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在1980年代，在台灣的民眾多自稱為中國人。這不只是因為教育－－以前小學生作業簿的封底寫「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也因為在中國大陸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革」，1966-1976）後，台灣的朝野有共同的認知：中國的希望在台灣。甚至，當說及「20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時，大家所憧憬的「中國」，是實行「中華文化復興」的中華民國。
事實上，此時期台灣人的總體表現不俗。當大陸陷於「文革」的泥淖時，台灣曾經是「東海上的燈塔」，指引中國發展的前路。台灣的土地改革與經濟發展策略成功，曾經是「亞洲四小龍」之首、全世界的楷模。一直到2000年，台灣地區的GDP還領先所有大陸各省市甚多。1980年代，大陸在「文革」結束之後推行「改革開放」，「經濟學台灣」一度成為口號；台商成為大陸經濟發展的重要助力；台灣的民歌與流行音樂也風靡大陸，成為撫慰大陸人心的良劑。
然而，在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後，世界上所認知的正統「中國」已逐漸變成了中國大陸。隨著中華民國邦交國減少，國際地位被邊緣化，台灣民眾開始逐漸說自己是「台灣人」，而與對岸的「中國人」區隔開來。這一情勢剛好被「台獨」利用，在國際陰謀人士慫恿下，強加台灣以政治與文化上的意涵，導致嚴重的後果。
在台灣的人（外國人除外）其實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就此而言，台灣人當然都是中國人。然而在現實上，當台灣民眾自稱中國人，就有可能被貼上「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標籤，而被投以異樣的眼光。這一發展對兩岸的和平發展有極為負面的影響，必須加以消除。
其實，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國號的英文名裡都有 “China”，中文名裡都有「中華」有「民」，差異不大。現今許多台灣民眾所以劃地自限，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固是原因之一，但主要是因為受到有心人的攪弄。名不正則言不順，古有明訓；名稱會影響到認知，許多誤會與衝突都因名稱而來。本文認為，若兩岸都提倡使用「中華人」這一名稱，許多問題都將迎刃而解，而有利於兩岸的和平發展。以下先從四個視角加以分析。
中國歷經過許多變亂，其實本來就是個多民族的融合體。以前大家喜歡講「血緣」，其實這詞的意義不明，而血緣的認同常是種族衝突與歧視的源頭。到現代發展出「分子遺傳學」，則論血緣不如論「基因緣」。現代「分子人類學」考察不同人群的DNA序列，已可以清楚判定各種群之間（或種群內部）的親疏關係。所根據的主要就是男性Y染色體非重組區發生特定突變「單型」的群組，稱之為「單型群」。
據DNA分析的結果，中華民族根本是個大熔爐；或用通俗的話說，是個大雜燴。不同地區人的單型群分布固有差異，但總呈現多元的分布，而非單一；換言之，幾乎沒有純種的族。大抵東亞人種的單型群分布大同而小異－－多帶有O單型群，這是東亞人種與中亞及歐美其他人種間的重大差異。
台灣的原住民族所帶單型群，與東南亞族人較接近。2011年底從馬祖附近亮島遺址發現人類遺骸（距今8,200年）的DNA分析，更可推論亞洲大陸東南沿海可能為南島語族的祖居地；換言之，台灣原住民族的祖先許多是來自福建沿海。
故而，各地區的地理環境、風俗、信仰、飲食習慣雖然有別，但若從分子人類學的視角，則中國土地上的人大同小異。從血統來區分民族是落伍的，也全無必要。觀乎中國大陸到現在還特意在身分上識別「民族」（共56個），此舉其實弊多利少，亟待廢止。在台灣，則有人到現在還在說「我們都是漢人」；言者似有心消除隔閡，然而「漢人」一詞的定義並不明確，強調「漢人」有流於「大漢優越意識」之虞，不利於促進民族的融合。
許多爭議與分歧其實都來自名詞定義不清。所以我們得先把名詞說清楚。現代中文的「國家」一詞（乃古文裡「家」與「國」的合成），最早出自日文對“nation”的翻譯（其另一譯名是「民族」）。查維基百科對“nation”的解釋：「國家是一種社會組織，其中的人群由於一些共有特質－－例如語言、歷史、種族、文化、地盤或社群等的組合，生成一集體的國家認同。」簡言之，「國家」最重要的要素可歸納為人民、土地與文化三者。
