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下台灣問題之思考（中）

杭亭頓還直言：「一種建立在文明上面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中：共享同一種文化淵源的不同社會彼此合作；試圖改變某一種社會文明的努力徒勞無功；而國家之間逐漸以某種文明的主導國為軸心，各自形成集團。」杭氏預測精準，美國人卻沒有聽其勸，美西方不接受本身文明「獨特但並非全球共通」的事實，反而在冷戰之後更加傲慢，其弟子福山不就在同一時期鼓吹「歷史終結論」嗎？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基倫‧斯金納（Kiron Skinner）也在2019年公開表示，美中之間的問題，是美國「與一個十分不同的文明的較量」，也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有了「非白人的大國競爭對手」。何以如此，關鍵在於東西文明的根本性差異，西方菁英並未能通透認知，從哲學上加以理解，尋求化解之策。

三、中西文明三大差異

中國這樣一個體量巨大、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東方國家，對其他國家和民族而言，心理上就是一種威脅，尤其對近三、四百年習慣主宰世界，剝削他族的美西方國家政客而言，不僅中國的現代化成就威脅西方掌握世界的現實，「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伴隨「一帶一路」倡議的擴散，成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新參考新選項，更對西方文明形成系統性終極挑戰，突顯中、西文明在本質上三大差異。

第一是西方基督教為主文明的反政教合一世俗化文明與中華儒家為主體的人本主義世俗化文明的差異。所謂「世俗化」是借用韋伯（Max Weber）宗教社會學中概念：一方面指近代西方社會自啓蒙運動之後逐步邁向「政教分離」，將原先基督宗教對政治、經濟、社會宰制的情況，經由祛魅（除魅）而進入現代化社會；另方面指宗教融入現代社會；本文取前一種意義。

西方現代化社會之政治、經濟、社會雖不受基督教控制，基督教是西方文明主要基因與根本內涵則無法改變，如韋伯即以基督教為西方現代化的主因。西方的「世俗化」是反教會宰制，沒有也不可能全面擺脫基督教。如美國自詡是山巔之國，美國白人自認是天選之人，就是明證；從宗教觀來看，西方的基督教是「一神教」，他們的「神」是「唯一真神」，是「唯一真理」，他們對宗教的信仰是「真理的信仰」，不信者就是「真理」的「敵人」，帶有十分強烈的排他性；16世紀以來，基督教向歐洲以外世界傳教，要救贖世人，心理上他們將其他民族視為待「救贖者」；依此基礎的文明自然就帶有內在強烈排他性和種族性。

18世紀西方工業化後，除了精神的優越感，加上物質的優越感，西方菁英堅信缺乏基督教文明的中國是不可能，甚至是不可以「現代化」的。但中國做到了，甚至超過了他們，所以他們焦慮了，甚至崩潰了，這是文明的衝突，是對西方「真理」的挑戰。衝突不能妥協，必須打倒，才能證明真理。

中華文明的根基是中華文化，中華文化是人本主義為中心的文化，中華文化中認為「天」「地」「人」是所謂的「三才」，「人」在中華文化中一直是庇蔭，在此情況下，中國人的宗教觀帶有三大特點。

第一是內修的宗教。孔子所說「敬鬼神」的「敬」，必須由內心升敬意，其後與道教、佛教結合都是重在個人內在、內心的修為、修養，與西方外求上帝拯救不同。自身的「修」是為了「揚善心抑惡念」，行善為習，終有機會成佛成仙；基督教認定人有「原罪」，只能通過信仰「救贖」，才能在最終審判時無罪，進入天堂。在中國的宗教，理論上是人人得超凡入聖，人人皆可成佛，而在西方宗教，人只能信奉上帝，絕不可能成為上帝。

第二是功能性宗教。西方宗教崇拜真理，必然指導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對廣大普羅大眾而言，主要表現為功能意義，即乞求庇佑、庇蔭，結果就必然表現為多神論，因為誰可以庇佑就信誰，從逝世的祖先到英明的領袖，從民間信仰到世界性宗教，都可祭拜，閩南話「有拜，有保佑」正是中國人宗教信仰的生動描寫；信仰鬼神不可能是真理信仰，所以在中國沒有宗教戰爭。

