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評論》398期-2024年2月號

一

清朝從康熙廿二年（1683）正式統治台灣始，直至光緒廿一年（1895）被迫割台止，長達兩百年，其間的賢臣能吏不在少數。而特別是到了中末葉，中國積弱，列強侵華，帝國主義就覬覦台灣，皆欲順勢奪取，因此，中晚期在台治理的封疆大臣皆比前期在台賢吏須擔負更大更重的治台加護台的責任；他們對於台灣之民生、防衛之實政實務之認知和規劃，必須更多前瞻性、現實性的設想和實踐，而此大任務往往就非當時的中興和自強運動中大臣有以承擔不可，而他們是當時整個中國第一流的人物。其中，劉銘傳在台灣推行的現代化建設，其人其政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證。

這篇短文簡述劉銘傳治理並守護台灣的基本精神和意義。

二

同治十三年日本入侵台灣恆春半島，殺戮原住民，引起「牡丹社事件」，沈葆楨來台處理，乃能體察在台灣推展合乎時代大勢的新政建設之重要，且建議台灣必須建省，此建言和規劃因清廷朝臣陳腐，一直懸而不決，直至法國侵台之役才使北京驚醒，遂於光緒十三年正式建台灣省，而由劉銘傳擔任巡撫，十七年因被小人陷構而離台，劉氏主政台灣時間不長，但其意義卻是典範的建立，那就是清末自強和洋務運動以台灣為一個新建地區而有的新政的實踐。新政的內在有一個新的理念和思想，就是希望結合西學與中學而得出一套實學來符合時代大勢，由此來建設經世強國濟民之實政。用一個關鍵詞而言之，就是劉銘傳在台灣進行政經全盤性之規劃和建設，帶給台灣現代化。現代化是劉銘傳出任台灣省首任巡撫的施政理念和實踐的核心。

連雅堂在《台灣通史‧劉銘傳列傳》中敘述劉氏治台之新政，其首務是建設台灣軍備以防列強入犯，文曰：

台為海中孤島，防務維艱，乃聘德人為工師，建基隆、淡水、安平、打鼓各砲台，或修改之，購置巨砲。……設軍械機器局於台北，……並設火藥局、水雷局，以籌自製。
劉銘傳出身淮軍，身歷法軍侵台之役，親自督軍對戰，所以深悉台灣海防之重要。乃先有台灣軍備的建設。緊接著就是展開全台清賦之務，他「設清賦局於南北兩府，以布政使轄之，縣置分局。」清賦之目的是在於改革台灣田地和田賦之嚴重弊端，冀望能夠抑壓奸惡地主之不法特權而護助廣大無助艱辛的台灣無土佃農。此兩項大政就是孔子強調的「足兵」、「足食」。

在此基礎上，又設撫墾局、番學堂、且布隘勇制，此是延續且拓展沈葆楨始創的開山撫番之政。而其他新政，雅堂先生則曰：

其時百事俱舉，而南北遼遠，內外阻隔，乃籌行郵傳，增電線，築鐵路。又派革職道張鴻祿、候補知府李彤恩考察南洋商務，設招商局於新嘉坡，購「駕時」、「斯美」兩輪船，以航行香滬，遠至新嘉坡、西貢、呂宋等埠，台灣貿易為之大進。十三年，兵備道陳鳴志、鎮海後軍副將張兆連稟請開山，從之，自彰化集集以至水尾，新設台東、埔里社兩廳，置腦務、煤務兩局，由官辦之，興殖產，勸工商，鑄新幣，行保甲，以謀長治之策。創西學堂於台北，以教俊士，銘傳既兼理學政，十五年蒞南歲試，或言其不文，及榜發，多一時之秀。是年檄棟軍築省城，基隆鐵路亦將達新竹。……

依上文所述，綜觀劉銘傳任台灣省首屆巡撫，其積極推展建設的新政，基本上就是當時中國的自強中興運動之大趨勢的發展中，而具有洋務精神的進步名臣大吏施政的現代化建設。台灣是晚清全中國現代化主要的省份，由沈葆楨具有前瞻之眼界而開其端，再由劉銘傳奮發圖強而進行實踐。

三

在台灣的現代化建設，在島上修建鐵路，是甚重要的一項規劃，鐵路的存在以及它的運輸和交通，象徵也代表了一個地方的現代建設，同時也確實是現代化的經濟發展建設不可或缺的。他上奏請求清廷同意台灣修建鐵路說：「台灣一島，孤懸海外，當此分省伊始，極宜講求生聚，以廣招徠。現在貿易難以出運，非造鐵路不足以繁興商務，鼓舞新機。……若能就基隆開修鐵路，以達台南，不獨全台商務興，且於海防所裨甚大。」劉銘傳認為建築鐵路關係台灣的「驛務」、「墾務」和「商務」，而除此之外，更有助台灣鞏固海防，建立省城和工程建設。清廷同意劉銘傳在台灣修建鐵路。