至於我們一般教科書上說國家的要素有四：人民、領土、政府、主權，則是依據現代西方政治理論對“sovereign state”（常簡稱“state”，譯為「主權國」）的說法。必須指出，此說法或適用於「國際法」的場合，卻有嚴重缺失－－竟未提及「文化」這一要素。此外還有偏差－－「主權」實為「對外交往能力」之誤。案1933年訂立的《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第一條：「作為一個國際法所承認之國家應具備以下資格：1.常住人群；2.界定的地盤；3.政府；4.與其他國家建立關係的能力。」
進一步分析，則人民、土地、文化乃屬國家的「原生要素」，政府與主權等「上層結構」，乃屬國家的「建構要素」。人民、土地與文化三者是長久傳承的，而政府與主權（不妨合稱「政權」）乃是短暫的，依時勢推移。
統治者基於本身利益，當然強調政府與主權，他們的國家認同當係前述“state”。元末時朱元璋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推翻元朝。但他在即位明太祖時就對「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的少數民族用「既居我土即吾赤子」的理念，一視同仁。他一方面希望少數民族「服我中國聖人之教，漸摩禮義」，另方面又提出「因俗而治」的政策，再造多元一體的國家。清末興中會與同盟會雖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號召推翻滿清。然而在1912年元旦孫中山發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時，提出「五族共和」論，查該口號源自清末立憲運動的「五族大同」，強調中國是由五大民族平等組成的民族國家。「五族」當然只是個說法，其實不只五族－－有大也有小。
但從百姓的觀點，歷來中國百姓有「天高皇帝遠」的想法。他們頭腦裡只會先注意到同胞、鄉土與文化這三個要素；換言之，他們的「國家認同」是“nation”，而非強調政權甚至忽視文化的“state”。百姓常不認同統治該地區與人民的政權－－特別是當那個政權腐敗而無能時。人民可以透過革命或選舉來更迭政權，不是嗎？甚至我們可以斷定：百姓若認同的對象是“state”，必然是因被統治者給「教化」或「洗腦」所致。
進一步探討：文化雖包含語言、文字、風俗、制度、學問等等許多，但語文是其中最重要的面向，因為一切別的都需要靠語文來傳達與傳承。說到中國的認同，從文字這一面向切入最好，因為中國文字特殊的方塊字造型在世界上最是突出。中國各地區的方言儘管有差異，但寫出文字來，則溝通無礙－－不只東西南北，甚至古今。凡中國文字所及的地區都屬中國，此說大抵不差。
再從中國歷史看問題。中國本是一模糊的概念。早期「中或（國）」指的是以洛陽盆地為中心的中原地區。秦漢以後，「中國」一名主要作為統一的中央王朝統治領域的泛稱或正統王朝通稱，基本上涵蓋了地理、民族和文化意義。明太祖朱元璋於1368年1月23日登基稱帝，在其《即位詔》中寫道：「朕惟中國之君。」在對外官方文件上也有以中國自稱。活躍於明朝萬曆年間的西洋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去世後出版的「日記」《中國札記》（1615）中寫道：「今天我們通常稱呼這個國家為Ciumquo（中國）或Ciumhoa（中華）……。」
1655年，天主教傳教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在其著作《中國新圖志》裡，認為公元前9世紀的秦國的名稱，轉變為梵語Thin、Chin，又成為希臘語與拉丁語的Sinae，最終成為China。其後，西人漸統一稱為China（中文音譯為「支那」或「震旦」）。
滿清時期，「大清帝國」與「大日本帝國」簽訂的《馬關條約》中，「第二款」開頭寫：「中國將……。」「第四款」開頭寫：「中國約將……。」「第六款」開頭寫：「中日兩國……。」可見清朝皇室自認代表中國。隨後（1871年）清朝與明治日本談判第一份條約《中日修好條規》時，日方代表對於條規裡中方使用「中國」一詞提出反對意見，認為「中國係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要求條規內只寫清朝的國號「大清國」。但清政府代表不同意日方的要求，回應道：「我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
