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沒有比他在朝鮮戰場待更久的

從1950年12月下旬到1954年4月，黃辛潘在朝鮮戰場上待了三年零四個月，就我所知，還沒有哪個參加過抗美援朝的台灣人在那裡待的時間有他這麼長，就此而言，說他見證了抗美援朝的全過程，亦不為過。另外，90歲的時候，他撰寫出版了一部長達20多萬字的回憶錄，回顧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其中，有專章敘述參加抗美援朝的經歷，留下了兩萬多的文字，據我看來，他也是在大陸的台胞中寫抗美援朝最多的一位，這些資料都是非常珍貴的。

2014年6月，為老台胞口述歷史的徵集工作，我曾經兩次登門採訪過黃老先生，那年，他剛好90歲。黃老跟我說，黃辛潘是他在黃氏家譜中的名字，他後來改名黃幸，主要也是擔心給台灣家裡人惹麻煩。至於是從什麼時候改的，他沒有說，至少在赴朝參戰的時候還叫黃辛潘，有照片為證。

黃辛潘1924年出生在台南縣大內鄉大內村。台北帝國大學（就是現在的台大）機械系畢業，參加過二．二八起義。大學畢業考入上海閔行通用機械工廠。解放上海時期，參加過護廠活動。上海解放後參加了蔡嘯領導的台訓團。那時，中央已經計劃在1950年的7月解放台灣，為做準備，特別成立了台訓團。台訓團剛成立的時候只有一個班，不到10個人，黃幸是第一個報到的。關於親身經歷的抗美援朝這段經歷他是這樣說的——

我是在海南島得知朝鮮要打仗的消息的。1950年5月，海南島解放。為了擴大台訓團，需要到海南島去找台灣人。因為日據時代，一大批台灣人被日本人抓到海南島，有的做民伕，有的為海軍服務，有的當員警。組織上決定派一個工作組過去，甄選一些人帶回來。我和另外兩位台胞在李副團長帶領下執行這項任務。我們從海口到三亞，經過甄選，找了不到30個人，然後把他們集中在一起帶回來。在返程路上，我們看到一大批我軍的部隊開始往北運。屬於四野的43軍等幾個有朝鮮人的部隊開始整建制地往北走。路上碰到他們還高喊口號，要打美帝，我們要回老家了！那時候我只知道形勢會有變化，但是還認識不到形勢會變化那麼大。

完成任務回到駐地，台訓團已經開始了反美教育，領導讓我當組長，管連隊的教育。我就找來報紙，給大家讀，無非是怎麼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堅決跟美帝鬥。總覺得戰火離得遠著呢，沒想到會到自己頭上。美軍元山登陸，形勢發生了變化，志願軍正式入朝參戰。上級的命令來了，讓我和郭佛生（郭沫若的兒子）去朝鮮。台訓團的戰友為我送行，還照了一張紀念照，照片上寫著「歡送黃辛潘同志紀念」。隨後，我倆跟九兵團敵工部的葉幹事（台訓團一隊指導員）和另外一個，一行四個人，坐著無蓋的火車，經瀋陽一直到了丹東。在丹東郭佛生被擋住了沒去，只有我們三個人進了朝鮮。

到了朝鮮，我開始在九兵團敵工部工作，那時為了戰爭的需要，從全國各地找了一大批英文翻譯，全國能懂英文的差不多都找來了。那是1950年的12月，第二次戰役收尾時，前方的部隊已經打完了，我隨司令部才進去。我們沒有受苦，因為棉衣、棉被、帽子都拿到了。可是我們前線的部隊卻沒有這些，長津湖戰役正是最冷的時候，是我們的部隊打的。那次戰役因為沒有冬裝，我們40%的戰士都凍傷了。那次戰役我們九兵團減員四萬人，其中凍傷三萬多人，凍亡四千多人（二次戰役連同西線部隊全軍凍傷十萬多人），打完仗之後整個部隊變成了醫院，用了四個月時間突擊治療凍傷。直到第五次戰役，我們的部隊才又拿出來。

我在朝鮮一共待了三年零四個月，經歷了從二次戰役到五次戰役，直到後來坑道裡的戰鬥。打仗確實不容易，那時我們部隊裝備比較差，後勤供應也很困難。我們的部隊經常是打得很快，穿插進去把敵人圍住了，但給養跟不上，彈藥也用完了，無法繼續戰鬥，圍住的敵人照樣可以跑，為此吃了很大的虧。戰士們太辛苦，在前線吃的用的非常不容易。我們在司令部剛開始的時候也經常斷糧，我們就四處找野菜吃，後來後勤工作跟上去，條件才得到改善。

