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層政府」這個詞很年輕、很晚出現，起源於1990年代的土耳其，最初是用來描述其國內由軍隊、情報與官僚體系組成的隱秘權力網絡。2007年英語“Deep State”一詞在美國學術著作上出現。其中譯有深國論、深層集團、暗黑帝國、國中之國、陰森國度、暗勢力、暗深勢力集團等，而以「深層政府」用得最多。

2014年美國前共和黨議員助理麥克‧洛夫葛倫出書《深層政府：憲法的殞落及影子政府的崛起》，將「深層政府」定義為「一個混合政府部門、金融巨頭和工業巨頭的集團，它是國家安全和執法機關的混合體：國務院、國防部、國家安全局、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美國司法部及財政部等。但似乎僅侷限在美國政府內部。後來該詞泛指由非民選的政府官僚、公務員、軍警、情報機構或特定金融集團組成的隱蔽網絡，係在幕後實際控制國家運作，獨立於民選政府之外行使權力。

有時它們也被認為不是一個受法律正式定義的實體，且與政治學、陰謀論交織的概念；乃至是一個「隱藏的政府」與正式合法的民選政府並行或在其內部運作；通常包含政府官僚、金融界、經貿工業界高層以及軍工複合體；它們為的是保護特定利益，秘密操控國家政策與決策。而在實際衡量美國或其他國家、地區時，它也可能是國內、國外機構、意識型態、經濟集團在幕後實際操縱國家政策、或對特定領域擁有無形的支配力量，不會隨著政權更替而改變。

2017年美國川普總統第一任期時，因他多次嚷嚷FBI與CIA等官僚體系阻撓他的政令，使得「深層政府」一詞突然成為家喻戶曉的政治熱詞與陰謀論焦點。因川普經常提到它，有時用來指涉某些勢力、機構，有時用來推卸責任，指稱都是「深層政府」的掣肘，造成某事、某個政策做不好，於是這個詞便在美國政壇與大眾輿論中紅起來了。從去（2025）年12月起纏著川普的艾普斯坦醜聞案，川普也賴給「深層政府」整他。

美國究竟有幾類「深層政府」？在學術或政治評論中，並沒有「數量」上的官方定論，但可從一些觀點解析其型態和大概的規模。

情報與執法機構：包括中央情報局（CIA）、國家安全局（NSA）、聯邦調查局（FBI）及司法部 （DOJ）；這些機構擁有高度自主性、機密預算以及長期任職的職業官僚。FBI首任、並擔任長達48年局長的胡佛，曾利用權勢騷擾政治異見者和政治活躍分子，蒐集政治人物的私生活與秘密檔案，讓許多人恐懼、忌憚他。曾為CIA、NSA聘僱，後逃離美國轉往俄羅斯的史諾登，揭露了美國在國內外監聽各類重要人物，包括政壇人士，他還向媒體披露了美國的稜鏡計畫（PRISM）。換言之，美國情報機構放出的資訊，不僅可引導美國社會的風向，形成「深層政府」的作用，它們本身也可能成其他美國盟友、西方國家的「深層政府」。

MIC（軍工複合體）：此詞最早由美國總統艾森豪在1961年的離職演說中提出，用以警告軍隊、國防承包商和政治人物之間因利益連結而可能對公共政策產生的負面影響。在多個國際衝突中，MIC常被指稱為了不斷獲得國防撥款，進而遊說政府延長或挑起軍事干預。

MIC由國防部官員與大型軍火承包商組成；他們透過推動軍事行動與高額預算確保利潤與地緣政治影響力。美國有很多軍工企業，其中長期與美國國防部緊密合作、高度依賴政府國防預算的是五大頂級巨頭－－洛克希德‧馬丁 （Lockheed Martin, LMT）、雷神技術公司 （RTX Corporation）、諾斯洛普‧格魯曼 （Northrop Grumman, NOC）、通用動力 （General Dynamics, GD）、波音公司 （Boeing, BA）。美軍的戰機、飛彈、坦克、雷達等武器裝備，幾乎都出自這幾個巨頭。它們在全美各地有廣大的勞工、遊說團體、國會議員、智庫，甚至戰爭販子，有推動、鼓動戰爭的本事。世界戰爭、衝突、對抗越多，它們越有錢賺，股票大漲。

