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1886-1976），中國紅色革命軍隊的主要創建人和領導者，在日本全面侵華時期，為中國抗戰事業和共產黨軍隊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大貢獻。

一、受命總司令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日軍沿平漢、平綏、津浦鐵路長驅直入，華北大片領土迅速淪喪，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空前危機。此時，國共兩黨經過長達半年的談判，終於就紅軍改編達成一致：原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納入國民政府全國抗戰戰鬥序列，朱德被任命為八路軍總指揮。

朱德擔任八路軍總指揮，絕非偶然。從辛亥革命到護國運動，從南昌起義到井岡山會師，再到二萬五千里長征，朱德始終站在革命軍事鬥爭的最前線，擁有二十餘年實戰指揮經驗，在國內軍界擁有極高聲望－－早在護國戰爭時期，他就是名震西南的滇軍名將；中國工農紅軍建立後，他一直擔任總司令；長征途中，他更是以高超的軍事智慧和政治智慧，維護了紅軍的團結統一，避免了分裂，形成了無法撼動的威信。更重要的是，在民族危亡關頭，朱德是最早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中共領導人之一，早在1935年就公開發表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其抗日立場鮮明堅定，得到全國各界愛國人士的廣泛認可。

改編過程並非一帆風順，當時紅軍內部存在強烈的情緒牴觸。十年內戰中，無數戰士和親友犧牲在國民黨政府屠刀之下，突然要改換國民革命軍番號、佩戴青天白日帽徽，很多戰士在情感上難以接受，甚至有人提出「我們為什麼要給國民黨當兵」的疑問。面對這種思想波動，朱德親自深入連隊做動員，他坦率地對戰士們說：「現在國共合作了，我們工農紅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為了消除各階層的疑慮，我們可以穿統一的服裝，戴青天白日帽徽，同志們思想不通，甚至有的高級幹部思想也不通，這個心情我們理解。毛主席說了，紅軍改編，統一番號，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條不能變，就是一定要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朱德的耐心說服，統一了全軍思想，保證了改編順利完成，為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國民黨當局對改編後的八路軍也心存戒備：一方面在編制上刻意壓縮，只給了115、120、129三個師的編制，軍餉和武器補給都遠低於嫡系部隊；還要求八路軍取消紅軍時期原有的政治委員制度，改設由國民黨統轄的軍政委員會，試圖藉此滲透瓦解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對於前者，朱德無能為力，但對後者朱德始終寸步不讓，他明確指出八路軍「一定要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在他的堅持下，改編僅兩個月後，八路軍就恢復了政治委員制度和各級政治機關，從制度上保證了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為之後八路軍在敵後抗戰中保持戰鬥力、保持紅色軍隊性質打下了堅實基礎。

1937年9月，八路軍按照國民政府戰鬥序列改稱第十八集團軍（習慣上仍稱八路軍），朱德改任總司令，自此「朱德總司令」的稱呼，再次和這支敵後抗戰的鐵軍緊緊綁定在一起。

二、挺進華北打出八路軍威名

1937年9月6日，陝西省涇陽縣雲陽鎮大操場舉行的八路軍出師抗日誓師大會上，朱德率領全體指戰員宣讀《八路軍出師抗日誓詞》。誓師大會結束後，朱德親自率領八路軍總部東渡黃河，進入山西抗日前線，就此拉開了八路軍八年敵後抗戰的大幕。

進入山西之初，華北正面戰場局勢已經極度惡化，平津失守，保定淪陷，忻口成為保衛太原的最後一道防線。日軍精銳板垣師團撲向忻口，太原岌岌可危。朱德進入山西後第一時間會見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明確了八路軍的作戰定位：不與日軍拚正面消耗，深入日軍後方開展游擊戰爭，切斷交通、襲擊補給，配合正面戰場作戰。

很快，八路軍就打出了震驚全國的平型關大捷。115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按照朱德總司令的部署，利用平型關峽谷地形設伏，全殲日軍精銳板垣師團第21旅團一千餘人，擊毀汽車一百餘輛，繳獲輕重武器無數，這是全面抗戰爆發以來中國軍隊取得的第一次大捷，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消息傳到全國，百姓群情振奮。蔣中正專門給朱德發來賀電稱：「捷報南來，良深嘉慰」。各地各界的慰問信、捐款像雪片一樣飛到八路軍總部。很多熱血青年更是從全國各地趕來，紛紛要求參加八路軍。「八路軍」三個字立時成為中國抗戰的一面旗幟。

忻口戰役打響後，朱德指揮八路軍各部在敵後全力配合正面作戰：120師主力出擊雁門關，兩次伏擊日軍運輸隊，徹底切斷了日軍從大同到忻口的公路補給線，讓進攻忻口的日軍彈藥物資供應陷入癱瘓；129師385旅769團夜襲陽明堡日軍機場，一舉炸毀日軍二十餘架作戰飛機，徹底解除了日軍飛機對忻口正面陣地的空中威脅。當時負責指揮忻口戰役的國民黨將領衛立煌，事後專門對朱德說：「八路軍在平型關、雁門關把日軍的幾條後路都給卡斷了，對忻口正面作戰的部隊是極大的支援。」這一戰之後，衛立煌對八路軍和朱德本人印象徹底改觀。1938年4月他親自訪問延安，給八路軍送來100萬發子彈、25萬枚手榴彈，極大緩解了八路軍武器彈藥匱乏的困境，成為國共合作團結抗戰的一段佳話。

