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傳統文化看現代資本主義

師從美國實證主義學者杜威的胡適，曾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膾炙人口，幾於人人成誦。於是乎，近代學界由此產出了許多荒誕的「大哉問」；其中一個很火的問題是：中國何以沒有產生資本主義？

如果我們也來「大膽假設」、「大膽提問」一下：西方何以沒有產生過孔子或佛教，乃至周代「天下一家」的思想？

由此可見，我們今天在思考歷史文化乃至學術問題時，早已不自覺陷入有用、無用的現實功利價值，在一個狹小世界的權衡中打轉。

前陣子跟隨台灣的大學生們前往北京大學進行參訪與交流，過程中的話題之一，正是關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從台灣學生的表述可以發現，我們根本沒搞清楚何謂資本主義。雖然台灣的公民教育花了大幅篇章介紹資本主義下市場經濟的運作，同行的大學生中也不乏社會學系、政治學系甚至是經濟學系的學生，但當中卻沒有人意識到，資本主義所需要的「第一桶金」，到底是怎麼積累來的。我回頭去翻閱國、高中的公民課本，發現裡頭在論述原始積累時，將其美化成一種和平進程的手段，彷彿是依乎天理，自然產生的資金。歷史的敘事變得非常簡單粗暴，似乎只要控制經濟的專制政權退位了，「自由」便可順遂地接管市場經濟，達到完美的平衡。然而縱觀古今中外，哪裡有真正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今天市場經濟中那隻所謂「看不見的手」，其背後明明還有無數隻更看不見的上下其手。

那麼話說回來，原始積累是如何達成的？

在拉丁語中，資本一詞“capital”的詞源即具「占有」之意，回溯歷史，資本的產生也不是在歷史的某個節點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它始終帶著西方文化濃厚的傳統色彩。十五世紀時，歐洲大陸歷經黑死病席捲，以致人口銳減，原本依附於莊園領主的農奴因此獲得了大量的荒地，得以脫離奴隸主而自主耕作。這顯然不為貴族們所樂見，雙方為此多年衝突，交戰不斷。同時伴隨著大航海時代的來臨，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入市場，促使商品貿易變得更有利可圖。原本的領主與貴族便透過一系列的暴力手段，將原本已屬於農奴的可耕地圈管限縮，並改種植經濟作物。18世紀工業革命後，圈地運動更進一步高張，英國國會甚至將圈地行為合法化，這也是所謂資產階級革命成功的里程碑。儘管有歷史學家批評這樣的論述過分誇大了圈地運動醜陋的一面，然而若將視野轉移到歐洲之外的非西方世界，其慘況更是不遑多讓。如英國在印度依靠東印度公司組建軍隊，開闢了大量的殖民地，全是靠著以武裝暴力強占土地並剝削勞動力，種植大量包括毒品在內的經濟作物，以累積財富。這和他們販賣鴉片到中國來賺取白銀的行為如出一轍。

向外掠奪可說是西方文化自古以來，在一片資源相對稀缺的土地上，為達成生存的必要手段。遠從古羅馬帝國的侵略，中世紀的農奴制度與圈地運動，再到地理大發現後的殖民剝削，以及於當今的金融操控，我們不難發現，西方文明為求其生存，很早便帶有一種資本帝國主義的姿態了。

中國早在先秦時期，便已經發展出相當繁榮可觀的商業環境，到秦漢時期已不再有世襲貴族與平民階層的對立。照馬克思的理論，如此的社會不就該從封建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社會？但中國歷史的發展並未如此。中國是以大型穩定的農耕文化圈作為其生存基礎，商業行為只在其內部起到作用，亦僅止於自給自足，不必向外求取，無需這樣掠奪的商業行為。

回到前面所說，我們不會去問：為何西方沒有產生孔子？沒有產生佛教？因為我們實際上已經預設這樣的問題毫無價值。我們認為今天西方一切的富足與強大，都來自於他們的工業革命以至於資本主義，於是在自卑心作祟下，不由得要問：中國何以沒有資本主義？其實提出這個問題背後的心態，才是真正的問題。

近代中國人心之通病所在，便是目光短淺，好從淺薄短視的價值觀來對歷史、文化與學術下判斷、做研究。「何以中國沒有產生資本主義？」首先這個問題就問錯了。如果認定資本主義是當今的真理，必須全力以赴追求的話，我們該問：世上何以會有這麼一個不斷造成人類病態、苦難與毀滅的真理？如果說資本主義促成當今西方社會的成就，那目睹過近幾十年連番的金融危機慘況，是不是也該讓部分人士清醒了？作為中國人，我們更需要問的是：中國文化如何挽救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種種病態？

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先是「有錢人」打倒了「有權人」，近代又由「有錢人」所領導的美國聯邦政府長期以自由市場、專利保障、財產自由等口號，作為其宰制世界的政治手段。中國早在秦漢之際奠定大一統的中央集權與郡縣制度，王公貴族已無政治實權，只講究「流品」，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士農工商」。秦漢以後，政府裡頭除了一個世襲而來的皇帝，其餘全是由士人組成。孟子云：「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

西方人的理想是寄託在教堂裡，中國人的理想則是由士人擔負，並發揚在政治上。惟其如此，國家的政治走向便不易為特定個人或集團的私利所壟斷。待唐朝科舉制度建立後，更是禁止報考者私營產業。傳統經典所楬櫫的這些理想是見諸行事，存乎其人的。《論語》中所闡述的人生理想：「貧而無憂」、「富而不驕」，既關乎士君子的個人修養，也蘊含著中國人的文化願景。人類社會固不可能齊頭平等，無貧富之別，但至少不應使人窮得落入到憂，亦不該讓人恃富貴而驕。在財富之上還應有「禮」，在禮之上還應有「道」，一切依禮、依道而行，並非任由資本經濟主宰全人生。這個道，同時又是上合天理，中孚人心，不是一般人習以為常的道德約束、吃人禮教，或人為意志下的種種規範而已。所有這一切之得以執行與實現，則仰賴政府不斷從民間選拔出一批又一批合理想、志於道的「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中國人的理想社會，畢竟是士人心之所嚮，而不是一批商人啊！

在高等教育發達的台灣，滿街都是大學畢業生，卻找不到一個「士」。學術被包裝成商品，裡面早已沒有傳統文化，更不見心懷天下的理想，只剩狹隘的個人欲望。一旦沒有了理想，便只能撿外國現成的抄襲，將西方一時的歷史進程所取得的表面佳績視作一切真理，而無視其已然病態腐朽的真相，這或許要比做別人殖民地來得更可悲。政治上被人殖民，至少還懂得要掙扎，精神上的自我殖民如何脫困？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勸人對歷史應抱有「溫情與敬意」，這番話廣受傳誦，也曾經飽受爭議。近代中國人正是缺失了那份溫情與敬意，才敢喊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口號來治學。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們的學術界也未曾真正反省過：西方從來就沒有大膽假設這回事。在西方，每個假設的提出，都是經過了多少事實的檢驗和學理的論證，在千錘百鍊後才產生的。憑什麼我們要信仰這樣荒誕的治學方法，如同信仰病態的西方資本主義，爭先恐後地盲目追隨呢？

大陸近日的房市危機引起了全球關注，政府的一舉一動更是動見觀瞻， 尤其是未按「資本邏輯」出手的政策走向，每每引致西方媒體批評。其實如今的病根，正是資本主義所致；還要向資本主義求方治病？是時候，該換給「中醫」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