既得朝廷支持，劉銘傳遂於台北大稻埕設立「全台鐵路商務局」，制定《商辦台灣鐵路章程》，於是正式展開修建鐵路的大工程。依據史家陳支平主編，王尊旺、李穎、莊林麗撰著的《台灣通史‧第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的相關敘述，修建鐵路的資金，主要是在僑界招募，得到東南亞華僑的大力金援，在短期中得到商股七十多萬兩，除此之外，又在台灣本地發行股票募集民間資金，日後以鐵路營運所得攤還本息。再者，鐵路商務局「向英、德兩國訂購了鐵路鋼條三百三十里、鐵橋兩道、火車客車七十具。自基隆至台北的路軌由德商泰來洋行及山打士洋行承辦；自台北至彰化間的路軌由英商怡和洋行承辦。」鐵軌的枕木則取自福建、香港和台灣本地。除了禮聘歐洲的鐵路建設工程師之外，劉銘傳也聘請了粵籍華僑張家德工程師，他從舊金山帶領了許多築路華工來台，建好大小橋樑七十多座，尤其以橫跨淡水河的大鐵橋最為著名。

修建台灣鐵路遇到諸多困難，且從商辦改為官辦，但最後還是將台北到基隆的鐵路於光緒十七年（1891）先行建好並通車，此即中國第二條，台灣第一條鐵路，是近代中國人自己興辦建設的首條鐵路，在台灣建立、營運，是台灣現代化的最顯著象徵和功效。由於受到小人之譭謗，劉銘傳辭職離台返鄉，由接任巡撫邵友濂續建從台北到竹南的鐵路，但本來規劃要建到台南的中部南部的鐵路之工程卻被邵氏中止，十分遺憾。

劉銘傳始建台灣鐵路，史家的史評甚高，前引陳支平主編《台灣通史》如此論斷：

台灣鐵路成為台灣近代化（按即是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標誌，這條鐵路的修築，並非純然為了軍事的原因，也不是著眼於戰略，而是為了有助於台北—大稻埕—艋舺三區合成的商業中心地的貿易，這三個地區共同構成了淡水港的貿易基礎。台灣鐵路由中國自行集資、自行主辦、自行控制全部權益，在近代中國鐵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近代史上，中國大陸鐵路基本上是外國列強強行修建或貸款興建，經營、管理、用人或續借款項等權利均操於他人之手，相比之下，台灣鐵路的意義更顯偉大。

四

劉銘傳離開台灣之後，接續之官並非中興自強運動而具有現代化眼光和胸懷之賢臣，慵懦無能，目光狹窄，台灣建設戛然而止。乙未割台，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台灣，後藤新平延聘當時著名鐵路建造工程師長谷川謹介來台，整體地測量、構思、規劃而且興建了日據時代開始的台灣鐵路系統。但日人在台灣建造的鐵路體系，與歐洲殖民帝國在非洲或印度修造的鐵路是一樣的，皆是殖民帝國主義在其殖民地進行侵略、剝削、壓榨以及宰制的殖民主義鐵路，完全為殖民主服務，而劉銘傳在台灣修築的鐵路，卻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自主自立的現代化建設，兩者之性質有天堂與地獄的本質差異。

台獨謳歌日本殖民者帶來台灣現代化文明，故以長谷川氏建築的鐵路才是台灣鐵路化的起始和本質，對清朝中興自強運動的現代化大賢臣劉銘傳在台灣發展現代化文明的史實蓄意抹煞，無異清末民初在祖國大地上吃洋飯信洋教的買辦「現代化」！

五

清代治下台灣社會非如台獨描寫的移墾粗鄙、官貪吏惡、民情暴悍、野蠻不文。正好相反，劉銘傳在台的現代化建設就是一個佳證，清代治台多有賢能大臣，兩百年的清治台灣，台灣是傳統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接軌的寶地。

連雅堂先生如此史評劉銘傳：

台灣三百年間，吏才不少；而能立長治之策者，厥維兩人：曰陳參軍永華，曰劉巡撫銘傳，是皆有大勳勞於國家者也。永華以王佐之才，當艱危之局，其行事若諸葛武侯；而銘傳則管、商之流亞也。顧不獲成其志，中道以去，此則台人之不幸，然溯其功業，足與台灣不朽矣。

陳永華是明鄭王佐之才，如諸葛武侯，為台灣始立文明之典型；一是儒家德教，一是春秋大節。而劉銘傳則是清治台灣的管仲商鞅層級的大賢能之臣；雅堂之意是推尊劉銘傳具有一個德操和智慧的大格局大氣象而足以輔佐國君來富國強國，雖被其時政治結構所限而只是在台灣一省實踐其經世濟民之新政，但其境界如此崇高，且施德於台灣如此深厚，劉氏令名在中國史上永垂不朽也。◆

晚清中興賢臣劉銘傳治台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