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胞在閩浙的反日鬥爭（上）

台灣自甲午中日戰爭簽訂的《馬關條約》之後，便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之下，具有愛國主義傳統的台灣人民不甘忍受屈辱的殖民統治，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烽火遍及全島，連綿不斷，譜寫出一曲曲撼天地、泣鬼神的中華民族正氣之歌。面對台灣同胞日趨激烈的反日鬥爭，日本侵略者實施法西斯統治，他們一方面加強了血腥鎮壓，進行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一方面建立了遍佈城鄉極為縝密的員警特務網路，無孔不入地監視著每一位台灣同胞的一言一行，稍有不滿言論，便會招來牢獄之災。於是，一大批青年愛國台胞便相繼奔向對岸的祖國大陸，以大陸為後盾，在這裡學習祖國文化，接受革命理論，組織各種革命團體，開展革命活動，揭露日寇對台灣同胞的血腥殖民統治和恣意掠奪台灣資源的種種罪行。

離台灣最近的閩浙兩地，是台胞返回祖國大陸的重要居留點，在這片緊密相連的土地上，就活躍著這樣一群高舉反日旗幟的台灣愛國青年。

一、成立「台灣尚志社」，聲援島內民主運動

1921年前後，受國內「五四」愛國運動及台灣島內文化協會〔註1〕民族主義啟蒙運動的影響，到祖國大陸求學的台灣青年學生人數急劇增加，僅是廈門一地的台灣學生就達195名。〔註2〕

1923年6月20日，由台灣文化協會台南支部、在廈門大學讀書的嘉義人李思禎等人發起組織的「台灣尚志社」宣告成立，這是台灣愛國青年在祖國大陸最早成立的反日革命團體，旨在揭露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喚醒台灣人民的愛國主義民族意識。「尚志社」成立後，積極開展各種反日活動，1924年1月3日，該社召開廈門台灣學生大會，聲援島內因「治警事件」〔註3〕被捕的議會請願人士，並發表大會聲明，廣向島內、祖國各地和東京留日台灣學生分發。該聲明書說：

「……總督攬立法、行政之大權，逕行獨裁政治……掠奪人民應有權利，束縛公眾言論自由，不但視台灣島民如奴隸，而且濫用官權，大加殺伐，如大埔林、□吧年之大虐殺，彰化募兵事件之大施酷刑等，殘忍暴行不知底止，根本無視於人道。最近又因台灣議會請願事件而拘禁許多無辜……」這次大會還作出了「反對日本台灣總督之壓迫政策」和「反對非法拘留議會請願者」兩點決議。〔註4〕

「尚志社」的反日活動延續至翌年四月中旬，這一個月是「5．9國恥日」（即賣國的二十一條簽訂的日子）的前夕，「尚志社」以「廈門中國台灣同志會」名義印發了《中國台灣同志會在廈第一次宣言》，一周後又發表了《第二次宣言》，《宣言》在廈門市區街頭巷尾的牆壁上、電桿上廣為張貼，吸引了市民駐足觀看。這兩次宣言都講到了台灣人也是漢民族，自甲午戰爭之後台灣割給日本而淪為野蠻的倭人統治之下，號召國人「切勿忘記『二十一條』這國恥日，要奮鬥到底，與那非人道的東邊狐狸（指日本人，原注）絕交。同胞們，自重吧，自覺吧，醒醒吧，團結起來，進行富於理性的運動吧！」〔註5〕

之後，該社由當年四月下旬新成立的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所取代。

二、成立「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參與祖國大陸的反帝鬥爭

1924年初，受廈門學生運動蓬勃發展的影響，在廈門集美中學讀書的台北人翁澤生、洪朝宗聯絡「尚志社」的李思禎、彰化人王慶勳等人，於當年4月25日在廈門長壽學校召開大會，成立「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並於翌日在該校體育場搭建戲台，演出反日劇碼《無冤受屈》和《八卦山》，揭露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民眾遭受壓迫與虐待的社會現實，有四、五百名與會學生和附近市民觀看了演出，之後又舉行演講會，由各校台灣學生推選的代表輪番上台，講述有關台灣的歷史與日本統治下台灣民眾的悲慘處境，鼓動開展反日革命鬥爭。

從此以後，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取代了「尚志社」，在廈門積極開展反日活動。11月16日，在翁澤生等人的領導下，該會又於思明教育會館召開秋季大會，有60多名會員和廈門市各界革命團體10多名來賓出席會議，與會者紛紛上台發表抨擊日本對台灣實施法西斯統治的反日革命言論，其中台南州北門郡人郭丙辛作出的發言全文被廈門《思明日報》刊發，該文摘要如下：

「……我們家鄉台灣原是中國的土地，我們也是大漢民族。台灣被日本人統治以來，一切民權悉數被奪，我們如俎上的魚肉，任人宰割，就如七八年前的□吧年事件而言，就慘殺了我好幾百名善良的男女老幼，再說，我台灣的一切物產，自被日本統治後，都被剝奪殆盡了。」

「……我們飲恨，故而產生抵抗的意志……我們身為男子漢，就要努力推翻那野蠻的日本帝國主義勢力，阻止其手段的得逞，要聯合一致，推進民族自治運動，爭取脫離日本政府殖民政策的羈絆，為奪回台灣產業，剷除倭奴的野心而盡力」。〔註6〕