三、創建敵後根據地

由於敵我力量懸殊，忻口、太原最終失守，日軍佔據了華北所有主要城市和交通幹線，國民政府一度認為，華北已經徹底淪為「敵佔區」，再也無法收回。但在朱德和毛澤東看來，日軍佔據的只是點和線，廣大的鄉村依然是我們的，只要發動群眾，就能在日軍後方建立抗日根據地，把日軍拖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按照洛川會議確定的戰略方針，朱德指揮八路軍三個師分別向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展開，分散進入敵後鄉村，一邊打擊日軍，一邊建根據地。

1938年2月，閻錫山將第二戰區所屬部隊劃分為東、南、北三路軍，朱德出任東路軍總指揮，除八路軍外，還統領國民黨曾萬鐘第3軍、李家鈺第47軍等近10萬部隊。就在朱德到任不久，日軍三千餘人的先頭部隊直撲臨汾，當時臨汾是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儲存了大量軍需物資，還有幾10萬百姓沒有轉移，而朱德身邊只有不到300名警衛戰士，大部隊都在外線作戰。面對危局，朱德親自帶領這300人，依托安澤縣古縣的山地地形阻擊日軍，利用地形設伏，靈活襲擊，整整遲滯日軍四天四夜，日軍始終摸不清對面有多少中國軍隊，不敢貿然突進，直到四天後才攻下陣地，此時臨汾所有機關、百姓和物資都已經安全轉移，日軍圍殲中國軍隊主力的計劃破產。後來日軍得知，阻擋他們3,000人進攻的，只是八路軍總司令帶著300名警衛，都感到震驚不已。這場古縣阻擊戰，也成了八路軍抗戰史上一段驚心動魄的傳奇。

在朱德的統一部署下，八路軍各部分頭出擊，不到兩年時間，就在華北先後建立起晉察冀、冀中、冀南、晉冀豫、晉西北、冀魯豫、魯南、大青山等十多塊抗日根據地，覆蓋了華北近百萬平方公里土地，解放了數千萬同胞。到1939年底，八路軍兵力已經從改編初期的46,000人，發展到了27萬人，變成了華北敵後抗戰的主力。1940年8月至12月，朱德指揮八路軍對日軍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進攻作戰，因參戰部隊達到105個團，故稱「百團大戰」。戰役先是重點破壞敵人在華北佔領的正太鐵路，接著繼續襲擊交通線兩側敵人和摧毀深入根據地內的敵據點，然後針對日軍進行的報復性「掃蕩」而轉入反「掃蕩」作戰。百團大戰打出了敵後抗日軍民的聲威，支持了國民黨軍隊正面戰場作戰。

四、維護國共團結抗戰大局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國共之間的不信任開始滋長，彼此摩擦不斷。1939年12月，閻錫山在山西發動「十二月事變」，調集重兵進攻共產黨領導的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和犧盟會，試圖把八路軍趕出他的山西地盤。面對閻錫山的進攻，朱德採取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下令決死隊進行自衛反擊，同時主動做出讓步，將呂梁山大部分地區讓給閻錫山，保留晉東南一小塊根據地，向閻錫山展示了團結抗戰的誠意，穩定了山西的抗日局面。

對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抗日，朱德始終身體力行，他不僅和國軍左派將領衛立煌結下深厚友誼，即使曾經和八路軍打過仗的國軍將領，也依然是他團結的對象。很多原本對共產黨有偏見的國軍將領，接觸朱德之後都被他的胸懷和品格打動，不少人都選擇和八路軍合作，為華北抗戰做出了貢獻。

五、八路軍在敵後游擊中壯大

1940年5月，朱德從太行前線回到延安，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抗戰。此時，由於日軍的反復「掃蕩」，以及國共矛盾所造成的經濟封鎖，陝甘寧邊區和各個敵後根據地都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邊區軍民缺衣少食，彈藥匱乏，很多地方連最基本的糧食供應都無法保證。面對這種困境，朱德提出了「屯田軍墾」的口號，號召八路軍「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一邊打仗，一邊生產。朱德自己率先垂範，在楊家嶺開墾了一塊菜園，每天工作之餘都去澆水施肥，收穫的蔬菜給中央機關改善伙食。在朱德的號召下，八路軍359旅開進荒無人煙的南泥灣，經過兩年多的開墾，把「爛泥灣」變成了「陝北的好江南」，不僅實現了糧食自給，還向邊區政府上交了大量公糧，使敵後抗戰得以堅持到勝利。

在指揮八路軍作戰過程中，朱德總結經驗撰寫了《論抗日游擊戰爭》，對抗日游擊戰爭的地位、作用和戰術方法進行了系統論述，明確提出「抗日游擊戰爭是整個抗日戰爭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取得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這部著作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相輔相成，成為八路軍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的綱領性文獻。

在這些戰略思想的發揮之下，八路軍在抗戰中越戰越強。根據有關記載，整個抗戰期間，八路軍先後對日作戰超過10萬次，斃傷俘日偽軍超過125萬人。消滅敵人的同時，也壯大了自己。到1945年底，八路軍已經發展到了102萬人，成為一支強大的紅色武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