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兩岸雙贏 復興中國
曾東昇
(抗戰時期台灣少年團團員)
盼兩岸雙贏 復興中國
曾東昇
(抗戰時期台灣少年團團員)
一八九五年腐敗的滿清政府在《馬關條約》中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並自私自利告訴台灣官民:「台抗京危」,使台灣百姓無端無故忍受異族統治達五十年之久。
日本帝國主義據台期間以高壓手段搾取台灣所有物質資源,實施不平等的奴化教育,控制了老百姓的行動及言論自由,因此,反抗運動前仆後繼發生。台籍志士李友邦先生即為島內反抗運動的先驅者,事故發生後潛回祖國,進入黃埔軍校,畢業後繼續為抗日及收復台灣而努力。
當抗日戰爭全面展開之際,李將軍到各處串連,號召回歸祖國的台灣同胞,在國家最危險的時候,亦是我們爭自由最有利的時機,必須動員所有人力物力投入對日作戰,終於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二曰在浙江金華成立台灣義勇隊與台灣少年團,積極參加祖國抗戰,與當時亦先後成立的朝鮮義勇隊、朝鮮三一少年團,在國際上都赫赫有名,是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下的弱小民族為爭自由,在中國境內所成立最堅強人數最多而有組織的戰鬥先鋒隊。
抗戰期間,台灣義勇隊與台灣少年團活躍於閩、浙、贛、皖等地,從事下列工作:
1.宣傳教育工作──以口頭宣傳(如街頭演講、集會、廣播);文字宣傳(如標語、傳單、文告、壁報、《台灣先鋒》雜誌、《青年日報》);文藝宣傳(如話劇、歌劇、歌曲、舞蹈、相聲),宣導軍民、鼓吹抗戰,並幫助官兵學習日語喊話,教唱日本反戰歌曲及教化民眾與中小學生對敵工作的認識和方法等。
2.對敵政治工作──以隊、團員多識日語,擔任前線對敵廣播、政治心戰、策反瓦解敵軍、審訊教化俘虜、搜集敵偽情報、翻譯敵軍文化、及組訓部隊官兵和民眾進行對敵工作等。
3.醫療服務工作──以隊員中醫療人才甚多,特附設四所台灣醫院,義務為民療傷治病;同時組織巡迴醫療隊,深入前線、鄉間為將士、為民眾免費診病,並為病人代為購藥,如為軍人或貧窮人家,還免費送藥等。
4.國防生產工作──以隊員中具國防生產技術者,協助地方政府籌設樟腦製造廠,指導生產軍用及藥用樟腦及樟腦油;創辦藥品生產合作社,製造痳拉利亞藥水、瘧疾丸、皮膚膏、健胃散,(在抗戰時期醫藥缺乏,這些都是很需要的藥品),供應前線後方等。
除了以上經常工作外,曾派員潛回台灣,策動愛國同胞回歸祖國,參加抗戰,及潛入淪陷區,策反敵偽軍人反正,散發傳單、張貼標語、搜探敵情、傳遞情報;並三次武裝潛入廈門淪陷區發動突襲,炸毀日海軍油庫等,斃傷敵軍數十人等等。
台灣義勇隊與台灣少年團,當年在「保衛祖國、收復台灣」之目標下,倡言:欲保衛祖國,必先驅出日寇的野蠻侵略;欲收復台灣,必先達到祖國的抗戰勝利,致力於抗擊日寇侵略,收復台灣失地而奮鬥,故云:祖國對日抗戰,台胞沒有缺席。
如今,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已六十餘年,惟兩岸仍成分離,未能統一,為紓解僵局,必先「正視現實,互不否認,為民興利,兩岸和平」;「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
依據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台灣《聯合報》刊載:「共軍空軍副政委劉亞洲中將日前在《環球時報》撰文指出:……用征服實現統一,無助中華民族復興大業,反而可能成為民族復興的包袱,要堅持把工作的著力點放在爭取人心,譬如:是否可以把『一國兩制』的概念,改換為『一國兩治』;又如,可否提出新的統一模式?如『分而不離、合而不並』;再如,是否考慮可以讓台港多一些國際生存空間?……」。又據二○○八,六,二十二台灣《聯合報》:「對岸智庫學者陸德已公開建議北京當局修正對台灣『一國兩制』政策,考慮建立『聯邦制』或『邦聯制』……他主張要以新思維、新政策來面對兩岸問題,認為目前兩岸就是『一國兩府』,其實即是主張某種型態的『一中屋頂』了……陸德在質疑北京當局的對台政策時提到:『當我們宣佈結束敵對狀態時,是不是就等於承認了中華民國的存在和主權?』這與馬英九倡議的『互不否認』儼然不謀而合。……」。
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創立,雖政府遷至台灣,惟存在迄今近百年,大陸於一九四九年分治而另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亦已六十載,各自治權獨立,無法否認,不過兩邊簡稱都叫「中國」,所宣示領土又重疊,形成「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目前兩岸一邊「中國人民政府」一邊「中國國民政府」(抗戰時期通稱),一個國家兩個政治實體,兩個治權,亦即「一國兩府」、「一國兩治」,這是「現實」必需「正視」,亦就是「互不否認」雙方治權,接受這個事實,始能地位對等談判,互相平等對待。
至於「讓台灣多一些國際生存空間」,如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等,北京當局不再否決;雙方對國際社會,不再互挖牆腳,外交休兵,免讓他國有勒索之機,節省大筆經費,用於國家建設。
如能接受以上兩點,雙方「平等協商、善意溝通、積累共識、務實進取」;「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中華民族復興大業,不就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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