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應作最壞打算

「當局者迷」，馬英九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已步了陳水扁的後塵，對自己所陷的困境未能有非常客觀和深澈的悟覺。

馬英九現在面臨的大麻煩是：

一、儘管情節很不相同，陳水扁國務費最被詬病的「假發票」問題，馬英九自己居然也遇到了。既然馬英九方面再三堅稱陳水扁因涉及國務費案必須下台，則不能適用雙重標準以及更應嚴己寬人的邏輯很簡單，再多辯解仍不出是說自話。

二、「特支費」不需發票部分的未用餘款應繳回公庫，儘管馬英九毫無貪瀆的意念，但不知法規或錯解法規並不能阻卻違法性或證明無犯意，即便是技術犯規，亦非不可入罪。

事實上，檢察官起訴只要求較低的證據，何況在沒經審判確定前還有無罪推定之保障。故在有相當的合理懷疑之範圍內，檢察官與其逕行作出不起訴無罪之處分，毋寧先起訴而後待審判從容決定之。

何況本案滋事體大，若作不起訴處分，尤其在陳瑞仁起訴之後，綠營反彈必大，檢察官行使裁量權時勢必從嚴處置。

馬英九方面提出的辯解亦都未必成立：

1、6500官員同犯體制上之錯。所謂「法不禁眾」的一般說法不成法理，至少台灣法律體系並無此種原則。再就常理而論，公私款分明並不難做到，馬英九多開一私人專戶即可，當不至發生貸姊之款亦出自同一帳戶之難堪事。

「Comminglingoffunds（帳目不清）」是有信託責任管錢者最忌諱的錯失，特支費存入私人帳戶的慣例可被視為形成一種信託金的關係，馬英九竟然不察於此，特別因自己作為法律人或作為高標準的公眾人物而言，是相當不可原諒的疏忽或無知。

2、6500官員少有承認乃至證明自己有未用餘款，馬英九卻依財產登記法而將餘款以個人財產名義申報，實際卻等同承認餘款已並為己有，雖無貪瀆犯意，因此法而犯他法，或法律見解有錯誤，都不是免罪理由。

總之，就法論法，馬英九方面應作出將會被起訴之最壞打算，不應心存僥倖。馬英九和陳水扁的案情確有很大不同，但這些不同也包括了對馬英九非常不利的不同：

一、陳瑞仁之起訴文未溯及陳水扁假發票所得款之最終流程，陳水扁仍有可能提出保命證據，馬英九將公務款併入己產是自白之事實，毫無迴旋餘地。

二、陳水扁有刑事豁免權，馬英九則無。馬被起訴甚至是犯了國民黨作繭自縛、以起訴為唯一停權准據的排黑條款。馬一旦被起訴而停權，他既不能繼續擔任黨主席，也無法參加08年大位的黨內初選，其後果是何其嚴重。

正因為馬英九是08年的大熱門，正因為08大選的絕對重要性，馬英九卻因技術理由而被擊至一蹶不振，豈非是荒天下之最大謬！

另外，將起訴與否作為標準，而且不預留例外情況，一方面既過度重視檢察官的權限，二方面亦將政治和法律不同性質的事務過度混為一談，所謂「徒法無以自行」，諸事當會窒礙難辦，馬英九此案正已充分顯示此種作法之不智。

因此，除非國民黨主流意見是坐視「馬」下，也好讓連戰重披戰袍、或讓王金平脫殼而出，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否則，唯一辨法只有由馬本人、或馬不便則其團隊，趕緊動員營造共識並且採取具體步驟來修改排黑條款，為馬英九脫困。

台灣政治人物之誠信現在動輒被質疑，幾乎已到杯弓蛇影的地步，實有過猶不及的毛病。中國最高道德家孔子有言「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即謂君子講大信，不拘泥小信。馬英九此案例還有另一更大教訓：現代文明法治下之法律應該超越一般政治，更不容被利用作為政爭之工具。

台灣政界若再無此覺悟，內部藍綠繼續不停鬥法，則到頭來只會落得兩敗俱傷，諸政不起，更苦了台灣無辜的蒼生老百姓，也勢將累及兩岸關係之無從和諧發展。

（轉載11月20日「《中國評論》新聞網」

chinareviewnews.com/doc/1002/5/3/3/10025332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253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