至於英文版，當時的大清帝國及後來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用China。亦可見China一脈相承；不同時期的政府不同，國號雖異，卻是代表同一個國家China。中華民國在191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並不是建立新國家，而是建立了新政府。
中國的歷史顯示「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古時有「家」的名稱，也有「國」的名稱，並沒有「國家」這一詞。《禮記‧大學》寫「……齊家、治國、平天下。」顯見「國」的概念大於「家」。春秋、戰國時期的「國」或相當於現代的“state”，著重在人民、土地與政權這三要素，各國的文化則並無甚差異。「韓趙魏三家分晉」的意思是一國晉國分為三韓、趙、魏三氏所統領的國。
現代既用「國家」這一名詞來翻譯 “nation”，在此且提出一主張，即將「中國」作為「國家」（nation）的名稱，而將「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國」（state）的名稱。當說及「國家」，著重在人民、土地與文化；當說及「國」，則著重在人民、土地與政權。於是，「愛國家」與「愛國」並不是一回事。
據此，則「愛中國這個國家」（通常簡稱「愛中國」）與「愛中華民國」或「愛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混為一談；「愛中國」者主要愛的是中華民、中華土與中華文化，他們不必然愛「中華民國」或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打個樹的譬喻會更清楚些：設想中國是棵大樹，則中華文化是長在中華土裡的樹根，中華民是樹幹，中國的政權不過是樹上枝葉。
釐清這些觀念，庶幾可以減少許多誤會與紛爭。如「愛台灣」與「愛中國」並不衝突－－都不牽涉到政權；甚至「愛中國」的人也可以同時愛別的國家。再說，「賣國」這一詞語意含混，容易被拿來亂扣人帽子。說一個人「賣國」，必須先弄清楚他是「不愛國家」還是「不愛國」。被說成是「賣國」的人，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不愛他的國家；另一種是愛他的國家，但不支持統治那個國的政權。
華字本通花，有美麗與繁盛的意思；夏有大的意思。《左傳‧正義》寫：「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於是有「華夏」之名。古代華夏族多建都於黃河南北，以其在四方之中，文化美盛，因稱之為中華。後各朝疆土漸廣，凡所統轄皆稱中華，與中國幾乎同義。「中華」一詞最早見於晉代典籍。桓溫《請還都洛陽疏》：「彊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
前文提到，西洋傳教士利瑪竇在《中國札記》中寫道：「今天我們通常稱這個國家為中國或中華……」。1869年的晚清時期，美國傳教士倪維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的英文著作《中國與中國人》關於中國的國名一節裡明確指出：「中國人講起自己的國名，最常用的是中國（Middle Kingdom）；另一個名字是中華國（Middle Flowery Kingdom）；……。」
「中華民族」（Chinese nation）這一名稱是1902年由梁啟超首次提出；他提出之初的本意是為漢族之別稱，後延伸詞義則包含中國境內所有民族。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孫文說：「今日中華民國成立，漢滿蒙回藏，五族合為一體。」1920年11月4日，孫文在講演中說：「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中華民族被孫中山使用在其政治主張中，其概念隨著時間的演變不斷擴大，最終乃演變成了建立在文化認同基礎上的國族團體。
