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短缺大陸推展能源外交

在沉寂了二十餘年以後，一度重創全球經濟的石油短缺問題再次浮現，成為現今國際輿論的焦點。

為因應能源短缺，特別是國內石油和天然氣生產不足的困境，近數年來中國大陸除加大進口的力度並透過「節能」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益外，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便著手推展以掌握油氣和工農原材料為重點的經貿和睦鄰外交，至今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不過因為事涉打破西方油商的長期壟斷及強權間勢力範圍的爭奪，而在若干環節也面臨不確定因素，其中有關捍衛東海油田與經濟海域主權的立場，由於日本蓄意挑釁，點燃了大陸民間的怒火，新仇舊恨所累積的能量，已為中日衝突升高埋下伏筆。中國企業遍及全球的獵油行動已深入美國素來視為囊中物的中南美等地，其中基於維護長期邦誼及確保油源的考慮，北京在安理會表明反對華盛頓擬提案針對伊朗發展核能進行制裁，同時反對（美國支援）日本進入安理會等，莫不進一步催化中美之間長期的貿易摩擦和政治分歧，這些摩擦和分歧雖然尚未充分暴露，不過可以預見，作為不斷茁壯的上升力量，中國大陸勢將與作為「邪惡軸心」的美國及其附庸在各個領域進行無休止的鬥爭。

石油是用途廣泛的稀有資源，也是驅動經濟運轉最根本的力量，然而即令在學界有關油價機制的形成及其合理的水準，各家的看法並不一致，至於影響市場油價漲跌的因素就更為複雜，少有共識。以1981年國際油價攀上歷史高峰的價位為例，經過物價調整其現值每桶是73美元，仍較目前為高；近日高盛曾大膽預言國際油價會上竄至每桶105美元。儘管該一價位已完全脫離世人的生活經驗，但我們卻無從評估其可信度，只能從跨期比較的角度論其貴賤。基於這一設想並歸納各項事證和數據，可以推斷目前的國際油價自然偏高。油價持續攀高的原因大體可區分為兩種說法。其一，追本溯源，整起事件的導火線，首推2002年美國假查驗化武之名入侵石油出口大國伊拉克，導致油田停產，外銷中斷（其中在伊拉克擁有大量石油利益的法、中兩國損失最鉅），可說是世界性油災的始作俑者。隨後聯合國在當地推動糧食換油工作，因人謀不臧，以致進展不順，而國際原材料的期貨炒作伴隨美元重貶而不斷升溫，產生了推波助瀾的負作用；期間內區域性地緣政治持續動盪，2004年俄羅斯第二大石油集團旗下的重量級企業遭強制拍賣而影響量產，美國提高戰備儲油，中、印等國跟進，及氣候因素等不一而足，其中又以消費端的預期心理及西方的對沖／避險基金大肆炒作，助長油期指和現貨價格的升高，最常被提及；不過相對於中國的經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被認為是推升國際油價的主因，上述源出多頭而又零散的說法，國際間的共識尚嫌不足。

中國大陸的能源短缺問題，主要是指供一次性使用的石油與天然氣，而非核能、水力、風力、地熱等放射或再生能源；至於煤炭大陸並無短缺問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特別是耗能的工業部門、小汽車數量、和基礎建設部門的增長，大幅推升對包括石油和天然氣在內的強勁需求，使得內部能源供需失衡，被迫增加進口，以補充國內生產的不足。2004年在當局采多途實施宏觀調控試圖壓縮總需求的情況下，其經濟年增率仍高達9.4%，造成局部地區（特別是製造業集中的東南沿海省市）電力短缺及工廠歇業、減產的後果。

大陸成為石油淨進口國始於1993年。1995年進口石油在國內總消耗的比重僅7.6%，2000年卻迅速攀升到31.0%，2003年中國的石油總需求年增率為17.2%，淨進口量達到高峰，而對進口石油的依賴度也升高到35%，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和進口國。2004年國內的石油需求揚升15％，但產出僅增加2％，原油進口進一步擴增21%，升抵110百萬噸；成品油進口估約4,000萬噸，年增率達到40%。另按中國石油化學集團（Sinopec）推估，以年增率12%計算，至2020年中國大陸石油的年消耗量將達到4億噸，這一預測結果與美國國家情報署（NationalIntelligenceCouncil）的推估一致，也就是說到2020年大陸石油的年消耗量將成長150%（印度為100%）。這些數據表明，如不考慮其他的因素，在石油與天然氣總供給固定或增幅有限的情況下，國際油價居高不下的趨勢，短期內似難以扭轉。

