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府樂見岸田突破「專守防衛」框架

2022年12月16日，日本內閣公佈新《防衛計劃大綱》、《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以及作為外交與安全政策綜合方針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安保三文件」。《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為日本防衛的綱領性文件，由安倍晉三於2013年首先制定。此次修訂為二戰結束後日本防衛政策的重大轉軌。岸田認為，俄烏戰爭造成印太安全形勢惡化，執意推進「專守防衛」再定義，建立對敵基地「反擊能力」的政治進程，此或將改變美日同盟以日本為「盾」、美國為「矛」的分工模式。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制定之初，著眼於中國對日本周邊安全的挑戰，加強沖繩所在的西南群島防衛，提高水陸兩棲作戰能力與應對彈道飛彈的能力，此為日本防衛延續至今的基本方針。在2013年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有「國際社會的關切事項」表述中國軍事實力增強對印太區域安全的影響，認為中國試圖「以力量改變現狀」，但此次修訂，岸田內閣對中國的軍事動向從「國際社會的關切事項」上升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戰」，明記台灣為共享基本價值觀的重要夥伴及朋友。

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雖未以「安全上的重大威脅」定位中國，但將中國與仍被視為「威脅」的北韓在排序上對調，列名首位，成為日本安保政策之首重國家。日本評估，中共「廿大」後邁向第三任期的習近平將進一步推升中國國力，至2027年，東亞勢力平衡可能轉向有利中國。

因此，防衛省計劃以5及10年兩個期程強化防衛力，核心為用於「敵基地攻擊」的長射程飛彈、無人機等七大領域，力爭到2027年前建立從進攻對手的射程外攔截的「防區外防衛能力」，以求「可負責任地應對他國進攻、接受盟國支援的同時可阻止並排除進攻的防衛力」，至2032年前獲得超高音速等更先進的武器，實現精實「反擊能力」建構，此等目標將具體反映到新「防衛三文件」中，在今後的防衛預算中落實。

岸田內閣試圖在憲法第九條的「和平主義」與強化防衛力之間兩全其美，擴大解釋「專守防衛」，建立具「反擊能力」（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自衛隊，但日本防衛省相關人士堅稱自衛隊在「和平主義」制約下，轉型為攻擊性武裝力量仍非選項。中國認為日本調整防衛政策針對性極強，且藉「中國威脅論」達到修憲擴軍之目的，不僅對中日關係造成負面影響，更將招致東亞國家無謂的軍備競賽，無助區域安全情勢穩定。

在日本二戰戰敗投降77週年時，岸田文雄首相重申，作為一個和平國家在不斷進步。日本將歷史的教訓銘記於心，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作出努力，永遠不會重複戰爭的恐怖。岸田突出「不忘戰爭歷史」，表達「不戰的決心」，此立場與1994年主政日本的社會黨黨魁村山富市相近，出現與安倍所持之「積極和平主義」的差別。但修訂「安保三文件」，將「反擊能力」導入自衛隊之舉，恐與岸田領導的「池宏會」的「鴿派」形象相左。

此次「安保三文件」的修訂被視為二戰結束後日本防衛政策的最大改變，其影響更甚於安倍前首相2014年變更內閣對「集體自衛權行使」的憲法統一見解。華府對東京突破既有的「專守防衛」框架表示歡迎，體現出日本欲追求更積極的外交政策之意願。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指此將「強化並現代化」美日同盟，國務卿布林肯更盛讚新版「安保三文件」，稱此為促進印太地區和平「重新構建同盟能力的文件」，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則認為，此舉表明日本致力維護基於（美國？）規則的國際秩序及自由開放的印太。此外，美國國會跨黨派亦表示類似的歡迎意見。

新「安保三文件」對自衛隊導入「反擊能力」開綠燈，形同基於《日本憲法》第九條「和平主義」精神的「專守防衛」被重新定義，日本「憲法第九條」有空洞化之虞。岸田內閣考慮到北韓及中國的高性能飛彈，一致認為目前日本的飛彈防禦系統難以攔截，為有效阻止導彈攻擊，必須建構「反擊能力」以提高威懾力，降低遭受飛彈等攻擊的可能性。日本界定的「反擊能力」為：若發生彈道飛彈等武力攻擊事態，作為旨在防衛而不得不採取的必要最小限度措施，可在對方疆域實施有效「反擊」，但「反擊能力」非針對特定國家，而是根據情況逐一判斷。

