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壯的強國夢與台灣經驗

1950-1979年間三十年的艱苦奮鬥，包括人類史上所從未有過的國防科技與重工業水平十年間成功跨躍半個世紀，及二十年間的三次大躍進。後者在追求現代化的道路上，摸索掙扎前進，失敗再起，跌倒再起。昔日列強，是以海外殖民掠奪資源和發動戰爭勒索賠款的方式，累積資本〔注21〕。今日中國，則是三十年間，舉國緊衣縮食，以一代人低工資的苦行，累積國家資本。

三十年奮鬥建立現代經濟發展啟始條件

歷經三十年的奮鬥，1980年時中國大陸方在工農各領域略奠下初步基礎。當時大陸已有兩百多萬台機床、年產煤碳超過六億噸、石油超過一億噸〔注22〕、電力增至3,006億千瓦小時、農用化肥增至1,232萬噸、鋼產達3,712萬噸〔注23〕。在工業質量方面，茲舉一、二實例，例如1961年開始能自制飛機使用的航空油料〔注24〕，1965年成功研製殲擊機發動機關鍵部件之空心高溫合金渦輪葉片〔注25〕，次年成功自製性能遠遠超過前蘇聯同類設備之大型光學儀器「跟蹤電影經緯儀」〔注26〕，1980年進一步成功研製精度質量與著名英國斯貝發動機葉片相當之高精無餘量空心導向發動機葉片〔注27〕；在人口素質方面，1965年時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已達84.7%、小學畢業生升初中之升學率達82.5%、1970年時初中畢業生升高中之升學率亦有38.6%、1980年時大學在校生已高達114.3萬人〔注28〕。教育的進步，為1980年代經濟發展，提供了所需識字的基層勞動人口與高階技術人力資源。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建置了近代中國強有力的中央、省、自治區、縣市之各級黨政行政體系、較全面完整的重工業體系、鐵公路交通體系、郵政體系、衛生體系與戶政地籍資料，中國大陸可說脫胎邁入初期近代社會。前述種種的起始條件，為上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提供了堅實基礎。

前三十年的奮鬥犧牲，中國不但從無到有地建立較全面規模宏大的現代重工業體系，並建立了基本的核武力量。試想，二十一世紀初伊斯蘭世界的強者伊拉克，僅是被懷疑欲發展核武，即遭西方美國的致命打擊，千萬人民喪生，家園殘破。至於東鄰驕橫不可一世的大和民族日本，即使對美俯首稱臣，亦步亦趨，但在美國的制約下，也不得擁有核武。故昔日「一窮二白」的中國，是在「絕對機密」的情況下，集舉國能力所及資源，發展核武事業，突破科技上的千萬道難關，一代科學菁英隱姓埋名奮鬥下完成的偉業。同時，在外交上則合縱連橫，遊走於兩大超強之間，避過西方美國與前蘇聯先後的重重意欲致命打擊，終於輕舟已過萬重山，建立民族自衛武裝力量。

此外，前三十年歷經拒敵於國門之外的韓戰與越戰，暫時解除了美國的威脅。珍寶島事件，全國動員的臨戰之勢，力抗北方，解除了前蘇聯的威脅。因此，前三十年反帝反蘇鬥爭及核武力量的建立，為中國換得自鴉片戰爭以來百年所無的三十年（1979-2009）經改和平機遇。「中美建交」的外交戰略佈局，則使中國突破西方世界的經濟封鎖，為三十年經改創造與西方經濟接軌的外部機遇。

鄧小平復出

1970年代，除了「中美建交」外，另一影響國運的大事，就是1973年4月毛澤東拍板鄧小平復出任副總理。中國共產黨的開國，一如前清盛世，不但猛將如雲，且無私謀國之國家領導人輩出，周恩來與鄧小平即是。

1975年1月5日，鄧小平出任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4月5日天安門前廣大群眾悼念周恩來，7日鄧小平遭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華國鋒與元老葉劍英等聯手，一舉逮捕江青、王洪文、張春橋與姚文元「四人幫」，結束了「四人幫」亂政，從危難中挽救了國家，功不可沒。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在京閉幕，鄧小平再度復出工作。兩個星期後的8月6日，鄧小平就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果斷決定該年恢復高考〔注29〕，為民族復甦啟動生機。1978年12月18-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順利舉行，開啟了「小平維新」經濟改革的大時代。