第三是世俗宗教。西方的宗教教義被視為「真理」，是一切人們生活、習慣、價值、制度，甚至是知識的根源，我們熟悉的西方知識的主要根源都是聖經，如資本主義經濟、個人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政治等都從聖經中獲得依據，由於是真理崇拜，因此，易生原教旨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分子。此外，因為堅持自己佔有「真埋」，於是非我信仰者，非我制度者，非我文明者，就是相信邪惡的異教徒，必須被改造，不然就必須被消滅。反之，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運作的依據是「世俗化」的《論語》、《孟子》等，「世俗化」的特點之一是實用主義、多元主義、中庸主義，不易產生極端分子，對差異、對不同可兼容並蓄，相互包容，各美其美；所以當中國領導人告訴美國政客「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時，他們覺得中國要把美國踢出亞洲；所以當中國領導人告訴美國政客「地球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時，他們覺得中國要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

以儒家文化為基座的中華文明，與當代西方以基督宗教為基座的西方文明，存在著「質」的差異，此種差異就西方文明而言是優劣、對錯之分；對中華文明而言是不同、是可以師法。所以康熙帝親自學幾何、學外文；晚清孱弱依然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提出中體西用；反之，西方的反應是「我們無法想像接受中國人的規矩」。

中西方文明上的第二大差異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一般而言，西方人格特徵傾向「個人主義」，而中國人格特徵更傾向「集體主義」。「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常被看成是兩種互斥性向人格表現，事實上只是每個民族自我不同的構面，影響到每個人在行動上不同的價值導向。個人主義的初步定義則是將自我視為獨立個體，完全可以獨立於社會的個體。視個人喜好、需求、權利以及與其他人建立的契約為主要動力，將自我目標看得比他人重要，並重視理性分析與他人連結的利與不利。在價值態度上，重視個人的需要，強調自由、民主、公平，努力追求自我發展，實現自我理想。一旦加入團體後，也會表現團體精神，但是當個體需要離開時，也會果斷的離開。個人主義社會強調自由意識、自我實現、權利義務、契約精神。

集體主義開始只是一種社會型態，一群關係密切的人將自己視為一個或多個集體中的一員（家庭、同事、部落、國家），願意將集體目標置於個人目標之前；強調他們與集體其他成員間的連結關係。認為個體是屬於團體的一部分，並與團體成員之間有著緊密依賴與聯繫的互動關係，並強調國家和集體的重要性。其重視團體的需求與利益，努力達到團體的目標，並多為他人考量，重視友誼和家庭。集體主義社會強調「我們」意識 、集體認同、情感依賴、團結共享、責任義務、需要穩定。

這兩種文化的特徵反應到政治、文化中，西方政治的重點就落在保證個人自由，保護私人財產，保障個人權益；中國政治的重點則落在有效地治理國家，系統地照顧全民，長期地推動氏族發展。兩種制度各有所長也各有明顯的不足，不同的國家、民族理應依據自己的條件、需求，尋找適合自己的制度，保衛自己的國家、民族，然而美西方認定自己的制度是「歷史的終結」，從而利用武力將「己之所欲，強加於人」，中國則按自己的國情，堅持自己的制度，以治理績效無情印證美西方「制度」的錯誤，打擊了美西方引以為傲的「軟實力」。

個人主義的美國社會原本是美國國家活力，美國夢的實現園地，政治鬥爭的消化區；唯近年以來，美國社會因政治菁英的宣傳洗腦而嚴重分裂，種族歧視根深蒂固；因經濟政策的失靈，貧富懸殊兩極化日益嚴重，導致中產階級消亡，流民處處，社會治安大壞；加上窮兵黷武，財政赤字；國內公共設施，年久失修，早已殘破不堪。個人主義一旦蛻變為自私自利，政治又無力調整，國家必然失能，社會必然失衡、失序。

反觀集體主義的中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依然是集體主義的底色，但不排斥、剝奪個人，以集體當前題關照每一個個體。中共的扶貧強調一個也不能少。正是這種集體主義精神的反映；「無產階級奮鬥的終極目標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不僅是全人類，而且是具體的個人，馬克思把『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看作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不過在事態上，集體主義主張優先考慮整體價值，關照整體利益，認為整體是個體的依託和存在前提。就個人與國家、民族的關係而言，集體主義強調個人利益應當服從民族、國家利益。集體主義注重個人間的相互依存關係，作為文化元素它更加關注整體目標對個人目標的優先順序和整體凝聚力的重要性。所以集體主義在中國的國家行動上則表現出高效的動員力、組織力和行動力。其實表現在中國事務的方方面面都是如此，被稱之為「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中國速度」等，這種「國家能力」特別在百年變局的當下，表現出的非凡國家治理能力，更令個人主義至上的西方國家妒忌不已。

