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與《紅星照耀中國》(五〔上〕)
斯諾與《紅星照耀中國》(五〔上〕)
1936年7月16日晚上9點,紅軍號兵吹過「熄燈」號後,在保安的最大蘇維埃巨頭毛澤東主席正式接受斯諾的訪問,可以想見,《毛澤東訪問記》是斯諾在陝北黃土高原毛澤東住的窯洞中利用晚上時間對毛進行的。為何不在白天?因為當時毛是最高蘇維埃主席,負陝北紅色蘇區黨政軍最高責任,在蔣介石幾十萬大軍包圍下,毛須日理萬機,應付敵人,斯諾不便再占用毛的日間忙碌時間是可以理解的。
其實最主要的理由是:一是毛澤東善於夜間思考重要問題,「挑燈夜戰」對毛是家常便飯,連斯諾都說「毛澤東每天做著十三、十四個小時的工作,常常直到深夜二、三點鐘才休息」,由此可以看出毛對斯諾的「訪問」除了重視,還有毛喜歡在夜間思考重要問題的習性;二是斯諾對毛提出的問題大小不一,而且很多,大到國際問題,小到個人歷史,不是一次便可訪問完成。
斯諾自己也說,他對毛澤東的訪問「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而是間斷與持續交叉式地「花了十幾個晚上進行訪問」,而且整個訪問過程,有時進行到「已是午夜兩點過後」,斯諾「真是筋疲力盡」之時才勉強停住,在空間上是在一個蘇維埃最大巨頭毛澤東住的簡陋黃土窯洞進行。窯洞內除了兩個主角(訪問者)斯諾和(被訪問者)毛澤東面對面分坐在紅布上點著蠟燭的土方桌相互問答外,中間還有個譯員名叫吳亮平(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留學法國、英國和蘇聯)負責翻譯,除此外,斯諾偶爾還見到毛的愛人同志賀子珍午夜給他們三人送上一把從野地採回來的酸棗。
斯諾還說,「我把毛澤東對我所提出的問題的回答,(經過吳的翻譯)統統用英文記下來,然後又(經吳君過目)再譯成中文,經毛澤東修正,連極細碎的地方也必求準確,靠著吳君的幫助,這訪問錄再譯成英文,經過這樣仔細的修正,這些文字裡當可減少一些錯誤的報導」,最後才完成這篇長達兩萬字的訪問錄。這篇訪問錄序列有致,內容深入,包括毛澤東的童年、少年、青年時代情形,也敘述到毛怎樣成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一個領袖,怎樣成為共產主義者以及紅軍怎樣擴展起來的經過,還報導了毛如何論述中共的「基本政策」和「對日戰爭」。
在1940年代的中國,雖然毛澤東的名字同蔣介石一樣為中國人所熟悉,可是關於毛的事蹟,斯諾強調「一般人卻很少知道」,因而也引起了「各種稀奇古怪的關於他的傳說」,這讓斯諾義不容辭地以一個西方新聞記者身分,如此不厭其詳地對中國現代共產主義運動最重要的革命家毛澤東進行深入訪問。從訪問與被訪問的角色期待與訪問的縱切與橫切面上看,斯諾的《毛澤東訪問記》既描述了表徵中國整整一代人的歷史心緒,也探索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過程,由此觀之,斯諾對毛的這篇訪問錄具有特殊的時代價值與歷史意義。
一個真正社會主義者常說「我是一個名字寫在水上的人」(詩人濟慈的墓誌銘“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意指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論「大我」,不談「小我」。
當斯諾交給毛澤東一大篇關於毛個人的生活的問題前便蒐集有關他的傳記資料,並發現:「中國共產黨人能夠說出一切在青年時代所發生的事情,但只要他和紅軍一接觸之後,他就把他自己丟開了。如果你不重複地問他,你不會聽見任何關於他自己的事情的。」
因此,斯諾心裡就揣摩毛澤東既是社會主義者更是共產主義者,對毛而言,自然「個人是無關緊要的」,可能只願意談談共產黨、紅軍、決議案、戰略與戰術,不會談及「小我」的個人經驗。無疑,斯諾這一有趣的發現對他訪問毛有關「個人歷史」問題增加許多困難。
於是斯諾辯證地由「反」面切入提問。提醒毛外間關於他的「死亡」、一個「無知的農民」、一個半死的「肺癆病人」、一個發狂的「瘋子」等傳說,讓毛驚奇到人們竟用這種傳聞去幻想他。於是毛不得不提出「辯正」:「我並不管你的這些問題,只告訴你關於我的生活的一個大略。」此話一出,斯諾大聲叫著:「這正是我需要的!」