據美國政府能源訊息廳(USEnergyInformationAdministration)估計，2000年至今，在全球石油新增的總需求量中，中國的貢獻比例占40%。若檢視近兩年的統計，大陸用油的噸數的確在快速攀高，但北京「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指出，大陸的石油消耗對國際油價的衝擊已被過度誇大。該所預估2005年中國石油消耗年增率約為14%，每日用量達到628萬桶，佔全球總消費的7.7%，而人口不到中國四分之一的美國則以2,058萬桶的日消耗量佔全球的四分之一。換言之，中國的人均石油消費僅約為美國的7.7%。當然這項對比並不能被解讀為可比照美國人民用油揮霍無度的托詞；確切地說，由於技術設備的投資不足，大陸的能源使用效率嚴重偏低也是不爭的事實。不過，觀察全球商品產銷及資金的雙軌循環，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大陸引進外資，進行產品組裝、外銷全球，企業界所使用的能源雖然是就地取材，但最終卻是中國從國外進口，故而論及推升國際油價的超額需求來源，在中國設廠的跨國公司豈能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近數年全球的工農原材料出口國的經濟欣欣向榮，景氣空前暢旺，美國的國際收支高度仰賴中、日等亞太國家大量購買美政府公債，才能維持平衡，從而容使聯準會壓低利率和失業率等，防止經濟走向衰退。故而如拓寬視野當能察覺，僅此數端就已充分體現中國大陸作為成長引擎對繁榮全球經濟所做的巨大貢獻，相形之下，如只從價格面探究油價漲跌的得失及責任歸屬均失之狹隘、偏頗。

征諸實際的作為，北京決策當局在力倡「節能」之餘，「開源」無疑是其中最核心的政策內涵，其中開源的部份又分國內和國外兩部份。

國內對策包括：增產、探勘新油源、建立石油安全存量、調整產業結構、透過宏觀調控及價格機制、淘汰高耗能低附加價值的老舊工廠、去蕪存菁、提高石油使用效益、發展代替性能源、降低對石油能源的依賴等。

對外政策部份鎖定兩項任務：其一，掌握新油源、確保長期供應無虞，其二布建長距運送的安全渠道。該兩項工作均有賴政治、外交、軍事、經貿等多種手段相互支援，齊頭並進，而其最終目的則在確保油氣從國外生產基地到沿邊／沿海中繼站的供應鏈不致中斷。

為落實此一綜合戰略目標，大陸當局在持續鞏固舊有供應來源的同時，已積極展開廣泛的獵油行動，主要的做法包括：(1)石油外交：基於分散風險，降低對政治動盪的中東地區的油源依賴，北京高層及三大油氣集團自1990年代中期以後透過雙邊或區域組織協定加強與俄羅斯、哈薩克、土庫曼、阿塞拜疆、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印尼、泰國、緬甸、蘇丹、伊朗、奈及利亞、查德、秘魯等五大洲國家的能源合作；今年以來更進一步推動元首外交，透過互訪，與委內瑞拉、厄瓜多爾、阿根廷、巴西、智利、加拿大、加彭、安哥拉、葉門、澳洲、烏茲別克等國建立各式經貿能源合作關係；(2)掌握探勘及開採權：透過各式合作協定（如融資貸款、經濟援助、油田開發、基礎建設投資、油管鋪設、直接併購等），取得產油國的長期供油合同；(3)參股：與西方石油公司或外國政府合資共同開發，對像包括俄羅斯、哈薩克、印度、菲律賓、美國等。

有關確保能源供應鏈安全無虞，同時降低運輸成本，當局的具體做法集中在兩方面：(1)布建石油及天然氣陸路輸運系統：分東北、西北、西南三路與周邊產油國或擁有通路地位的國家達成興建能源輸運管線協定，避免經由可能遭破壞及海盜侵襲的海路；(2)充實海運護航能力，特別是自中東經印度洋、麻六甲海峽、南中國海至大陸沿岸卸油／煉油中繼站的航運安全。

