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杭亭頓的去世因緣

哈佛大學網站去年12月27日宣佈，美國極有影響力的政治學家、《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一書的作者、哈佛大學教授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 已於24日去世，享年81歲。

杭亭頓在哈佛大學任教58年，2007年退休。他的著作等身，包括自撰、合著與編著共17本書，大部份是有關於美國政府、民主化、軍民關係和政治發展。1990年代初期，冷戰結束後，為建立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礎與方向，並作為理解世界的依據，杭亭頓1993年在

Foreign Affair

夏季號發表《文明的衝突》一文，強調冷戰後世界的暴力衝突，將來自於文化和宗教的差異，而非國家間的意識型態衝突。此文後來發展成為1996年的大作《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並在美國2001年的「911」事件得到初步驗證，後來布希政府入侵伊拉克，收買埃及，壓服約旦，及去年底發生以色列襲擊迦薩走廊，「阿拉伯聯盟」向聯合國提出要求，請以色列停止轟炸行動，而美英兩國竟予否決。

論者或謂美國有猶太裔選民的政治利益團體的壓力，卻很難解釋英國的行動原因，除了美英兩國共同的文化因素發生作用外，似乎沒有更好的理由了。益見杭亭頓所謂盎格魯薩克遜的基督文化對抗伊斯蘭文化的衝突，自十字軍東征以來從未消融彌平。杭亭頓說得對：「我的論點是，文化認同、敵對與聯繫，在國與國關係中不僅扮演角色，而是重要角色」，他2007年在《伊斯蘭雜誌》(

Islamica Magazine

) 回應中東學者Edward Said有關推銷「西方對抗其他地方」的理念。

其實，杭亭頓並非像一般論者所言，西方要向其他地方搞對抗或採取衝突的謀略，而是基於反省西方文明盛世，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有200多年的霸權主義，先是英國後為美國，資產階級在國內雖然創造了所謂資本主義的文明，但也因此剝削大自然的生態環境，以及社會經濟的嚴重不平等。國內壓搾不足，又以自己宗教信仰所謂的「基督教文化」理念，作為行動的正當性，忽視各國的文化差異，而無警覺地預設自己的文化信念具有普遍性，或自視「真理的化身」，橫掃世界自以為拯救世人，實際上卻欺人太甚，自討苦吃。自英國1840年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中經走西方霸權主義，自以為也是在救亞洲人民的日本，兩次侵略中國，直到美國一位任織於一家國際顧問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John Perkins的告白，撰寫《一位經濟殺手的良知》(

Conscience of an Economic Hit Man

)一書，吾人更明白所謂資本主義式的民主，其根源不過是「貪得無饜」四字而已。如今這一套制度「吃人夠夠」，走入窮巷，難以為繼，已然失去正當性，杭亭頓不是要西方文明再去對抗其他文明，而是想方設法要如何保衛西方文明，拖延西方文明衰退的時程，這種自保的心態，才是杭亭頓的用心，也是他尚有知識分子的良知，肯面對西方文明逐漸走下坡的事實，只不過他祇提出自保西方文明的外交策略，並未具備反思西方文明的根本預設，自然也是西方文明的本位主義，未能宏觀全人類共生共存之道。

資本主義的危機根源

作者先從Perkins的一段話開始，再引述Huntington對西方文化的自白。Perkins在1982年開始撰寫《一位經濟殺手的良知》時說了如下一段話：(約翰‧柏金斯著，2007，《經濟殺手的告白》，時報出版，前言，第7頁)

經濟殺手(EHM)是一群領高薪的專業人士，專門向全球各國詐騙數以兆計的錢財。他們透過世界銀行、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及其他國際「援助」組織，將錢匯入大企業的金庫，或少數掌握地球天然資源的家族口袋。他們的手段包括不實的經濟報告、操弄選舉、以回扣收買、勒索、性，甚至謀殺。他們玩弄的把戲就和帝國的歷史一樣古老，然而在全球化的時代，這把戲已進入另一種更新、更駭人聽聞的規模。我知道；因為我就是一名經濟殺手。

這種殺人不見血的經濟殺手，比起船堅炮利的軍事侵略和政治壓搾的殖民統治更為可怕，可謂致人於死地，還不知兇手是誰？這是西方文明崛起後四百年來逐步發展，到了今天登峰造極的表現，而有所謂的「金融海嘯」的根本原因。難怪美國新任總統歐巴馬要呼籲美國人結束「怎樣都行」(anything goes)那種不負責任的態度，開啟「負責任的時代」(era of responsibility)。