《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湯瑪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說，「要是美國能做一天中國有多好！『做一天中國』，是希望『在這一天裡，我們可以制定所有正確的法律規章』，克服難以迅速作出重大決策的制度弱點。」中國的國家能力在現代化和新冠疫情防控上的表現，很大程度上促使各國政治學者在國家制度的討論中，開始從國家「民主與否」轉向「治理與否」，也徹底終結了「歷史終結論」。

中美之間第三大差異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型態。資本主義是西方國家現代化的意識型態依據，社會主義則是反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而生成的學說，所以是反資本主義的；特別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更是為了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消滅資本家對無產階級的奴隸，導正被資本主義異化的社會而出現的一套意識型態，對馬克思而言，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人類邁向共產主義社會前過度階段，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然而在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社會主義陣營轟然崩潰。

如今令美西方集團更恐懼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徹頭徹尾的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不排斥並努力學習資本主義的優點，設法融入並與世界全面合作，不鼓吹其他國家實行社會主義，鼓勵各國家、各民族走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不結盟，不拒絕協助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南方國家。對美西方集團而言，他們對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要是中國特色，其次才是社會主義，這是開放型社會主義，它不尋求埋葬資本主義。

在當今世界上其實不存在純粹的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兩者仍有本質上差異，造成其政治體制的不同，哪種政治體制比較好恐怕只能由實踐判定。但歷史證明，無論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不足以治國，資本主義國家需要有社會主義思維來照顧社會上的弱勢者，以穩定社會；社會主義國家需要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和自由競爭以增加生產力，不肯借鑑其他制度，那怕是借鑑敵對國家的良好制度只能注定失敗。

中共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深刻地理解到教條主義的為害，形成對正確處理兩制關係的戰略對策進行了新的思考，構建了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政治、安全、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戰略對策。在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積極參與制定國際安全合作機制，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型態差異，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積極致力於同資本主義國家深化合作、謀求共同發展、實現互利共贏，尊重世界的多樣性，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積極開展文化外交，提升文化軟實力，反對文化霸權，保障文化安全。以馬克思主義指導，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高度重視互聯網等新型傳媒對社會輿論的影響，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積極吸收借鑑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是社會主義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

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堅持自我，但包容多元，學習差異，與時俱進，及時糾偏，敢於糾錯，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其實這就是一種「有原則的精緻現實主義」。從而成就當今中國的「軟實力」，對外贏得讚譽，收穫友誼，擴大影響。反之，當今的美西方國家正是在理念上自我封閉，在心態上仍以上帝選民自居，傲慢固執，形成了保守的、教條的「自由主義」，反而懼怕中國的發展，兩者形成強烈對比。美國和中國是這兩種政治體制的代表，未來是誰家天下，仍待競爭！兩國不僅比國家的強盛，也要比人民在物質和精神上的滿意度，不只比現狀，更要比持續改善的能力。

中西文明的差距，對西方而言，是「真理之戰」，只能零和。現實是中國已經崛起，快速崛起，美西方集團用盡一切手段也無法遏制，最近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會見金磚國家媒體代表時，擲地有聲地指出，美國試圖阻止中國發展的行為無異於「讓太陽不要升起」。

美國知名政治學者米爾斯海默稱：「我認為美國將盡一切努力去遏制中國，防止其主導亞洲。我認為這種競爭將成為本世紀國際政治的主要特徵。」而且「美國霸權雖敗，遏制中國不會停息」，但圍堵這麼多年，美國才發現，封鎖圍堵不僅讓中國實現自主研發，而且變得更為強大。所以美西方反華政客只能更進一步大膽地使用台灣牌，意圖以「台獨邊緣策略」激怒北京，希望以台獨為遏制中國大陸的「代理人」，挑戰中國，遏制中國的發展。這就形成了如今中國現代化愈成功其挑戰愈大，台灣問題的解決也愈加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