重視台灣經濟成就

1970年代台灣經濟欣欣向榮，取得相當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約較大陸領先二十年〔注30〕。斯時內地，在文革的政治掛帥下，對西方與台灣的經濟成就，幾乎視而未見。直至鄧小平復出，大陸方正視西方與台灣的經濟成就。1974年春，鄧小平接替周恩來成為中方與美國的主要對話人。斯時，美國與中方打交道的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就印象深刻地回憶稱，鄧小平不諱言中國落後，需要美國的技術與經濟合作，以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注31〕；1979年夏，中共「政治局委員」前國務院副總理余秋裡，首次承認大陸與台灣在經濟這場和平競賽中已居下風，承認「台灣經濟迅速發展，一般人民生活都比各省人民生活高幾倍」〔注32〕。

自此以後，中共內部漸理性開展探討台灣的經濟成就。例如在福建廈門設立「台灣經濟研究所」，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內設立「台灣研究所」，介紹企業有效管理方式的《台灣企業管理文集》亦可公開印行。《經濟管理》、《經濟日報》、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等經濟刊物，則常摘要轉載台灣報刊有關企業管理文章，甚至有刊物提出倣傚台灣的呼聲。1985年3月，《中國經濟問題》月刊並以「新竹科學園區」為例，建議中共仿照台灣作法，才能將「經濟特區」建成現代化的「窗口」〔注33〕。同年8月12日中共內部刊物《學習參考資料》，刊登以西德、台灣、瑞典、新加坡四個實例，說明社會主義面臨嚴重挑戰，稱「1952年的時候，我們大陸每人平均收入的美元，比台灣平均只少四元，相差不多，可是1980年，台灣人民收入達到2,278美元，我們大陸每人平均256美元，差不多相差九倍。同樣是搞了三十多年，這也是資本主義向我們提出的挑戰」〔注34〕。1986年12月，頗具權威的雜誌《經濟研究》，刊載討論經濟發展策略課題之文，其中就有文章讚揚台灣採取出口替代策略，「改變出口結構，擴大出口規模是實現經濟起步成功秘訣」〔注35〕（惟台灣經濟成功的真實原因，是日本殖民五十年所留下的巨大近代基礎建設，國府將人才、上海紡織產業和全國黃金等移往台灣，美國原創經濟規劃與大力援助十五年，及蔣氏父子與財經官員努力等的綜合因素）。

台灣學者官員傾囊相授

1985年7月，趙紫陽總理邀宴經濟學家鄒至莊博士（廣東），盼鄒君能邀幾名經濟學者為大陸經改提供建議；1986-89年間，鄒至莊、蔣碩傑（湖北）、顧應昌（江蘇）、費景漢（北京）、劉遵義（廣東潮州）等台灣頂尖經濟學者，應國務院「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體改委」之邀，先後多次在香港、北京與「體改委」官員會談，就經濟制度改革、價格問題、通貨膨脹、物價控制、銀行改革、國營企業改革、房屋私有化、外匯改革、利率政策與金融改革等許多經濟課題提出建議，頗具成效〔注36〕。

1993年6月，朱鎔基副總理亦邀曾參與台灣早年經濟規劃發展的前台灣經濟部長與財政部長李國鼎（南京）訪問內地。期間，李國鼎在北京與江澤民主席相處整日，告以台灣早期農村發展經驗等事〔注37〕。朱鎔基亦在北京單獨約見李國鼎，並聽他暢談九十分鐘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建議。據報導，事後證實朱鎔基全盤接受李國鼎的建議〔注38〕。2001年10月28日，李國鼎夫婦骨灰葬於南京，魂歸故里〔注39〕。

鄒至莊博士認為，台灣經濟發展成功的經驗，對大陸經改影響很大，增加推動經濟改革的信心，因為既然同文同種的台灣能經濟發展成功，大陸當然也能做到〔注40〕。大陸的經濟改革，可說曾部份吸取台灣的經驗。隨著經改的不斷深化，所碰到的經濟現象也愈加複雜，市場經濟機制下，新生問題層出不窮。就技術層面而言，例如控制通貨膨脹與金融改革等課題就至關重要，尤其是通貨膨脹，因為它牽動著群眾的切身利益，其形成因素又事涉複雜的經濟專業，廣大群眾難以理解。一旦發生急遽通貨膨脹，勢必引發強烈民怨，甚至造成重大社會事件（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通貨膨脹〔注41〕）。