文明衝突論的精要論點

西方文明四百年來崛起的順序是這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最後是當代的美國。西方的崛起主要是靠科技的力量，其背後自有一股形而上的精神，例如相信上帝創造世界是有規律可以尋找的、人定勝天的務實精神……等等基督新教的精神動力，不過當他們把眼光從天上的上帝轉向地上的物質慾望之追求時，「技術理性」逐漸膨脹取代「目的理性」，自以為是的認定自己的文化信念具有普遍性，要替天行道，於是乎槍炮隨著基督文化的前導，明明是欺侮伊斯蘭文化和儒家文化，硬說成「白種人的負擔」，要解放落後的民族。杭亭頓指出這四百年的西方文明是強勢的、是霸道的。他說了以下各點，均出自《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條列如下：

1)以力服人，非心服也：杭亭頓說：「西方贏得世界並非靠思想或價值或宗教勝人一籌，因為其他文明國家因而歸順者少之又少，而是靠其在運用組織暴力上的優勢。西方人經常忘了這個事實，但非西方人無時或忘。」(p.51)豈止西方人忘了這個事實，杭亭頓也搞錯了一點，那些沒有豐富的歷史意識，窮得只剩下西方社會科學那一點點蒼白的「經驗理論」，只見表面的經驗現象，而無知於深層的歷史流動的軌跡，更對於滋養他們成名的民族血淚，無動於衷，以為西方的概念或理論具有普遍性，而誇誇其談，以之為楷模。西方人的文化潛意識誠如英國史家湯恩比所說，是一種「自我中心幻覺」，以為世界繞著它轉，並有一個「不變的東方」或如金觀濤所謂的「超穩定結構」。這祇表現了西方文明「褊狹傲慢」的「西方史觀」，忽略了「文明的多樣性」，看不見或體會不到其他文明或有其高明價值的所在。

2)西方文明價值的普世論，是一種脫離文化系絡的語言：杭亭頓醒悟到倡談西方價值的普世論，根本就是一種帝國主義，他說：「帝國主義是普世論必然的邏輯結果。」(p.310)又說：「西方所謂的普世論，對其他地方而言是帝國主義。」(p.184)這種空谷足音的良知之言，豈是東方國家淺薄思想家只見民主、人權、法治或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普遍價值，卻不見其局限性，自然無法理解東方思想那種高明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的真實普遍性。

3)保衛西方文明的獨特性，而非普遍性：杭亭頓說：「西方文明之所以珍貴，並非因為它很普及，而是因為它很獨特。因此，西方領袖主要的責任不在試圖依西方的意象重塑其他文明，這已經不是其正在沒落的力量所能為，而在保存、保護和重建西方文明獨樹一格的特性。而由於美利堅合眾國是西方最強勢的國家，責任自然大部分落在它的頭上。」(p.311)杭亭頓這一段話對台灣長期以來以美國為師，尊奉杭亭頓為大師之徒，應感慚愧。但是，作為人類最長久，生命力最持久的中國文化，其核心精神是什麼？恐怕不是杭亭頓所能知，更非那些擁有美國博士者所能知，因為這個時代大師已死，新的大師尚未誕生，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4)全球化後文化差異更加重要：杭亭頓認為，中國的內戰，實際上是西方文明價值的戰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仰者，都認為自己所信仰的理念具有普遍的真理性，欲以此強加他人接受，自然紛爭難以止息。事實上，當現代國家的未來理想追求，失去凝聚力的時候，民族傳統的差異性自然突出表象，此所以全球化後，意識型態消失，文化差異反而突顯，民族主義仍有其龐大的吸引力的原因。德國哲學家伽達瑪說得好：「我不信『全球化』這名詞。我認為任何界限消失之後總會有新的界限產生，這是一種無法阻擋的現象，我也希望沒人可阻擋這種現象。事實上，人類只能透過界限來暸解自己，……。」(1999年12月27日《聯合報》記者專訪)這就是冷戰結束後，民族主義在全球化浪潮中仍然不會消褪的原因。

結 語：實用主義思想的超越

根據以上四點，可知杭亭頓的思想，早已警覺到西方文化在逐漸衰退中，也承認西方文明價值並無真正的普遍性。杭亭頓心心唸唸者仍在如何保衛西方文明價值的獨特性而非普遍性，這對讀者產生了兩點啟示：1)杭亭頓這種自保心態，對美國來說，是一種愛國主義，但對人類來說，仍是一種褊狹傲慢的自我中心，並未從世界公民的一分子思考全球人類共生共存之道；2)杭亭頓的思想充分顯現美國式的實用主義思惟：「打不贏，就入伙」(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這種實用主義或能一時取巧，終非立國建國的康莊大道。中國的歷史文化精神早已說明這一點，美國當前的經濟危機也再度證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