據估計，自2000年以來全球第四大的中國國家石油集團(CNPC)海外投資總額已達到400億美元，這還不包括2004年4月「中伊合作委員會」第十二屆會議中國石油化學集團(Sinopec)與伊朗簽署合作備忘錄，中方依約投資700～1,000億美元協助開發Yadavaran油田，交換伊朗在未來30年向中國提供250百萬噸的液化天然氣(LNG)及每天15萬桶原油的合作案。2005年初CNPC同意出資60億美元，代俄羅斯天然氣(Rosneft)繳交標購尤干斯克石油(Yuganskneftgas)欠款，相對從該公司取得為期30年的供油合同（預估每桶均價為18美元）。在興建陸上輸油管部份，近年來中、日兩國強力遊說，俄國內財團和地方政府明爭暗鬥，但克裡姆琳宮舉棋未定的懸案，即起自石油生產基地西伯利亞安加拉斯克的「安大」（通往大慶）與「安納」（通往納霍德長）線之爭；另有中緬、中哈等多起油氣管工程已在施工或規劃中。

2004年底，俄政府宣稱將采日本方案建「安納」線，若付諸實施，不僅日本，包括台灣在內的亞太地區經濟都將受惠，不過從經濟效益著眼，總長僅2,400公里但以中國為唯一客戶的「安大」線自然遠勝於運距超過4,130公里的「安納」線，然而時隔不數月，原先日方看來已定案的油管走向決議卻又變生肘腋。2005年4月下旬，俄工業暨能源部長克裡斯錢柯在一場新聞發佈會中告訴日本記者，莫斯科將優先考慮興建「安大線」，並擱置「安納線」的施工計畫。俄方驟然表態改變初衷，自然令日本朝野大感震驚。為了挽回殘局，日貿易部長和石油天然氣部長連袂與克裡斯錢柯會談，兩人除重申提供興建油管逾百億美元的低利貸款，同時承諾給予俄方一切協助（如加入世貿組織），克氏同意慎重考慮日本的建議，但不承諾改變主意。發展至此，北京在俄石油外運管線走向的爭奪中再度領先，不過即令其最終解決方案有利於中國，也不必因此樂不可支；熟習莫斯科外交史的人士理應明白，在國際談判中俄羅斯素來是難纏的對手，自沙皇時代已然，且不因國力衰弱而有所不同，因此在推斷整起事件可能的演變趨勢時，應以克里姆林宮自身的利益為依歸。據此，撇開中俄兩國的歷史恩怨不談，就目前而言，俄羅斯是中國首要的戰略夥伴和先進武器的提供者，今年8、9月兩國將在黃海舉行三棲聯合軍演，在對抗華盛頓的統一戰線上，俄中兩國唇齒相依，聯同南、北韓，已形成利益共同體；相反的，近期小泉政府與美國續簽有高度針對性的《安保條約》，大肆擴軍，加之年初小泉乘戰艦逼近四島，擺明了是向俄太平洋艦隊示警，普亭總統看在眼裡孰為敵友心中應已有譜，更何況對於俄羅斯而言，東京能提供經援，北京分文不少，因而如無意外，1996年中俄雙方早已敲定的「安大線」最終應能勝出。當然對日本而言，喪失了年供油量高達8,000萬噸的定向輸油管線將是沉重的打擊！

上數案例清楚展示了中國大陸為擴大掌握油源，確保運油安全的具體做法。另一方面，經濟數據也清楚反映了北京追求國家現代化強烈的企圖心與近來暢述「和平崛起」的概念。不過在全球能源短缺，國際油價居高不下之際，大陸所推展的全球獵油行動及支援該項行動的配套措施已引起各方的關切。按對象及其關切面的不同，國際的反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印度日本和印度等高度仰賴進口油氣的國家對於中國耗鉅資掌握油源的作為雖同樣感到疑慮，但反應模式不盡相同。其中石油進口依賴度高達70％的印度，自2001年以後才開始積極佈局推展石油外交，2004年作為「金磚四國」之一的印度經濟成長率高達8.2％，未來要保持中高度的經濟成長勢須掌握油源。