好幾場美軍參與的戰爭，被認為與MIC的利益高度相關。如越戰 （1961–1975年）是MIC走向龐大體制化的轉折點。美軍在越南戰場投入大量常規兵力與武器物資，促使許多五百強企業轉型為國防承包商。儘管長期消耗戰引發美國國內巨大的反戰浪潮，但持續的武器更新與物資消耗為軍工企業帶來了長期且穩定的高額財政撥款。如阿富汗戰爭 （2001–2021年），美國藉由「9‧11事件」，發動這場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反恐」戰爭；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等機構的研究，20年間有數兆美元的國防預算直接流入大型武器承包商手裡：長達20年的軍事行動，為MIC帶來源源不絕的武器、彈藥及後勤補給訂單。伊拉克戰爭 （2003年），伊拉克戰前和戰後重建階段，皆充斥著私人軍事承包商與國防巨頭遊說的影子；除了常規武器耗損，戰後的安全防衛、基礎設施重建等「外包業務」，也讓與政界關係密切的軍事服務公司賺取了巨額利潤。

另外，還有支援代理人的衝突與武器援助，像俄烏戰爭中的武器支援。美國政府、國會提出對外提供大量軍事援助法案，資金絕大多數最後會留在美國國內，用於向本國軍工企業採購新武器以填補自身或盟友的庫存，順勢就刺激了MIC的業績增長。

經濟金融巨鱷及高科技企業：包括華爾街大型銀行等金融機構與具影響力的科技大亨，透過遊說、政治獻金及人事安排影響財政與貨幣政策、主導經濟趨勢，當它們憂懼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的競爭，而遊說美國政府出手打壓，美國政府部門幾乎都會照辦。

美國高科技七姊妹，係指當前主導美國股市與科技創新趨勢的七家超大型科技企業。分別是微軟 （Microsoft）、蘋果 （Apple）、輝達 （NVIDIA）、Alphabet （Google 母公司）、亞馬遜 （Amazon）、Meta Platforms （Facebook 母公司）、特斯拉 （Tesla）。七家公司憑藉強大的盈利能力與在AI等關鍵領域的技術領先，市值加總在標普500指數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它們的營業規模可能比中型國家的GDP還大。

以上所提機構、企業都在美境內，看上去「深層政府」似乎僅是美國內部各方勢力的鬥爭，然而，從川普第一任到拜登，再到川普第二任政府，可以看到美國的猶太勢力乃至以色列政府的「法力」，華府簡直就被猶太人、內塔尼亞胡政府牽著鼻子走！

表面看是美以深度戰略同盟、共同的價值觀和極為高效的遊說機制，實際上是美國的親以遊說團體（如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聯合會〔CUFI〕）在美國政壇擁有龐大的金錢與政治影響力，AIPAC及其附屬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在選舉中投入數以億計資金。共和、民主兩黨的主流政客，幾乎都高度依賴這些資金，任何對以色列展現「不夠支持」的議員，都會面臨親以資金鋪天蓋地的反對與狙擊。這導致在高度分裂的美國國會中，「無條件支持以色列安全」成為兩黨極少數的絕對共識，每年高達數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與國防預算幾乎都能快速、無異議通過。

川普第一任（2017-2021）時，全面偏袒以色列，打破數十年外交慣例，將美國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承認以色列擁有侵占得來的戈蘭高地主權，退出以色列視為眼中釘的《伊核協議》，推動《亞伯拉罕協議》，促成以國與多個阿拉伯國家建交。拜登政府（2021-2025）期間，從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突襲後，給予以色列歷史級的軍事與外交力挺，在聯合國多次一票否決停火決議、阻擋譴責以色列的提案。

川普第二任（2025至今），儘管強勢介入並主導了加沙停火協議，乃至私下警告內塔尼亞胡「你無法與全世界對抗」、「必須自求多福」，節制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但是去年6月的「十二日戰爭」與今年2月28日侵略伊朗的「中東戰爭」，協同以色列對伊朗實施大規模的密集軍事打擊。

美媒日前爆料，美國反情報部門評估以色列對美國的間諜威脅，已上升至最高的「嚴重」等級；以色列加大對美國高層的竊聽，希望掌握川普在與伊朗談判中的策略及不斷變化的立場。一名美國高層官員說，川普第二任期間，以色列情報單位對美國高層情蒐的程度已「失控」！

美國如此，日本又如何？跟美國不同，日本目前尚沒有甚麼特別的政府、公家機構可隻手左右一方；日本的跨國企業都密切與政府協調、配合，而規模、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不過日本確實有「深層政府」，即來自外部的「美日聯合委員會」與駐日美軍。

官方定義它們是維護《美日地位協定》與同盟安全的事務機構，但它們是不折不扣，可以完全約束日本的「深層政府」。

「美日聯合委員會」是由美國軍方高層與日本菁英官僚組成的定期會議，被視為「黑箱」的幕後中樞。該委員會的議事過程，原則上不對外公開，決議也無需經過兩國國會的審議或批准，委員會達成的密約或協議，往往優先於日本國內法律甚至憲法（如美軍在特定領空的管制權）；不論日本首相如何更替，這個由菁英官僚維持的溝通體系始終穩定運作，確保美方利益在政策層面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