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崛起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王光亞，個頭不高，器宇昂軒，舉止溫文，在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長而令人忐忑不安的世界，他的出現，表明中國確有要與各界溝通的誠意。今年四月在芝加哥一場演講中，王光亞對聽眾說：「和諧和平，無比重要。」他用孔子的話說明中國對任何人都不會構成威脅。怕有人不明白他的意思，他進一步預言一個「人跟自然，人跟人之間的和諧」時代。

這些日子，在美國任何一位中國官員都無可避免的要為中國辯護。中國出色的經濟成長，今天已進入第三個十年，讓數百萬人脫離貧窮，改變了世界經濟，為這個幾十年前還陷在貧窮與落後的民族重新找回尊嚴。不過這樣的成長也為這個國家的未來帶來無可迴避的問題。中國能持續成長嗎？內部的矛盾，像貧富的差距，會令它崩潰嗎？在這個專制國家，一方面是自由經濟，一方面壓制政治上的異議，民主的道路要怎麼走？最重要的，擁有不斷成長的經濟實力，將來世界舞台上會有一個什麼樣的中國？中國的崛起引起深深的不安，不光是為美國的工作機會與產業方面的損失而不安，同時也對政治與軍事上的後果感到不安。它是和平還是暴烈崛起？它跟美國會更接近還是對抗？儘管有王光亞大使的保證，美國官員仍無法肯定。

美國國務院東亞助卿希爾(Christopher Hill)在芝加哥對同樣的聽眾說：「許多美國人，甚至許多華府中人，還不曉得該如何看待中國。中國會成為什麼樣的國家？大家都很好奇。對許多美國人來說，中國有點神密，就像對中國而言，美國人有點神密。」

為從旁揭開中國的神密面紗，學生經管的「芝加哥社會」在「國際廳」舉辦為期兩天的會議，有學者與官員與會，王光亞與希爾是出席會議的兩名官員。費捨曼(Ted Fishman)著有《中國公司：下一個超強的崛起，對美國與世界會形成什麼樣的挑戰》，他在會中透露，他放棄探討新世界經濟的著作計畫來寫中國，這才發現中國的故事就是世界的故事。這就是中國繁榮的最大義意。費捨曼把地球分成因中國崛起受益與受害兩造。西班牙樂見中國的成長，理由是拉丁美洲售貨到中國，西班牙則售貨到拉丁美洲。相形之下，中國奪去了墨西哥製造業兩百萬個工作機會。

不光國家有得有失，費捨曼指出，「沃爾瑪」早早「看準中國」而獲利，他估計沃爾瑪進入中國，勢力擴及十萬工廠。「席爾斯百貨」花了較長時間才看出各中乾坤，現在拚命追趕。好也罷，壞也罷，中國的成長波及我們大家。費捨曼指出，海外製造的貨物，在美國以「中國價格」出售，一個美國人因此平均一年可省六百美元。但是中國領導的全球化也減少了工作機會，降低了工資，其中以製造業為主的美國各州最為明顯。二○○○年以來，伊利諾州的平均工資減少六千美元，密西根州減少八千。

瞭解中國並不容易，不妨從這裡開始：全國十三億人，是世上人口最多的國度。人類中五個就有一個中國人。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中，中國的經濟每年成長率超過百分之九。結果中國成了當今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如果加上購買力，則為第二大)。它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費國，(購買力與石油消費，美國都居世界第一。)世上三分之二的影印機，一半的dvd播放機與水泥，百分之四十的襪子，三分之一的桌上型電腦，百分之二十五的手機是中國生產。費捨曼說：「到處都看得到中國。」他指出，處理中國湧入美國的貨物，南加州需有五十萬個工人。按照目前速度，二○一四年中國的經濟規模會超越美國。

中國的繁榮要從一九七八年說起，當時鄧小平繼承毛澤東，展開一系列經濟改革。學者指出，經過毛澤東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其他種種失策，中國共產黨只能靠經濟的成長維護其正當性。在鄧小平治下，中國拋棄了毛澤東的公社，減低了中央的計畫經濟，擁抱開發。中國人說：「毛澤東埋葬了市場，鄧小平則運用市場。」黨因此生存下來，中國也繁榮了。

前美國總統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曾說：「美國人的要務就是生意。」這句話大可用來說今天拚命要趕上工業世界的中國人，把需時兩世紀的經濟發展壓縮到幾個十年之內。活潑的新實用主義將中國共產黨所餘意識形態侵蝕殆盡。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兼主任，寫有數本研討轉型中國著作的楊大力說：「大體而言，中國人真的都在賺錢。」毛澤東仍然受到尊敬，北京天安門還掛著他的巨幅畫像，但中國崛起的英雄鄧小平。在芝加哥這次會議中他是最常提到的中國領袖。會上欣然引用他的名言：「黑貓白貓，能抓耗子的就是好貓。」