昔日1948年8月至49年4月，國府在大陸濫發紙幣4,524倍，上海物價指數居然飛漲135,742倍〔注42〕，剎時間使得多少人傾家蕩產？多少人饑寒而亡？從而導致國府一夕崩盤，兵敗如山倒的悲慘教訓。蔣氏父子痛定思痛，於其治台期間，在經濟政策上極其重視防止通貨膨脹，台灣也因此累積了這方面的經驗；1985年初，大陸通貨膨脹急劇〔注43〕，當時內地自無處理市場經濟新生事物通貨膨脹的經驗。惟自1986年始，前述鄒至莊、蔣碩傑、顧應昌、費景漢等四名學者，曾於1970年代出任台灣「國際經濟合作委員會／簡稱經合會」的經濟顧問，參與策劃斯時台灣的經濟政策〔注44〕，尤其包括防止通貨膨脹事。他們以其處理台灣通貨膨脹的經驗，適時多次為大陸提供解決通貨膨脹的寶貴建議，協助母國經改渡過重重驚濤駭浪的通貨膨脹，貢獻良多〔注45〕。

此外，1993年，李國鼎對中共高層更提出了改變其觀念的極重要建議，改革公務員原有的低工資制，即大幅調增公務員工資，亦被採納，從而維持官員的身份和尊嚴，激勵其榮譽感與使命感，助益經改深遠。此外，李國鼎更為內地財政問題，向江澤民提供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劃分法的寶貴建言〔注46〕。1994、95兩年，朱鎔基總理以雷霆之勢，軟硬兼施地逐省協調，打破嚴峻的省市「諸侯經濟」割據態勢，成功推行中央與地方的分稅制，大幅改善中央財政收入〔注47〕，為持續的經濟改革，奠下穩固基礎。

現代西方經濟發展策略

1950年代，在美國專家的原創規劃下，國府實施符合當時台灣社會情勢的「進口替代」策略，發展進口替代品產業，例如紡織、肥料、水泥、化學品等進口替代品，尤其是撤退時自上海移入的整個紡織產業。1960年代，則實行以出口帶動經濟快速成長的「出口擴張」策略，使台灣的對外貿易持續大幅成長，外貿總額1960年時4.6億美元，1973年時增至82.8億美元〔注48〕。1970年代則從事規模龐大的十項建設，建設台灣。1980年代更前瞻性的規劃並推動電子資訊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為今日台灣的經濟奠基。

中國大陸的三十年（1979-2009）經改亦然，也是實行了符合當時社會情勢的經濟發展策略，鄧小平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事求是地推動經濟改革，例如放寬農業政策，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容許個體經濟，提出「辦好集體經濟，盡量發展個體經濟」的方針。改革價格制度，部份商品容許買賣雙方自由議價。改變經濟發展的優先次序，緊縮重工業，優先發展輕工業，並鼓勵興辦服務性行業〔注49〕。除辦好1979年設立的經濟特區〔注50〕外，並於1984年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等沿海十四個城市〔注51〕。

就整個大方向而言，大陸的經濟改革與台灣的經濟發展有下列四個共同之處：（1）經濟改革都是從農業部門出發。（2）對外開放鼓勵出口。（3）政府對於經濟的干預和計劃管理逐漸減少。（4）重視控制通貨膨脹〔注52〕。在工業發展策略上，無獨有偶，內地經改之初與台灣經濟發展初始亦同，即重視紡織業與輕工業，1979-81年間調整計劃的焦點集中在紡織業與輕工業〔注53〕，即在投資優先及原料電力供應上，由重工業向輕工業傾斜，1986年時輕、重工業總產值已大致相等〔注54〕。此外，大陸亦倣傚台灣重視外貿，從原來長期強調「自立更生」，轉為擴張輸出〔注55〕，並仿照台灣高雄及楠梓加工出口區，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設立四個「經貿特區」，作為吸引外資及技術的窗口〔注56〕。

六四風波

1980年代末，「經改」已推動十年，成效顯著，但經改不但是無任何中外前例可循，且是一巨大複雜的經濟社會變革。在此曠古未有的巨變中，固然有許多人是「經改」的受益者，惟無可諱言，亦不乏「經改」的非受益者。例如國營企業關閉所導致的數百萬失業工人。又例如在市場經濟追求效率與績效的壓力下，有人固然因有機會適應新環境並努力工作而增加工資或發家致富，惟亦有人倍感工作壓力而適應不易。1988年的高通貨膨脹，更是損及群眾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形成普遍的民怨；換言之，在經改的漫長過程中，在受益部份或受益氛圍尚未壓倒性的超過非受益部份，或者受益與非受益二者尚未達到平衡點之前，任何政治事件都可能引發社會風暴。再者，「經改」引進西方的資金與技術，但也滲入了西方的思潮，因為落後與先進、極貧與巨富的過度反差，所形成盲目崇美的意識型態。更何況還有虎視眈眈，伺機顛覆中國的西方列強，終於爆發了六四天安門風波。誠如鄧小平後來指出的「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注57〕。