就起步的時間點而言，印度落後於大陸，參與國際標案常鎩羽而歸，但兩國不乏合作的可能，包括計議鋪設中亞里海及伊朗通往印度的陸路輸油管線，須穿越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但這這兩個國家都與印度不睦，而與北京有較好的關係，就印度極積拉攏的石油大國俄羅斯而言，與中、印均保持友好的是莫斯科的基本立場。前蘇聯外長普裡瑪科夫曾強調，俄、中、印三國應組「鐵三角」關係。2005年4月12日中旬溫家寶總理訪新德里與印度締結「戰略夥伴合作關係」，並研訂邊境劃界的處理原則，雙邊關係快速升溫。此外，中俄都是「上海合作組織」的主要成員，從這個角度看，中印兩國雖然在商業上處於白熱化的競爭，但其間的矛盾並非不可化解，而實際上兩國已合作參加伊朗的油田開發。今年元月新德里召開能源會議，雙方已同意以合作代替對抗，避免在全球競標，總有一方受損的後果。

日本　較為棘手的中日兩國能源爭奪戰，非但不易化解，且可能爆發衝突。首先，日本有80％的石油來自中東，故而對於保障海運安全列為第一優先，但伴隨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於2004年再與東南亞國協（ASEAN）國家共組自由貿易區，和十多年來陷於經濟停滯的日本相比，中國在東協成員國的心目中已取代日本成為新的成長引擎，進而使得日本進一步倒向美國，防止中國崛起。中日關係惡化的第二個導火線，就是釣魚台海域天然氣蘊藏豐富，兩國必欲得之。2005年1月日本兩家油氣探勘公司JAPE和TelkokuOil向日政府申請在中國經濟海域內的曉春油田探勘，小泉政府於月前批准，但立即引爆大陸十數個城市激烈的反日遊行；蔚為洪流的反日大軍已在小泉公開道歉後暫告平息，然而由於戰火已導入經濟領域，設在大陸的日資企業及日本中概股將蒙受沉重的打擊，使得陷於停滯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更為嚴重的情節是：日本正積極收買聯合國會員，爭奪安理會席位和日文部省審核通過教科書，意圖美化侵華罪行。由於該兩案攸關國家尊嚴，中國朝野絕不會容忍。當然對中日關係會造成決定性影響的第四個導火線則非台灣問題莫屬。覬覦台灣所具有的戰略地位妄想據為己有，或至少防止中國統一，是日本政府，特別是現在執政的右翼政府，堵截中國崛起手中的王牌。因此，如進行對比，已擁有龐大的海外石油資產並不最在意大陸擴充地盤，取得油源，中國統一以及綜合國力不斷茁壯才是日本的切膚之痛。追根究底，問題的根源在於戰後的日本社會仍受到舊封建專制餘毒的肆虐，這絕非（常被外界誤以為是）民主國家的常態；此外，戰後日本的軍國戰犯並未卸甲歸田，而是混入了政府和企業。在佔領軍司令麥克阿瑟威權的領導下，陷於國際孤立的日本別無出路，政治上祇能聽命於美國，無仗可打的軍人全力投入經濟重建，並因此造就了財閥和大商社。對日資大舉入侵的東南亞國家而言，戰後一段時間內以控制經濟為本質的新殖民主義已取代軍事侵略，成為新的剝削形式（面對反彈聲浪，晚近日資企業已改弦更張，設法回饋地主國、加強公關）。

如進一步探索，日本以有能力「複製」，甚至「改良」一切走在時代尖端的創新成果而著稱於世，但至今從未產生發自內心的「啟蒙運動」，遑論必要的政治革命；「遺傳性」的民族自悲感更促使其統治菁英愛和西方強權爭勝、比高低，流風所及，日本社會祇有主僕而無平權的思想；更糟的是在講求團體利益、輕視個人福祉的「集體催眠」意識影響下，日本社會少有特立獨行能打破常規的革命家，而這也是二戰餘孽及其後裔仍存有十九世紀殖民主義心理的原因。故此，如中國超越日本，並控制了台海（兼運油航道），對右翼日本人而言不啻是一場惡夢，而在兩國激烈攻防的過程中（包括上述爭取興建「安大」、「安納」線的衝突），油資源的爭奪祗是雙方一系列矛盾中較為突出的部份。