毛用湖南口音告訴斯諾有關他的生活的「大略」,然而以一個「蘇維埃最大巨頭」的毛澤東在黃土高原窯洞中如此細緻地對一個外國記者談他的兒時生活「大略」,在名人傳記個體原始意義上也是非常特殊的。
毛1893年生於湖南省湘潭縣的韶山。父親的名字是毛順生,母親做女兒時的名字叫文七妹(真名文素勤)。父親原是一個「貧農」,讀過兩年書,因為負債被迫投入軍隊當過兵,後來回到家鄉做小買賣,克勤克儉攢積一點小款子,買回自己的土地。這時他家有15畝田地,成了「中農」。毛10歲時一家五口是:祖父、父母親、一個弟弟和自己。後來毛父積累一些錢又買了七畝地,毛母又生了一個弟弟,家境就歸到「富農」階層了。
毛6歲時就開始到田裡工作,8歲時進入本地小學讀書,一直到13歲才高小卒業。毛說小學期間,早晨與晚間仍需到地裡幹活,白天則在校讀《四書》,他說國文老師是「頑固派」,對學生嚴厲又粗暴,動不動就體罰學生,10歲時毛因此而逃學,不敢回家,因怕被父親打,逃了三天還是被家人找回。
毛說這次回到家裡驚奇地發現他父親「態度有所改善」,回到學校老師「態度也溫和多了」,「我的反抗行動的結果使我印象深刻。這是一個勝利的『罷工』啊!」
毛說他學習認字後,他父親便讓他在家裡記帳,不記帳時候就要到田裡幹活。毛說他父親是一個性情暴躁的人,經常打他和弟弟們。「關於錢這樣的東西,他不給我們,而且給我們吃最不好的東西。」毛說他母親雖完全不認識字,但和善、寬厚、有情感,在飢荒時節,她可憐窮人們,常給他們米。但他父親在場時,毛說「她不能這樣做。他是不贊成慈善的。關於這一問題,在我家裡有許多次口角。」
因此,毛說「家裡有兩黨,一黨是我父親--統治的力量。反對黨是由我、我的母親、我的弟弟,有時甚至是工人們所組成的。可是在反對派的『統一戰線』上,意見頗有不同。我母親主張『間接打擊』的政策。她不贊成任何明顯的情感表現和對統治力量的公開反叛。她說這不是中國人的辦法。」
毛自幼便會引用經書來做自我辯護與反駁他父親的話語,此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父親對他最慣用的責備是「不孝」和「懶惰」。毛說「年長」的人,必須要「溫和」和「慈愛」,此即經書上說的「父慈子孝」,亦即「父慈」與「子孝」是相對的,是辯證的,既然父「不慈」,子也可「不孝」。
請看毛的自述:「我的不滿增加了。在我們家裡,辯證法的鬥爭是永遠不斷地發展著。」實情是毛13歲時他父親請許多鄉親到家作客,毛父當著客人面前責罵少年毛澤東,毛立即反駁並憤怒跑離家門,毛的母親先追出去勸他回去,接著他父親也追趕過去,在辱罵中命令他回去,毛不理勸阻,最後跑到一個水池旁邊,轉過身來面對其父恫嚇著說:「若是再走近我一步, 我就要投水!」
為了停止父子家庭內戰,毛說「我父親堅持要我陪罪磕頭,作為求饒的表示;我同意如果他允許不打我的時候,我可以跪一條腿磕頭。」父子內戰就這樣結束了。
從這件事情讓毛知道:「當我用公開反叛來保護我的權利的時候,我的父親就寬和些了;但當我保持溫善服從的時候,他只是更多地罵我打我。」當毛回想到這一點時,他認為在家裡聯合了母親和弟弟,「建立了統一戰線」去對付他父親,並讓毛父失敗。
上述毛澤東談到自幼在家裡及學校以「公民抗命」、「罷工」、「鬥爭」、「統戰」將家庭生活變成政治社會的認知作為有他的先驗機智,也有他的後天經驗。前述毛父母都是低文化出身的貧農,毛澤東自述:「我是家裡的『學者』,我讀會了經書,可是不喜歡經書」;「我最喜歡的是那些老中國的傳奇小說,而且特別是那些關於反叛(革命)的故事」;「我讀過《岳飛傳》、《水滸傳》、《隋唐演義》、《三國演義》和《西遊記》」,「我相信大概我被這樣的書籍深深影響了」。
毛澤東13歲小學卒業,並未立即升學,在家裡白天做一個成人所做的全部勞動,包括長時間在田裡工作或幫助傭工,晚間替毛父記帳,但仍抓緊時間繼續自我進修。除了經書外,毛說「我吞嚥一切我能夠找到的東西」,甚至深夜把住屋窗戶掩蓋上以避免燈光讓他父親看見他在看書。
毛在這樣的環境裡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從此開拓了他的新人生觀,但他也批評作者鄭觀應是一改良主義者。雖如此,毛受該書的影響,鼓舞起繼續學業的願望,對白天在田裡幹活逐漸討厭起來。願望讀書與討厭務農都是毛父所反對的,因此父子倆常為此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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