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薩發生暴民打砸搶燒事件，西方主流媒體如美國的CNN、英國的BBC、德國的RTL等電視台，有志一同地以假照片與虛構栽贓的手法報導新聞，藉機抹黑中國，惟恐中國不亂，但被廣大中國網民即時揭發。網民從知識份子到高校學生，清楚地認識到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蓄意藉「藏獨」打擊中國。然而二十年前發生的六四風波，因當時中國綜合國力仍弱，無力抗拒西方顛覆。

話說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最初由大學生在天安門前為胡耀邦舉行悼念遊行與靜坐，在美國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旋即迅速形成以民主、自由與反貪為訴求的大規模學運，並擴及其它重要城市。

〔注21〕黃宇仁，《近代中國的出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年4月，p.47. 〔注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文選》（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p.120. 〔注23〕國家統計局編，《1991年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pp.422-426. 〔注24〕余瑋、吳志菲，《中國高端訪問》，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7年9月，pp.113-116. 〔注25〕同〔注24〕，pp.101-103. 〔注26〕同〔注24〕，pp.15-16. 〔注27〕同〔注24〕，pp.88-90. 〔注28〕國家統計局編，《1991年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1年8月，pp.692:701. 〔注29〕同〔注24〕，pp.166-170. 〔注30〕鄭竹園，《以台灣經驗作為重建大陸藍圖》，《台灣經驗與中國重建》，台北：聯經出版社，1989年5月，p.450. 〔注31〕傅建中《談判桌折衝樽俎 毛．周．鄧各領風騷》，《中國時報》，1999年3月18日，第14版。 〔注32〕同〔注30〕，p.457.見余秋裡《關於政治與經濟關係講話》，原文刊載於中共「國務院辦公廳秘書處」1979年9月4日編印之《學習資料》中。 〔注33〕同〔注30〕，pp.457-458. 該月刊系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出版。 〔注34〕同〔注30〕，pp.466-467.原見高放，《社會主義的挑戰》，原文刊載《紐約探索月刊》，1978年3月，pp.58-62. 〔注35〕同〔注30〕，p.467.見黃方毅，《再論中國對外經濟策略的選擇》，《經濟研究》月刊，北京，1986年12月，pp.26-27. 〔注36〕訪問者劉素芬、樊沁澕，《中國現代經濟學的播種者鄒至莊先生訪問紀錄》，台北：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7年10月，pp.63-79. 〔注37〕林文集等，《推動台灣經濟、科技奇跡的舵手－－李國鼎》，《工商時報》，2001年6月1日，4版。 〔注38〕林志成，《兩岸經改 都有他的影子》，《中國時報》，2001年6月1日，第3版。1998年7月，中國科技部部長朱麗蘭訪問台灣時還特別表示，朱鎔基交待一定要代為向李國鼎先生致謝。 〔注39〕方寒星，《少小離家老大回，李國鼎大陸行》，《聯合報》，2002年6月26日，第39版。 〔注40〕同〔注36〕，p.30. 〔注41〕同〔注36〕，p.71. 〔注42〕徐中約著，計秋楓等譯，《中國近代史》（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p.648. 〔注43〕同〔注36〕，p.71. 〔注44〕同〔注36〕，pp.63-79. 〔注45〕同〔注36〕，pp.30:69-75. 〔注46〕同〔注38〕，第4版。 〔注47〕楊中美，《朱鎔基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8年3月，pp.175-183. 〔注48〕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2001, Taipei: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ROC, June, 2001, p.212. 〔注49〕鄭竹園，《台灣海峽兩岸的經濟發展》，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7月，pp.143-154. 〔注5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文選》（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pp.255：519. 〔注51〕同〔注50〕，pp.266：520. 〔注52〕同〔注36〕，pp.30-31. 〔注53〕鄭竹園，《中共經濟發展策略總檢討》，《台灣模式與大陸現代化》，台北：聯經，1986年，p.109. 〔注54〕同〔注30〕，p.459.見龔佼，《十年來我國工業發展概況》，《經濟管理》，北京，1986年12月，p.3. 〔注55〕同〔注30〕，p.459.見李揚，《淺談外向型經濟》，《經濟管理》，北京，1986年12月，pp.22-23. 〔注56〕同〔注30〕，p.458.見鄭竹園，《中共開放政策的經濟效果》，《台灣模式與大陸現代化》，pp.247-268. 〔注57〕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講話》，1989年6月9日，《鄧小平文選》一卷本，香港：人民出版社與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7月，p.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