有時為了戰地宣傳，我們也到前線去。躲在坑道裡，就像《上甘嶺》電影裡一樣，坑道裡搭個土炕，炕上有廣播電台和廣播材料，幾個人在上面，工作睡覺都在一起。坑道裡比較潮濕，時間長了，大家腰都落下毛病，連走路都很困難。還有一個困難就是上廁所，坑道裡沒有廁所，得到外邊自己解決，必須冒著生命危險找機會去，敵人一打槍打炮就出不去了。

黃老還跟我講了在朝鮮戰場上給他留下深刻記憶的一件事和一個人——「大家都叫他小毛，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當時可能還不到20歲，是湖南人，從國民黨軍隊解放過來的士兵，擔任通訊員。五次戰役時，領導派我跟他去金山前線，那邊抓到美國俘虜需要英語翻譯，後來美國兵跑了，抓到的是南朝鮮的俘虜，我派不上用場，就帶著小毛回部隊。他拿著要送給鄰近部隊的材料。路過鐵原的時候，碰到美軍四架飛機轟炸。我們正好在走路，馬上滾到路邊，躲過了。那次遭遇的是燃燒彈，幸虧躲得及時，要是碰到身上就完蛋了，據說毛岸英就是這樣被燒死的。那天，又趕上小毛得了傷寒，發高燒，病得厲害，實在沒辦法走了。當時正好有我們的收容隊，我就把他交給了收容隊，我一個人翻山過嶺跑到那個部隊，把材料交給他們。等我回來，收容隊已經撤走，小毛也不知道去了哪裡。估計他也不在了，因為我們好多戰士死在了那邊，特別多……」。

黃辛潘雖然一直跟著司令部，沒有直接上前方，即便上前線去，也是搞宣傳，就是對著美國兵陣地用英文宣傳我們志願軍的政策，拿著事先準備好的材料到前線廣播。但畢竟也要冒著生命危險。他慶幸自己運氣不錯，終於熬到了談判停戰。

停戰談判在開城，我方是李克農、喬冠華帶隊，談判團分好幾個小組，黃幸所在的小組負責接收被俘的志願軍，還有一部分人負責把俘虜的美國兵送過去。由波蘭和印度這兩個中立國組成的中立部隊負責監督交接工作。黃辛潘很同情那些被俘的志願軍戰士，他說：「戰場上被俘是不願看到又不得不面對的事情，五次戰役像我們兵團撤退過江的時候，大部隊安全過去了，很多傷病員卻一時過不來，我們整個的後勤部隊，包括醫院的醫護人員全都被俘了。那一次我們被俘的人很多，大約有一萬多。對抗美援朝被俘回來的人，我們應給予應有的關心和待遇，而不能歧視和不信任他們。」

回顧往事，黃老深情地說：「在朝鮮戰場我們的戰士是用血肉之軀跟鋼鐵作戰，犧牲了不少人，我離開朝鮮的時候聽他們說，有18萬人犧牲後留在了朝鮮，長眠在300多個烈士陵園裡，好多戰士連名字都沒有留下。我們司令部機關是受保護的，能住在老百姓家裡，睡在老百姓的炕上，不用住帳篷，也不用住野外，冬裝也會早早換，不會受凍，打仗也不用你去拚命，是別人去拚命。我們只是在後面審問審問俘虜，情況大不一樣。」

說到這裡，我看到黃老的眼裡閃著淚花，他一字一頓地說：「我確實感到，是下層的官兵付出了極大的犧牲，才取得了勝利，他們才是最可愛的人。相比之下，我們這些在師部以上機關工作的『戰士』，只不過是隨著這些烈士並在他們的保護下從鴨綠江邊走到38度線而已，抗美援朝戰爭真正的英雄是這些烈士，機關的幹部的確沒有什麼自豪驕傲吹牛的資本和理由。」

從朝鮮回來以後，黃辛潘留在解放軍總政治部。曾經參加過青海平叛的戰鬥，在中印邊界反擊戰中參加印軍戰俘管理工作。後來一直從事對日工作，先後兩次到我國駐日本大使館擔任一秘、參贊。1986年離休。離休後，他曾擔任北京市台灣同胞聯誼會副會長、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台盟中央台情研究會委員、北京市台聯顧問，也曾長期是我所在的《台聲》雜誌顧問。他說：「抗美援朝時我雖然沒有真正參加戰鬥，但還是印象深刻，永遠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