到如今，「中華」的意涵已顯然比「中國」廣，也可以用來避免「中國」這一名詞所隱含的政權因素。例如，我們說「中國文化」就不如說「中華文化」；新加坡推行的「中華文化」（Chinese culture）顯然不宜稱之為「中國文化」，但其內容大抵相同。台灣地區參加國際活動所使用的頭銜Chinese Taipei，譯為「中華台北」則宜，譯為「中國台北」就引發爭議。
本文在此進一步主張，在用為名詞的場合，將Chinese譯為「中華人」－－以取代「漢人」、「唐人」、「中國人」這些容易引起爭議的說法；這一名稱既能涵蓋古今、和通兩岸，且與在海外華裔已歸化為外國人的「華人」相區隔。又，日常大家對「中文」、「漢語」、「華語」這些詞的用法莫衷一是。更建議作下列釐清：written Chinese譯為「中華文」，popular Chinese譯為中華語－－以取代常用但意義不明的「普通話」，而與北方話（Mandarin）、閩南話（Southern Hokkien）、廣府話（Cantonese）、上海話（Shanghainese）、四川話（Sichuan dialect）等等方言區隔。
回到現實來。民眾認同的國家是經歷數十個朝代的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只不過是建立其上的政權的名稱。目前兩個政權在台灣海峽兩岸分治對峙，以致人民身分有別；但兩者的法定領土互相重疊，文化大同小異。顯而易見，兩岸和合則兩利，相抗則兩害。
中華民國政權雖然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視為「前朝」，卻明明仍然有效統治著台澎金馬地區。其邦交國雖然只剩12個，但其經濟實力、文化包容力（特別是在宗教方面）及對眾多華人的吸引力都不容小覷。誠然在其治內存在「台獨」之害，但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這一逆流終究會消退。可是若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肯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就會把一些人驅往「台獨」歧路；這不止不智，還有罪過。
其實兩岸政權擁有共同的元素：中文名稱都包含「中華」一詞；英文名稱都是Republic of China，只不過一方多了個“People's” 的字樣。更重要的是，骨子裡行的都是中華文化。張載有言：「仇必和而解。」兩岸知識人應該致力以中華文化為綱，促使兩個「中華政權」和解，而避免雙方兵戎相見。仔細想一想：「中華」的概念大於「中國」，「中華民族」的概念大於「中國」。
致力「中華民族復興」，就必須認同中華文化；認同中華文化，就需要從傳統吸取精華。「致中和」與是傳統儒家的高明主張，「大同」是中國傳統政治的理想。《論語》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此且作一引申：「統一」有好的與壞的之別－－「好的統一」和而不同，「壞的統一」則同而不和。筆者認為，主張「統一」不如提倡「和成」－－「成」指完整，「和成」寓意互補相成。「統一」是政治人的口號，「和成」才是知識人的心懷。
欲達「和成」，須先「共和」－－「共和」本是中國古詞，意為和平共治。「共和」應先從「和通」做起，文化就是和通兩岸的鎖鑰。孫文所說「發揚中國固有優良傳統，採擷西方文化精華。」當是民族復興的不二法門。兩岸過去已通郵、通網、通商業；通歌、通影音、通表演；通航、通婚、通人才。未來更應致力「文化大三通」：通學問、通教育、通思想。
從現用名稱看，兩岸政權對Republic之譯有「民國」與「共和國」之別，但對China則同用「中華」一詞。既有此大同，就存在和解的基礎。雙方有必要各讓一步，也都需要有「下台階」。且在此提出兩岸和成的綱領－－集思廣益共建未來的「中華共和國」。
一方案主張：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拋棄「人民」這個當年隸屬蘇聯附庸國的屈辱標記，另方面中華民國也將「民國」改為「共和國」。至於英文國名，則宜沿用聯合國創始時就用的Republic of China，順理成章。在此，「共和」一詞當不止代表「為民之國」，更標舉兩岸行不同制度卻相安相成的高義。具體設計當非本文所能涉及，至少雙方應共組代表團進入聯合國與各種國際組織。
和成之路欲速則不達。吾人應先促進兩岸各領域、各團體的會商，進一步則協同保衛領土－－如保釣、保南海，共同促進中華文化的健全發展。使命維艱，識士們其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