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還在祖國近代史上的屈辱條約簽訂日子裡，積極與大陸同胞一起開展反帝運動。1925年5月9日，是袁世凱與日本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10週年，廈門各界群眾走上街頭，抗議日本當局拒絕我國收回被其佔領的旅順大連和要求取消「二十一條」的示威遊行。

1925年5月，上海發生日本帝國主義分子開槍殺害工人領袖顧正紅，接著帝國主義在南京路槍殺抗議人群，製造了「五卅慘案」，由此引發一場席捲全國的「五卅」反帝愛國浪潮。在上海讀書的台籍愛國學生紛紛走上街頭，與大陸同胞攜手舉行遊行示威，推動上海「三罷」局面的形成。消息傳到廈門之後，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也加入到了廈門開展的聲援上海「五卅運動」的反帝鬥爭之中，他們召開大會，發表聲援上海工人階級、題為《留廈台灣學生之泣詞》的宣言書，該宣言書指出：

「三十年來，我們台灣人在帝國主義日本政府的壓迫下，過著痛苦不堪的日子。然而我們精神並未麻木，反而受其刺激，愈益奮發，出而謀求本身的解放和幸福。這次上海的慘殺事件表示帝國主義的橫暴已達極點，同胞所受的痛苦和我們現在所承受的並無兩樣，因此以互助合作的精神對付共同的壓迫者是理所當然的。」

「同胞們：趕快起來，加強聯絡、合作，進行排斥日貨及罷工，期能達成我們的目標……」〔註7〕

「五卅」運動之後，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由於許多骨幹或回台或赴滬而沉寂一段時間。

三、成立「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會」，籌措資金資助愛國者

1929年9月，台籍中共黨員蔣文來因參與革命活動在漳州被捕。為救援蔣文來，在漳州的台籍中共黨員蔡孝乾（抗戰勝利後黨中央派回台灣重建黨組織，不久在被捕後叛變）、張炳煌、陳志輝等人在來漳州南郊圓山創辦農場的台商李山火的資助下，於10月5日團結在漳州和廈門的台籍學生，組織成立「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會」。該會成立後，傳來台灣日本總督府鎮壓島內農民運動的「2．12事件」〔註8〕。於是該會與台灣島內由革命團體組成的救援會遙相呼應，聲援島內於此時展開的救援「2．12事件」中被捕的農會幹部和革命志士，他們募集資金，在上海台灣青年團（翁澤生為組織者）派來的鄭連捷的指導下，組織了以遊藝大會為形式的救援活動，印發了大會特刊，內容有「日本最近對台灣的暴壓政策」、「島內各團體的鬥爭形勢」等，呼籲社會各界捐資支援台灣同胞的反日鬥爭，「將募得的錢贈給入獄的同志及其家屬，為反日革命鬥爭而努力」。該會刊在漳州、廈門、上海、東京並帶回島內散發。遊藝大會之前，大會還向廈門、集美及附近的石碼、海澄、漳浦等縣的台灣學生和學校、社會團體發邀請函。遊藝大會首先由陳志輝專題報告了台灣革命運動的形勢及救援犧牲者的意義，而後進行了音樂演奏、歌舞表演，還演出了反映台灣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劇碼「殖民魂」、「血濺竹林」。大會得到了當地社會各界的熱烈支援，在連續兩天的演出中，除了台灣學生參加之外，還有各界群眾六、七百人前來觀看，共獲得約五百多元的門票收入，作為救援基金。〔註9〕

為期兩天的漳州反日遊藝大會，驚動了廈門日本領事館，他們串通了國民黨當局，對遊藝大會的組織者實施抓捕，蔡孝乾等人得到消息後，盡快疏散隱蔽，挫敗了敵人的陰謀。

四、閩南學生聯合會的恢復和發展

1930年2月，台籍廈門學生詹以昌、曹炯樸、王溪森等人聯繫在漳州的蔡孝乾、張炳煌等在上海台灣青年團領袖人物翁澤生、林木順以及在廈門團市委工作的潘欽信等的指導下，團結廈漳兩地台籍學生，重建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進行社會科學的學習與研究，並策劃台灣反日革命運動。為了進一步擴大組織範圍，壯大革命力量，在集美中學學習的詹以昌和在廈門中華中學學習的曹炯樸以其兩個學校的台灣同學會為發起單位，向閩南各地中等以上學校的台灣學生發出入會邀請函，該函中指出，要與日本帝國主義作鬥爭，必須改變在中國讀書的台灣青年一盤散砂的現狀，只有團結起來，才能完成我等偉大的歷史任務。〔註10〕

之後，詹以昌、曹炯樸、王溪森等人分別深入各校，開展宣傳發動，並與各校同學會深入討論組成聯合會的有關具體事宜，聽取他們的意見，通過一段時間的努力，聯合會計畫中的擴會工作取得了成效。6月1日，在廈門中華中學的第四教室，召開了擴大聯合會籌備會，與會者有漳州第十一高級中學代表施懷清、第八中學代表廖國、崇正中學代表某某、廈門集美中學代表詹以昌、高文波、邱克修、中華中學代表林樹勳、邱仁村、陳啟仁，還有廈門中學的若干代表，廈門團市委的中共黨員潘欽信（台北人）出席了會議。籌備會選出籌備委員8人，其中集美中學三人、漳州中學二人、廈門中學一人、中華中學二人，會議推舉潘欽信為特別委員，負責指導聯合會的具體工作。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