但一定要分黑貓白貓時又會如何？這一問題在中國轉型中逐漸顯現。經濟自由到了什程度會導致政治的自由？到目前為止，中國不理會西方的期待，說什麼現代化、經濟發展與民主要齊頭並進。在中國，是共產主義逐漸消逝而非共產黨，它放鬆對經濟與社會其他層面像旅遊、教育的控制，但仍緊抓政治，壓制政治上的異議、宗教的自由與任何威脅到它統治的活動。這一議題已跨出中國國界。費捨曼說，經濟自由配合專制統治，中國這一套對其他開發中國家有致命吸引力，其中包括幾個前蘇聯的共和國。會上幾位發言人認為，要生存，共產黨只消維持住經濟成長，它政策至今所達成的成長，也就是確使貓繼續抓耗子。另有人稱，沒有民主改革，繁榮會消退。

大部份中國人看民主改革與美國人不同。美國官員逮到機會就要求中國領導人給公民更多自由。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抗議最近一個週年，國務院一發言人徒然敦促中國提供當時有幾千人被殺、被關與失蹤的「全部數字」。美國媒體樂此不疲的報導中國違反人權事件，如監禁異議人士，鎮壓法輪功，監察網路。

相形之下，中國領導人談起民主，是把它看成目標，但小心翼翼抑制往這個目標前進的步伐。漢彌爾敦學院「政府與亞洲研究系」的李成指出，胡錦濤主席「對政治改革很有興趣，但這樣的改革要慢慢進行，規模也需有效掌控。」對許多中國人而言，穩定與經濟成長比民主的進程重要。他們耽心動亂與分裂，他們極力要避免蘇聯的命運。與會中國學者與新聞記者，似乎大都接受這樣的看法，不太會去質疑改革的步調。很少提及天安門事件，李成說，「民主在中國並不容易，領導是神聖的。」

四分之一世紀的經濟自由化好歹帶來政治上更多的自由。李成和其他與會學者提及在往民主道路上，中國的確有實質進展，如越來越仰賴法治；越來越多的非政府組織；村幹部的直接選舉；以及共產黨內反對派系的出現。這些派系，在李成看來是精英對抗平民，兩者在各個國家機構中分享權力。他指出，這樣的安排是黨內一種初步的「制衡」體系，可能「為不久後出現的中國民主鋪路。」

王暉，頗具影響力文學刊物《讀書》雜誌編輯，中國「新左派」一員，他所謂「朋黨(親信)資本主義」的著名批判者。但在會中他傳遞了頗為樂觀的信息，提及國內知識界在廣泛領域中的辯論。他說，過去被忽略的問題，現在得到黨領導人的注意，這樣的辯論影響到共產黨內的決策。

波士頓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研究中國異議份子的專家古爾德曼(Merle Goldman)預言一場政治危機會逼出更多的民主。她說，經濟成長了，大家的要求跟著增加，接著就會要求民主改革：「要求來自中產階級，不是富有的企業家。他們已經被黨吸收。」她追蹤毛澤東的紅衛兵對改革的要求，過去他們為毛澤東批判黨內領導，現在則「必須賺錢生活。」

古爾德曼提到中國不得了的民主實驗：農村選舉。一九九○年代開始，今天已有百分之九十中國農村選舉自己的統治委員會。選舉采秘密投票，敲定一天舉行，態度嚴肅認真。大部份而非全部是共產黨黨員，現任者落選常常可見。

古爾德曼在一趟觀察選舉之旅中看到選舉過程，印像深刻：「這是玩真的。」

農村民主有其限制。儘管辦得不錯，市、省與國家級官員，共產黨仍不准用直接選舉產生。古爾德曼說：「黨擔心市一級官員由選舉產生，勢必會牽涉到組織，這即意味政黨的出現，共產黨以外的任何政治組織勢必會遭到鎮壓。」

她說，不過目前的政治體制或難長久，農民與中產階級的不滿，政府高層聽不到。它缺少一種代議機制。這一缺失不但會打擊民眾對民主的熱情，也會阻礙經濟的發展。她說：「為保持經濟的活力，他們或必須改變政治制度。」

