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儒楊廷理的平亂功績

連雅堂的《台灣通史》，有《楊廷理列傳》，其內容敘述了楊廷理的治台，主要是平亂，一是平定林爽文莊大田之民變，一是擊退海賊朱濆；另外，則是因追剿朱濆於蛤仔難（今之宜蘭）之故，實際勘察了該區，乃建請朝廷正式設治以利漢番開發。宜蘭設治和開墾發展，楊廷理甚著其功。茲據連氏史著來申明治台賢仕楊廷理之功德。連雅堂《台灣通史‧楊廷理列傳》曰：

馬平位於桂黔邊境，馬平籍的楊廷理，只是一名拔貢生而遠派於閩省侯官任知縣，再又來台出掌海防同知。林爽文造反，楊廷理臨時受命接任台灣知府。

以楊廷理為例，清代治台大吏，是內地省籍的秀才或舉人出身的儒仕，他與閩台結緣，自己無法預知會渡海治台；本屬內地非海洋環境之人到台為官，必須對山海錯雜的台灣政治情勢予以明瞭、掌握且需有能力應對處理。清代派任來台的賢吏，大多數與楊廷理類似，彼之家鄉或治區與台灣大有不同，從內地屬於大陸非海洋的環境而到台灣的海洋島嶼的環境為官，他所秉持的信念和知識是儒家德教之下而有的治道，其實就是經世濟民之政治思想和知識，非常關鍵，其中有三個領域最為主要，一是民生、一是治安、一是文教。治台儒仕以此為基礎，面對台灣的「漢番」和「海洋」的各種問題，均需德學能具足。

楊廷理一來台灣任官，立即遇見移墾型台灣的民變動亂，此即清代台灣第二次大民變的彰化林爽文和鳳山莊大田之亂。大亂乍起，台灣無正規軍可以對付，完全依賴楊廷理一人肩挑剋賊保民的巨責重任，此時乃可檢證一位儒仕的實學實政之功夫。

連雅堂提到：「是時，爽文已圍諸羅，鳳山莊大田亦起應，府治戒嚴。府治固無城，植竹為藩，聯以木柵，年久多毀。」林爽文莊大田之亂起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冬，距康熙廿二年（1683）收台，已經百年之久。台灣首邑台灣府卻根本沒有城郭，而只是植竹為藩，再聯以木柵，且是年久多毀。康雍乾三朝號稱大清盛世，卻令台灣百年落後，殘敗不堪，此一方面顯示了清朝政道的腐壞，一方面則亦顯示清廷滿族長久以來對於邊陲台灣心存排斥和警戒，一直忌疑台灣人民還存有反清復明之心，還常常圖謀造反起事，所以清廷長久不准台人建設鞏固之城防，治道亦甚馬虎粗陋，清廷深怕台灣易叛，出以以輕視態度而消極對台，此種猜忌之心，直到清末都未改正，而真據孔孟仁政王道的經世濟民之心來對待台灣的，是歷代來台的賢良儒仕以及清末的自強中興名臣。

連雅堂說出了當時台灣根本無像樣的政府軍，造反群眾已攻陷諸羅（今之嘉義），而唯一的清班兵卻由柴大紀率領駐於鹽埕（今之高雄市鹽埕區），主要是防禦莊大田群眾，如此一來，台灣府就完全無軍無守。

於是，楊廷理發揮其實政實務的經世致用型儒仕之長，對守備之安置有所指揮、運用。由於全然無兵，所以廷理自己用大旗，上寫「募義勇」，在府城中馳走高聲號召青壯跟隨他組成義勇，來抵禦林爽文和莊大田之攻勢。民變初起之時，楊廷理所能對抗造反暴民之兵力，僅僅是臨時組建的民兵而已。連雅堂續曰：

由此可見楊廷理雖是文人，但卻亦熟悉兵法；他一方面能靈活運用戰術，改消極守備而實施積極性的奇兵攻擊；且又懂得運用反間策反之術，令敵營重要主力之一臨陣倒戈，在陣戰中反過來合攻主敵，因而有效地擊退了亂民，在初戰時就守住了台灣府，保全了府城的黎民百姓，其功德大矣。

