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銷和平的鄭麗文主席

鄭麗文主席於今（2026）年4月7-12日赴大陸訪問。在大陸，她要建構的「和平」，其基礎是立足於「民族血脈、經濟互利、政黨協商和兩岸交流」。之後又於6月1日赴美訪問兩週，彰顯台灣在新的國際格局下「拒絕兩岸啟戰，期待兩岸和平」的民意。她在美國倡議東亞「和平繁榮之鏈」，強調當前東亞戰略格局正迎來重大轉變，台灣應從第一島鏈出發，將對戰爭的焦慮轉化為建設和平的推動力。

據法新社6月17日電，美智庫竟認為她是直接否定美國數十年來的安全防衛戰略，美方會覺得，你是在告訴我，從50年代以來的策略就是錯的，那我們沒得談。若該社報導係美智庫說法，說明美國在衰落，事實上，個人完全看不出鄭的發言有任何否定美國的歷史定位意思。當今的世界任何傻子都看到美帝已無實力維持世界和平，各國、各地就不應該自謀安全的「和平」之道？

總之，鄭主席出訪「要誓志完成統一大業」的大陸，推銷「和平」，結果是大受禮遇；反倒是去了「號稱友好的美國」推銷「和平」就沒得談了。但從另一角度看，這本身就說明了世紀之變，台灣已然到了不變不足以「存活」的關鍵時刻。

按理「和平」應是所有人的共同願望，只有軍工複合體及其所供養的智庫不樂意，因為這個世界沒有戰爭，沒有衝突，他們就無以營生。美國人不理解或源自傲慢，然而，台灣偏偏有許多心懷叵測的過氣政客也對鄭麗文的「和平」訴求大加誣衊。其實鄭麗文的「和平」、「和共」訴求均來自孫中山的遺產。

二、孫中山珍貴的遺產

以中國國民黨立場，從兩岸關係的視角紀念其總理孫中山先生時，有三份特別珍貴的遺產，必須加以傳承，務必發揚光大，才能在兩岸關係中，堅守自己的初心，參與民族的復興，無愧為總理的信徒，此三者即「國共合作」、「和平奮鬥」和「匡補闕遺」。

第一、「國共合作」：孫中山留給中國國民黨的第一份重要遺產是「國共合作」，當年中山先生亟需建立一個真正可以承擔「建設中國，追趕歐美」重任的政黨。然而，中山先生在如何建立一個有能量、有力量的「政黨」，孫中山沒經驗，數次失敗。1917年他的目光注意到俄國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政黨，正如毛澤東所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注意到「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孫中山看到的是堅強的「黨組織」。所以與俄共代表越飛見面，之後又派蔣介石赴俄考察，以致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聯俄、聯共（容共）」的新策略，可見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原理和架構均來自共產黨的協助；也因為中國國民黨有了類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力量，才能在北伐統一、黃金十年，戰勝日寇和建設台灣的任務中，一次一次地通過考驗，獲得成功。

在台灣，國民黨為反共的政治需要將這一段史實歸諸孫中山的策略，但孫中山當時的聯合蘇聯和中共不僅是組織的需要，而且對其三民主義也有影響。他說：「我們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和外國是有相同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這種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產。所以我們不能說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不同。」

當然在大歷史下，埋藏了不少個別領導人之間、黨內派系之間，以致政黨之間的恩怨、猜忌和算計，以致於兩岸所論述的國共歷史，不會完全相同。特別是內戰之後，兩岸分離，國共各自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從自身絕對正確，一貫正確的角度，重寫這段歷史，特別是退守台灣之後的國民黨，為了「反共」的「正確性」，刻意貶抑「國共合作」在中國近代史中發揮的作用和重要性，反而將「國共合作」視為毒蛇猛獸，時至今日，台灣不少人一聽到誰與中共合作，就扣上「賣台」的帽子。