此外，在美國等與日本關係密切的他國遭攻擊，導致日本存亡受到威脅的「存亡危機事態」時，亦不排除該能力會作為「集體自衛權行使」的手段，並將與美軍協商制訂有關「反擊能力」的聯合運用計畫。未來日本自衛隊將加入美軍推動的「整合防空反飛彈」（IAMD）戰術策略，提升「統合嚇阻」的實效性。 防衛預算2027年倍增

為因應安保戰略調整，岸田首相決定自2023年度起五年的防衛費總額增至約43兆日圓，若與目前的防衛經費五年總額274,700億日圓規模相較，成長幅度超過五成，並計畫在2027年將防衛預算推升至國內生產總值（GDP）2%之目標，以符華府的期待，增幅為歷年之最。

美國陸戰隊司令伯格7日正面評價岸田內閣建構「反擊能力」之議，認為「對自衛持有信心，對於粉碎中國的野心是好事」，表態將全面支持。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則批評，日本軍事擴張的行動，違反日本的「和平憲法」，更嚴重威脅到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北京駐日大使孔鉉佑直言，將中國定位為威脅或者是挑戰，中國對此表示強烈關切。

《環球時報》發表題為《定位中國為「威嚇」？奉勸日本悠著點》的社論，示警日本，但岸田意圖在美國與中國間兩不得罪，不欲中日關係改善的勢頭因「反擊能力」導入《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戛然而止，避免言明中國為「威脅」，而將中國動向定位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為中日關係留下轉圜餘地。

中日關係關鍵是「台灣問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呼籲構建新時代中日關係的同時，定位「台灣問題」為雙邊關係的政治基礎，是不可逾越的紅線，要求日本重信守諾。王毅直言中國對日外交的底線思維即是「台灣問題」，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不僅牽動中日關係走向，亦攸關日本周邊安全。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一語道破「沒有日、中穩定的合作關係就沒有東亞的和平與穩定」。岸田為日本安全計，在中日關係上操弄「台灣問題」是玩火。

日本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幹事長、前日本外相岡田克也及曾任日本外交官的立憲民主黨籍眾議員末松義規先後在眾議院質詢岸田，要求內閣與華府同步表態「不支持台獨」。對此，岸田重申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與台灣維持非政府間的實務關係，以迂迴的方式表達「不支持台獨」的立場。

岸田對中外交高舉「構建具有建設性及穩定的中日關係」，面對雙方歧見，「該主張的就主張」。因此，對話在中日關係無可或缺，此不僅在建交後，建交前，中、日即存在相互溝通的社會基礎，此建基於兩國歷史淵源及文化共性，日本成為中國撬動以美國為首之西方世界的突破口，在中國改革開放前，日本始終是西方國家中對中貿易的首位。

日本駐北京大使垂秀夫表示，中、日保持首腦間的頻繁溝通、夯實政治互信基礎，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日本將視中、美外長對話的狀況，在明年G7峰會前實現外相林芳正訪中，而孔鉉佑亦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國事訪問訪日本，在中日之間有著無可取代的戰略引導力，強調中國重視「首腦外交」。中、日對重開「首腦外交」有志一同，以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

中日建交50年，恩怨不斷，在中、美激烈競爭的國際政治下，日本難以擺脫「美日同盟」與「對中制衡」的雙重路徑依賴，但絕不能互視對方為「威脅」，否則無異宣告中、日進入惡性互鬥的新階段，日本亦將失去國家利益中的核心－－「安全」。為避免新版「安保三文件」造成中日關係滑坡，岸田決定派外相林芳正在2022年底前到北京，此是2019年12月以來日本外務大臣再度訪中。林芳正此行不僅肩負化解北京對「安保三文件」之疑慮的任務，更意味「新冠」疫情後，中、日高層互訪重開，亦為中日關係解凍的外交訊號。

林芳正指出，儘管存在難解的問題，但日本將持續與中國對話並堅持該堅持的立場，即在維持內閣政策同時，亦希望在對話中傳達「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林芳正訪中不單為說明新版「安保三文件」，更為2023年可能的中、日首腦對話暖場，以實現岸田所言之「建設性且穩定的日中關係」，但「安保三文件」制衡中國的戰略意圖明顯，林芳正如何遵守國際上的一個中國原則，取信北京，不敵視中國，不干涉「台灣問題」而介入他國內政，決定日本對中外交能否解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