中國儘管經濟繁榮，它的人民大部份依然很窮。四分之一世紀的經濟成長讓四億人脫離了貧困，但繁榮果實許多人無由分享，特別是在農村。三分之一中國人靠不到兩美元維持一天的生活。如王光亞指出的，就國內生產毛額而言，中國在全世界排名第四，但就人均所得，中國排名一百個國家之後。在上海與其他城市亮晶晶塔尖與辦公大廈的背面是另一個中國，一個屋內沒有什麼陳設也沒有地板的農舍。

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中國農村問題專家光磊指出，富豪與窮人，城市與鄉村，繁榮的沿海與掙扎圖存的內陸，兩者間的鴻溝是中國社會上根深柢固的一條分隔線。他哀歎道，中國農民「已給遠遠拋在後面。」

芝加哥「歷史與東亞語言、文化系」教授杜亞拉(Prasenjit Duara)聲稱，不公平不是中國特有現象，在全世界，更大的不公是全球貿易造成的。只是中國的問題更刺眼罷了。王光亞說，這是社會上日益不滿的根源，也可看出我們要達到西方工業國的水平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我們要花幾個十年，或許要花一個世紀的時間，才能讓我們所有公民都享有不錯的生活水平。」

國家政策要為農村的貧困負一定責任。農地仍為集體所有，地方官員一旦認為土地需用在有利可圖的方面時，農民就失去了田地。詩人，小說家，散文家，目前任教於麥卡利斯特(Macalester)學院的王屏在會上向聽眾展示她阿姨與兩兄弟的照片，說明地方上掠奪土地到了什麼程度。她憤怒的說道：「他們原來都是農民，現在沒有一個在種田，因為他們沒了田。」

內部擾亂中國經濟轉型的問題很多，農村的不滿不過其中之一，其他還有：普遍的貪腐，醫療照護與其他種種社會服務的不足，剝削勞工，大量人口往城市遷移的副作用。但農村的問題或才是中國領導層眼前最急迫的問題。針對日益升高的不滿，官方最近取消了農村稅賦，以緩和不滿情緒。許多觀察家對他們沒進一步將農地私有化感到失望。

光磊指出，要維持農村的健康發展就需要更多措施，包括保護農家的田地，改善鄉下的「生活環境」，讓農民願留在農村而不是都往城裡鑽。他說，中國必須補足農民在「組織上的差額」。在共產黨內沒有代表，為增進他們的利益，農民得有「專業組織」。光磊說，政府一直不樂見獨立工會出現，但農民的問題已到了政府不得不承認「不能再這樣下去」的程度。它可能害怕農村出現組織的影響，但看來似也別無選擇了。」

對中國未來，各方籠罩在種種的不安裡，其中最引人猜疑，看法也最紛歧的是：一個日趨強大的中國最終會是一個和平的還是一個好戰的中國。尤其是對美國人而言，中國會成為一個敵人還是朋友？

從某個方面看，中美關係沒有這麼好過。《中國通：90年的亞洲冒險、間諜和外交生涯》作者李潔明，回憶個人與中國親身經歷過的折衝樽俎。他參加中央情報局在中國與其他地方的秘密工作二十五年，一九八○年代末任華府駐中國大使，當時，照他說，中美關係「跌到谷底」。他家族與中國的關係可追溯到一九一六年，當年他父親為標準石油到中國工作。李潔明描述那是「兵艦、隨手聖經與鑽油營」的日子，當時中國為外國所宰制。

美國與中國最近又渡過連串危機，包括一九九九年美軍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二○○一年美國間諜機與中國戰機在南中國海相撞。李潔明說：「情勢變得不好處理，但最後總能理出個好模式。」今天，兩國在許多領域合作，抱括貿易，軍事互訪與國際外交，對付北韓與伊朗的核政權，美國有賴中國協助。但這樣的關係也經常出現摩擦。中國不信美國那套單邊主義，堅持要透過像聯合國與國際能源署之類的國際組織處理。美國則耽憂它與中國的貿易逆差，目前已超過兩千億美元；耽憂中國在中亞、非洲、拉美拚命爭奪石油與其他自然資源；美國更耽憂中國軍力的增強。

美國國防部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羅德曼(Peter Rodman)讓大家清楚看看中國軍力的擴張。他說：「每個人都知道中國經濟大幅成長，但不知道中國國防預算的成長也很可觀。」照羅德曼的說法，中國軍力不強，但現代化的非常快。近期目標，特別針對台灣，在周邊進行短期戰爭，同時阻卻美國的介入。中國已部署或正在部署針對台灣的短程飛彈，可以打到美國的長程飛彈。它有建造五艘現代潛艇計畫，正在研發十二種反艦艇導彈。(他說：「放心，美國海軍緊盯著這一計畫。」)中國也在研發地面反衛星雷射，以及攻擊對手電腦網路的技術。

