隨後，在曾任中情局台北站站長克萊恩與繼任者尼爾遜（William Nelson）的陪同下，拜訪國家安全助理彭岱（McGeorge Bundy），商討攻擊中國大陸，包括突襲大陸核武設施的可能行動計劃，並建議美國只需對突擊行動提供運輸與技術協助即可。雖然彭岱贊同此舉將削弱中國，但他也忠告此一計劃可能促使北京與莫斯科的重新結盟或引發重大衝突，故此事需更詳盡的研究。9月11日，蔣經國拜會甘迺迪總統，二人曾討論派遣突擊隊打擊大陸核設施乙事，惟甘迺迪疑慮計劃的可行性，並恐重蹈古巴豬羅灣事件（Bay of Pigs operation）的覆轍，盼計劃務必符合實際〔注19〕；1965年9月20日，蔣宋美齡於華府在國務卿魯斯克（David D. Rusk）為其舉行的晚宴上，提議使用傳統武器摧毀中國大陸的原子武器，以絕後患。魯斯克答以，美國如果那樣做，中國必傾全國之力報復，以美國一億九千萬的人口，是無法對付大陸上的六億人口〔注20〕。

回首蔣氏父子與蔣宋美齡在民族大義的問題上，是家族及一小撮國府核心的利益遠高於民族的利益，無論是出賣外蒙古、「要愛敵人」的對日以德報怨、大肆釋放日本戰犯、敦聘手沾中國人民鮮血未乾的前日軍將校為顧問、同意U2高空偵察機偵測內地國土，甚至後來主動策劃藉美國之手，摧毀中國大陸的核武設施，全都是出賣民族的駭人行徑，後者尤其喪心病狂，因其違背中國人民百年企盼強國的民族意志，蔣介石父子也自知見不得人，都是以「極機密」的方式進行。上述種種駭人事情，與戒嚴年代蔣介石強令國府軍隊官兵必讀之《總統蔣公嘉言錄》的仁義道德內容，反差有如雲泥之別。

幸好，天祐中國。試想，以蔣介石父子出賣民族的一貫行徑，如果1950年後是由其統治內憂外患一窮二白的全中國，則不知將出賣民族出賣到何種地步。

冷戰的年代，對蘇聯而言，中國不能太弱，太弱則無以增強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方力量，但中國也不能太強，尤其是不能容忍中國日益壯大。1950年代，中國國防科技與重工業技術的神速進步，以十年不到的時間，一下子跨越半個世紀。就蘇聯而言，是不可能無限容忍中國的與日俱強，因此無論是什麼理由，切斷技術援助的時間，遲早會來到。

1958年4月18日，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致函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稱，迫切希望在1958-1962年間，由中國和蘇聯兩國共同建設一座大功率的長波發報無線電中心和一座遠程通訊的特種收報無線電中心（即長波電台），俾便指揮蘇聯在太平洋地區活動的潛艇。此一建議，事涉該電台所有權是屬中國亦或是屬蘇聯的爭議，故中國無法接受蘇聯所提的協議草案。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蘇聯又續向中國提出建立「聯合潛艇艦隊」的問題。是年7月31日至8月4日，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特為此事造訪中國。毛澤東在與赫魯雪夫談及此事，斷然拒絕蘇聯建議〔注21〕。毛澤東以其無比英雄氣魄告稱「我們一萬年不建設海軍也沒有關係，你們去搞核潛艇艦隊，我們去打游擊戰」〔注22〕。「英國人、日本人，還有別的許多外國人已經在我們國土上待了很久，被我們趕走了。赫魯雪夫同志最後再說一遍，我們再也不讓任何人利用我們的國土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注23〕。

很顯然，無論是「長波電台」亦或「聯合艦隊」，都是蘇聯經心設計提出的要求，其要害處就是允許蘇聯海軍不經過交涉就能使用中國的港口〔注24〕，意圖在軍事上控制中國的建議。如果中國不拒絕，以中國如此弱勢國力，是請神容易送神難。此事，毛澤東錚錚鐵骨，堅持拒絕，雖然這意味著蘇聯不可能繼續容忍中國的與日俱強，斷絕援助的寒冬不久即將到來，然而寒冬總是會過去的。

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藉口當時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日內瓦談判關於禁止核武器試驗協議，恐西方獲悉蘇聯正在新技術援助中國，從而可能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為爭取和平所作的努力為由，將中斷若干重要援助項目，尤其是不再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技術資料〔注25〕。

〔注4〕同注2，pp.106.
〔注5〕陳嘉寧等，「黑蝙蝠14位英靈 昨自大陸迎回」，《聯合報》，2001年12月5日，第8版。
〔注6〕李明賢，「黑貓黑蝙蝠比一比」，《聯合報》，2007年12月23日，第A5版。
〔注7〕林博文，「俞大維追懷往事故友」，《中國時報》，1990年4月1日，第27版。
〔注8〕克萊恩著、《聯合報》國際新聞中心譯，我所知道的蔣經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2月，p.137.
〔注9〕彭繼超，《中國核武試驗紀實》，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5年6月第2版，pp.24-25.
〔注10〕劉屏，「冷戰期間美兩度考慮在台海動用原子彈」，《中國時報》，2002年4月15日，第2版。
〔注11〕鄧禮峰，《建國後軍事行動全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pp.226-227.
〔注12〕同注9，p.25.
〔注13〕俞雨霖，「美中對抗蘇聯不介入 兩岸危機美順勢休兵」，《中國時報》，2002年4月15日，第2版。
〔注14〕中央社／華盛頓訊，「解密文件證實美曾在台部署核武」，《中央日報》，1999年10月21日，中央日報，第9版。
〔注15〕梁東元，《中國飛天大傳》，湖北：湖北長江出版集團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pp.62-63.
〔注16〕William Burr and Jeffrey T. Richelson,「Wether to 『Strangle the Baby in the Crad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3）:67-68.
〔注17〕William Burr and Jeffrey T. Richelson,「Wether to 『Strangle the Baby in the Crad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3）:54-57:80-81:88:96-97.
〔注18〕唐德剛，《毛澤東專政始末》，台北：遠流出版社，2007年2月版，p.235.
〔注19〕同注17，pp.72-73.
〔注20〕傅建中，「美國務院外交關係文件揭露-『火炬五號』反攻大陸計劃」，《中國時報》，1998年8月23日，第14版
〔注21〕同注9，pp.80-82.
〔注22〕大陸新聞中心台北報導，「赫魯雪夫曾建議中共在台成立遠東共和國 毛澤東拒絕」，《中國時報》，1999年5月29日，第14版.
〔注23〕《聶榮臻傳》編寫組，聶榮臻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12月，p.486.pp.580-581.
〔注24〕同注23，p.581.
〔注25〕同注24，p.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