美國　相對於印度和日本，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就更為複雜，而不僅僅是既「聯合」又「鬥爭」。911事件後，華盛頓極積爭取北京加入所謂「反恐」陣營。為了穩定盛產油氣的西北、防止「疆獨」滋事，北京表態支援，然而鑒於大陸的綜合國力不斷躍升，美國右翼份子（特別是產軍復合體及智庫的猶太裔人士）刻意附和日本鼓吹的「中國威脅論」，加之大陸展開全球獵油行動，並已深入其前庭後院（如加拿大、委內瑞拉等中美洲國家）甚至登堂入室如CNPC一度有意收購加州的中型石油公司Unocal後，對北京的疑懼已逐漸表面化，包括最近國會以壓倒的多數「關切」人代會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2005年2月19日，華府與日本續簽「安保條約」，日本將台灣明確納入周邊有事的範圍；此前，暗中聳恿日本修憲建軍，好像完全不記得戰後以限武為核心的日本憲法是麥克阿瑟一手主導所完成的，加之力邀日維和部隊赴伊拉克等作為已充分顯示，華盛頓「聯日制中」的方針已定型，但美國躲在幕後操控（如同操控李、扁政府）正任由沒頭腦的小泉衝鋒陷陣，與北京對抗，以坐收漁利。前蘇聯解體後，作為單極的美國獨享霸權。911事件前後在繼續擴充勢力範圍意圖主控全球事務的同時，更設置假想敵，防止有其它的力量威脅或挑戰美國的霸權──不論該新興勢力是「友好」或「敵對」。

即令華盛頓早已將中國視為潛在的假想敵，不過官方至今守口如瓶，理由是北京在全球事務中對華盛頓已有一定的牽制力量。雖然如此，由於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壓迫人民幣升值一無所獲，而雙邊貿易糾紛此起彼落，從而有意用「台灣關係法」長期拴住台灣，圍堵北京，該一策略至少在現任鷹派當權的局面下不致改變。不過，反觀美國的大油商多與中國的同業合作，因而在經濟商務方面，中、美之間並無不可解的矛盾，但運用石油工具及主控國際運油航線的力量，破壞大陸的油氣供應鏈則有可能。展望未來，華盛頓在對華政策上將陷於兩難，即經濟上，不願見大陸經濟增速放緩影響美國的利益，但在非經濟領域仍將小動作不斷，故而中美在能源領域的對抗與合作，應放在兩國多元關係的大架構下審視。

無庸諱言，就目前而言，建立小康社會是北京領導團隊的近程發展目標，然而目標無論遠近，掌握能源，鞏固國家現代化的物質基礎都是主政者首要的工作；另從能源供需關係和大陸脆弱的生態環境看，引進先進的節能技術，加速提高能源使用效益，積極發展代替性能源也有其時間的緊迫性。

兩相對照之下，以「節能」和「公害防治」為主軸的系統工程在方位上屬於內務整頓，非但不致引發國際摩擦，反而能創造商機，吸引外資參與；相反的，提倡「走出去」的發展策略則涉及多層次、跨領域的市場爭奪。估不論直接標購海外的能源資產具有回收期長、高風險的特質（如1970年代以後日本的獵油行動曾招致鉅大的財務損失），而高產質優的標的物早已落入西方油商的口袋，要後發先至，提高石油的安全存量，主事者勢須加快腳程；更為重要的是，在國際權力版塊快速移位的今日，新興強權的崛起必然會面臨既得利益者的挑戰（即令是強權的隕落也不能逃脫被支解的命運－如前蘇聯）。更何況現今中東許多國家的疆界，原本是英、法老殖民主打敗奧圖曼帝國後就地分贓的產物；1990年美國所發動的兩次海灣戰爭同樣是為了確保石油利益。911事件後，擁有全球四分之一原油儲量的沙烏地阿拉伯人民反美、英帝國主義、親北京的立場日趨明朗，已引起兩國右翼人士的不滿，白宮外圍情報組織（蘭德公司）所提交的方案竟也包括拆解沙烏地阿拉伯的老戲碼。

基於上述推論，在爭取「和平崛起」的道路上，中國要打破歷史的鐵律，樹立有別於美、英集團的新領導風格，應不止於「善良意願」的表達，而可以有更積極的作為。從實際的利益出發，為維繫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中國堅持廣開油路的工作不可能放緩，在手段上與潛在競爭者共同合作、妥協或對抗都是選項；其二，從維護第三世界人民利益的立場著眼，結合第二世界的區域強權，拆解並孤立份量各有不同的美、英、日右翼勢力，以邁向多極化世界；其三，從預籌全球油氣終將耗竭的展望和執行「京都議定書」的角度考慮，「節能」無疑是符合人類共同利益的核心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