古爾德曼說，美國國防部估計，中國一年花在國防上經費七百到一千零五十億美元，是官方公開數據的兩到三倍。他批評中國國防預算不夠「透明」，隱藏其真實預算與強軍意圖：「這些年來，中國軍隊透過我們所謂的否認與欺騙受益。美國軍方的反應一直是準備「應付最壞情況」，另外則透過像中階軍官等人員的交流增進瞭解與合作。

古爾德曼說：「我們不認為衝突難免，但我們必須講求實際，我們必須注意到這種可能性。」

針對古爾德曼的攻擊．稍後王光亞大使客氣的為他的國家辯護：「疑慮很容易澄清，中國國防支出遠低於其他國家。」他提出的數據三百億美元，跟美國的四千四百一十億「完全不能比」。他說：「中國無意搞軍備競賽。」會中對古爾德曼提出更尖銳挑戰的是中國聽眾。一位男士批評美國的「雙重標準」，另一位則問道：「可不可以說中國感覺到美國的強大威脅呢？」聽眾掀起一片掌聲。

在國際關係務實學派要角之一的米爾夏默（John Mearsheimer）眼裡，只要對將來做仔細觀察，中國的未來不會有什麼大的變數。身為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哈里森傑出教授的米爾夏默表示，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裡，各國都在不斷的掙扎圖存，而最有效的方法是主宰其他國家。他說，目前勢弱又還在發展經濟的時候，中國或許發現攜手合作有效。但一旦它強大後，勢必會與美國發生衝突。

米爾夏默說：「就像美國主宰西半球一樣，中國正試圖主宰東亞，傻瓜才不會這樣做。這樣做有其道理。美國軍艦與飛機在中國沿海來來去去，中國會高興嗎？中國一旦非常強大時，它不僅會有主宰亞洲的強烈意願，還會有將美國勢力趕出去的強烈意願。

儘管口口聲聲說合作，米爾夏默指出：「合縱連橫，形成制衡的活動已經展開。」他說，美國已加強與中亞、印度的結盟，與印度的友誼一部份基於「印度美國都懼怕中國」這一事實。

中國大使錯過米爾夏默的發言，但沒有錯過他的論點，米爾夏默的論點在中國家喻戶曉。王光亞提到「對中國重蹈強權覆轍的疑慮與不安」，並對米爾夏默與其他經常對中國提出的問題一一回應。他聲稱，不錯，中國仍然面對經濟上的種種挑戰，但如果沒有和平，經濟不可能繁榮。他抑低經濟、政治與軍事對立的景況，宣稱世界正進入經濟合作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和平讓大家都贏，衝突讓大家都輸。」他聲稱中國因儒家而有別於其他更具侵略性國家。王光亞說：「中國的哲學中沒有追求霸權的任何意思，現在沒有，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

有些事他略而不提。他略過一些不便提及的歷史：包括一九六二年為邊界爭執入侵印度；一九七四年攫取越南的西沙群島；一九七九年入侵越南；以及台灣一旦宣佈獨立即發動攻擊的要脅。不過中國明確表示要與美國發展良好關係。為此，在這次芝加哥會議前一個星期，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於四月展開的友善訪美算是成功的，尤其是在西雅圖，他戴上一頂棒球帽，告訴波音公司工人，中國人多麼喜歡他們製造的飛機，後來又與比爾蓋茲共餐。還有王光亞沒提到但被會場別人提到的有，如果世界有理由對中國感到不安，則中國也有理由對世界感到不安。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中國遭英國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強權宰制。鴉片戰爭(一八三九至四二，一八五六至六○)，英國攻擊中國，強迫中國開放貿易之恥，是無法抹去的一頁。中國外交學院院長吳健民說，那時讓中國認識到落後的代價。

在中國人樂觀的保證與現實主義者悲觀的預言之間難道沒有一條中間道路可走？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與韓國問題專家庫明斯(BruceCumings)看到一條。似乎在他眼裡，有了核嚇阻的現代法則，美國與中國不太可能發生全面戰爭。他認為，沒有一國願冒毀滅的危險。同時庫明斯將古代地中海文明與現代大西洋文明做一比較後，預見二十一世紀中國茁壯而美國日漸靠向西方之際，「一個真正的太平洋文明」會出現。

他問道：「太平洋文明，和平而非好戰的太平洋文明，不可能嗎？」

只有時間能回答這個問題。

譯自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August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