所幸近數十年，在中共領導下，中國已成全球公認唯一可抗衡美帝的綜合性、系統性強國。加上新通信科技的加持，使得台灣人，尤其是台灣青、少年可以直接、全面接觸真實的大陸，動搖了他們原來的認知。在此民心變化背景下，國民黨新任黨主席鄭麗文開啟大陸之行，等於為深陷困境、身處變局台灣的另一種選擇作為強有力背書。因此，鄭麗文返台之後，台灣民意的變化更加明顯。

然而國民黨仍應將一次的訪問，上升到改變黨的政策，調整黨的路線的高度，重建一整套論述，逐步開拓台灣人自我封閉的繭房視野，戰術上用以因應即將來到的選戰；戰略上逐步糾正台灣人被扭曲、被污染的戀殖心態，回歸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第二、「和平奮鬥」：孫中山留給國民黨的第二份重要遺產是「和平奮鬥」，孫中山一生奮鬥的目標是帶領中國，迎頭趕上西方，與之並駕齊驅。而欲達此目標必須走和平途徑。

面對袁世凱稱帝，逆歷史潮流而動，他在《討袁二次宣言》與致外國通電中，仍強調自己「素以博愛為信條」，追求「真正之和平」，致力於培植憲政秩序，避免內戰兵燹。

面對軍閥「割據而未分裂」，為「私利而未忘祖業」，孫中山始終主張以和平手段解決政治紛爭，致力實現國家統一；他最後不顧病軀，堅持北上，也是為了議和。他在1923年《致各軍將領電》中說「文竊以為與其以武力平亂，不若以和平方法謀統一之善法。」

1924年《時局宣言》中，他進一步闡述：「和平統一之目的，在於化兵為工。……蓋以兵力既化為工，則國家歲入可增加，而人民負擔可減輕。」他還說「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我們要趕快化兵為工，開闢富源。」

在國際事務上，他提出東方式的和平觀。他說「我們東洋向來以王道為基礎……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

他承繼了中國傳統的「世界大同」理想，他說「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

從中山先生的「和平論述」對比當今中國，不論對內對外的作為，無不印證「和平」的價值是深植於中國人的基因之中，然而生存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宰制的當今世界，西方相信的「和平」是「戰爭的休止符」，是以絕對武力主導的和平。所以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不能沒有自衛的能力。

鄭麗文主席強調自己是中國人，也深切體認到孫總理的「和平思想」是兩岸中國人共同的價值，她更理解台獨當權者為了「倚美謀獨，對美納貢」的軍售案，所編造的「台灣的和平訴求，要建立在實力之上」的謊言本質，所以在訪陸行程中，「和平」是她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訴求。那麼如何能建構並維持兩岸的和平格局呢？我們看到鄭麗文在她的大陸行之中推出了兩岸都是中國人的「民族情感」，兩岸均堅持「九二共識」，兩岸關係排除外力介入的「政治互信」，鼓勵台商參與大陸「十五五」，深化兩岸經濟的「利益共生」以及建立兩岸定期往來的「政黨交流」等，來強化兩岸的和平關係。而這也正是當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關鍵依靠，因此，她的和平之旅、重塑兩岸獲得顯著收益，為兩岸關係打開了新的可能。

第三、「匡補闕遺」：孫中山留給國民黨的第三份重要遺產是「匡補闕遺」，這是不少人忽視的一點，1924年1月起，中山先生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禮堂系統講演三民主義，後因故民生主義部分未講完。而講演筆記稿在民族主義講完後先印單行本，分享同志，主要作為改組後國民黨黨內同志「攻心之奮鬥」之用，或作為黨的「宣傳之資」。孫中山於百忙之中為之作序。在序中，中山先生感慨原已寫就的在「陳炯明叛變，砲擊觀音山，竟將數年心血所成之各稿，並備參考之西籍數百種，悉被燬去，殊可痛恨。」此次演講稿本，「既無暇晷以預備，又無書籍為參考，只於登壇之後隨意發言，較之前稿，遺忘實多。雖於付梓之先，復加刪補，然於本題之精義與敘論之條理及印證之事實，都覺遠不如前。」所以他說「惟尚望同志讀者，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俾成為一完善之書。」中山先生畢生之志在「救國、救民」，因此，對其「主義」有所推展應本乎「利國利民」，才是真正的「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