十月，大將軍福康安才率清軍登陸鹿港，征戰彰化勝利，其役，楊廷理的台灣民兵也參戰，而且三戰三捷。中路平，楊廷理率眾隨福康安軍南下，敗莊大田，台灣亂局才告平定。 楊廷理平亂定台有功，乾隆五十三年（1788），署台灣道，加按察使銜，負責亂平之後的安綏，且建了台灣府城垣，此後轉回大陸。嘉慶十二年又來台出任台灣知府。

清朝台灣除了械鬥、民變的亂事頻仍之外，海盜肆虐於海陸，是另一個主要亂局。參與協助對抗並平定海盜之亂亦是楊廷理的治台事功。在平亂過程中，他不忘隨地而巡視並認識地方的情勢，乃有規劃地方的政經社會文教的開發、建設。連雅堂的《楊廷理列傳》續曰：

明清時期，東亞海上多有中日兩國海盜，皆有接觸，攻掠台灣，其以中國海盜之規模較大，明中葉有顏思齊、鄭芝龍集團到笨港墾地建莊；清乾嘉有蔡牽、朱濆海盜集團攻擾台灣甚至登陸開闢。關於蔡、朱之史事，連雅堂在《台灣通史》中特別撰有《海寇列傳》詳述。

上引之文提到王得祿追擊朱濆於雞籠港（今基隆市），而濆敗走噶瑪蘭（今宜蘭縣）之蘇澳，此時，楊廷理則率兵從陸路北上入噶瑪蘭之五圍（今宜蘭市），先會集當地耆老撫慰鼓舞之，再又以厚祿聯結在蘇澳勢力較強的熟番土目潘賢文，按潘賢文領導的熟番部落，乃是潘氏率領而遠從台中岸里社出發，從台中走苗栗、關西，再翻越雪山山脈而抵達噶瑪蘭的溪南地區定居開墾的巴宰海族。楊廷理除了自己的兵員，再加上宜蘭的漳泉粵籍墾民群體，再又加上溪南蘇澳地區的巴宰海族，三種力量結合起來，就將朱濆擊退驅逐。由此顯現了楊廷理的實政和謀略之高明。

《楊廷理列傳》最後說到：

蛤仔難即噶瑪蘭，是當地土著平埔族噶瑪蘭族的音譯，漢字先用「蛤仔難」，後改用「噶瑪蘭」，嘉慶十七年（1812）設治時稱噶瑪蘭廳，一直到光緒元年（1875）才改置為宜蘭縣。宜蘭之所以能夠納入行政區而得以正常治理，其功在楊廷理。

此段引文指出清代治台之一種現象和性質，就是在北京的京官或福州的大吏，對於「孤懸海外」的台灣，完全陌生，所以對台政策經常保守、顢頇，只有親履台灣土地而直接處理台灣局勢的賢良儒仕才能正確決定並落實治台大政方針並有效實施。連氏在此結論中提及的所謂「大府」，就是指稱遠在福州的福建省巡撫以及閩浙總督。他們和他們的幕僚根本不認識台灣，亦全然無同理心、同情心，所以對台灣作出的決策裁量，往往荒謬錯誤；相對來看，楊廷理是在台灣內部親視臨在的典型賢良儒仕，他才是真正對台灣卓有貢獻的儒家大君子，像他這樣的治台賢仕實亦多有，如前期的陳璸、曹謹、周鍾瑄；後期的沈葆楨、劉銘傳、丁日昌，筆者此處所舉，只是幾個例證。

當然，清朝台灣之治理者，並非皆是賢儒，其吏道和兵規的敗壞，也是明顯的狀態，清時的大小亂事頻仍，上下階層的奸佞甚夥，台人投機倒把、黑白顛置、貪利棄義的風氣至盛，顯現了中國邊陲移墾社會的飄蕩浮游的性格。乙未（1895）日寇入台，台灣人民固然奮起抗日而犧牲慘烈，但卻亦有甚多紳商耆老紛紛主動迎降，諂事日寇，倒過來為走狗幫凶蹂躪自己同胞者也。今之無恥舔舐依附盎撒和「大和」的「台獨型台灣人」，就是日據時代台灣漢奸幽靈之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