戴季陶對三民主義有系統性詮釋，相繼出版《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和《民生哲學系統表》等，他提出：「三民主義原理，全部包含在民生主義之內，其全部著作可名之曰『民生哲學』。」進一步提出「民生史觀」，用以對抗共產主義的「唯物史觀」。

胡漢民提出「三民主義的連環性」，目的也在反對國人對三民主義作出支解式的理解。他認為三民主義不是三個主義分立，其中相互關係，正如三個小環扣合起來的一個大連環。

蔡元培說：「孫先生用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兩法來解決是經濟革命的中和性……用歐洲三權分立的制度，而加以中國特有的考試、監察二權，名為五權憲法。是國粹與歐化的中和性……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無一不是中和性的表現。」

任卓宣總結道：「國父底認識論是行的認識論。行是實踐，由之而獲得經驗。加以分析和組織，便成知識、學問等。所以行的認識論是實踐認識論。」
蔣介石則補撰民生主義「育、樂」兩篇，提出「仁愛為民生哲學的基礎，亦即革命的根本條件。簡單一點說：革命的中心目的，即在民生。」並且推動三民主義儒學化，認為民生主義與儒家民本思想同源。他繼承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學說，依據王陽明的學說提出「力行哲學」，並進一步與「新生活運動」結合。其中民生主義「育、樂」兩篇比較符合「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本意。

總之，他們的詮釋絕大部分如同中華文化中的以「傳」注「經」，以「箋」注「傳」的功能，而且本質上均是為了反對共產主義，從而對應式提出的註解式反駁。而非「與時俱進」的依據孫中山創作三民主義的方法，發展三民主義的理論。所以在學理上甚為貧乏。

特別是退守台灣後，國民黨忽視了治理台灣與經營全中國之落差，未能將三民主義之原理、原則「地方化、省級化」。依然生搬硬套，強迫背誦。結果三民主義在台灣的信仰，主要依賴「政治背書」與「考試需要」而與台灣的建設、地方治理鮮有關聯。因此，1990年初蔣經國的接班人親手扼殺三民主義，而當時的中國國民黨達官顯貴，社會名流鮮少反對，多半聽之任之。以致如今的中國國民黨全無中心思想，喪失建黨初心。

幸得東升西降，美帝不斷全球勒索，霸凌各國，且貪得無饜，敵友不分；惡意敲詐，言而無信，倚美之勢，宛如風燭。台灣社會，疑美之風，蔚為潮流。
恰在此時，鄭麗文重揭中國人認同之大纛，再舉「一個中國，九二共識」之兩岸共識，重推與大陸交流，公開鼓勵台商參與大陸的「十五五」，共謀中華民族之偉大復興。等於說中共的建設是從行動上實踐中山先生「匡補闕遺」。鄭主席之言行對國民黨而言，可謂「醍醐灌頂，甘露滋心」。對台灣而言，也是在徬徨無助，迷失方向之際，有種「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之感。

所以她的大陸行，中共高度重視，返台後，從民調來看，顯示台灣人大多數給予肯定。

三、結 語

從中山先生期待「本此（三民主義）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建立一套國民黨「大陸政策」的新論述，只依領導者個人的才能，則國民黨縱使重新掌權，亦可能陷入黨爭，一旦失勢，一切重新翻轉。是以趁時之需，本乎中山先生之期許，與時俱進地重詮三民主義，取代「十三全」之「現階段大陸政策」之論述，並依此開展一套「新世紀大陸政策」之論述，取而代之，實屬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