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量化寬鬆政策與首爾峰會

歐陽承新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經過為期兩天激烈的意見攻防,二十國集團(G20)首腦會議於11月11日在首爾落下帷幕。有關本屆峰會國際社會既有期待卻又充滿懸想,特別是在主戲登場前多起規模不一的灘頭戰驟然打響,包括:美聯準會推出新一輪的「數量寬鬆」(QE2)貨幣政策(3日),引發全球資金大搬風,造成美元暴跌、股市大漲;人民銀行調升存款準備率兩碼(10日),激勵人民幣兌美元匯價單日勁揚0.51%,創2005年7月21日匯改以來最大單日漲幅,以及G20財金首長在慶州預備會議針對首爾峰會的議題設定,展開多邊角力,等此,不僅僅製造了新的話題,也使得主戲碼在定位上出現不確定性。

首爾峰會作為主角之一的歐巴馬因政績毫無起色導致期中選舉慘敗,當然是希望G20能給自己加分;他在結束訪問印度、印尼推銷美國產品後,隨即飛抵首爾,主打QE2,側擊人民幣,擺明美國的政策已定調要全球買單,祇不過在上兩個主戰場美國雙雙失守,國際形勢今非昔比是主要的原因。會後的首腦聯合聲明和公報仍一如既往,以溫和的措詞總結各方意見,繼而闡述未來二十個集團(不具約束力)的政策路線。

一、流動性:從枯竭到過剩

從首屆G20會議至今已整整24個月。回顧2008年11月首次舉辦的華盛頓峰會,與會國主要和立即的關切是如何因應金融大海嘯造成的災變,其中向全球金融市場挹注流動性,用公權力創造需求,以減緩全球經濟衰退,無疑是各國首要的政策目的。基於協調宏觀政策的理念,在首屆峰會中G20聯手採取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承諾在2010年底之前共推出約5兆美元的刺激經濟方案,同時增加貨幣供給,其中美國以購買債務工具形式所釋出的貨幣供給就達到1.775兆美元(含購買國庫券3,000億美元、抵押貸款債券﹝MBS﹞1.3兆美元、公司債1,750億美元),這就是QE1的由來,而這還不包含非常規的各類紓困措施。

2009年4月2日倫敦峰會召開時,主要工業國家的經濟已有起色,但合作救經濟的力度未減,至同年11月匹茲堡峰會,世界經濟普遍顯現樂觀態勢,但由於各國經濟復甦步調不一,政策路線互異,因此G20的內部矛盾開始表面化;是時,美國警告與會國全面復甦的路程還十分遙遠,不應過早撤出經濟刺激政策;歐元區國家同意立即退市並不現實的看法,但認為應盡早制定「退場機制」,以防財政赤字上升和通膨升溫。到了多倫多峰會(2010年6月),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籠罩下,歐美國家尤其是德國與美國的分歧更加激烈。美國呼籲各國應繼續刺激經濟,而德國則主張將財政穩健列為更重要的目標;德、美兩國的分歧主導了多倫多峰會。降至首爾峰會,國際經濟情勢因之前美國的假性復甦已經破滅,2010年第三季以來美國的消費者物價和批發物價均陷於停滯,失業率居高不下(9.6%),而遭法院查封的民宅數則持續攀升(包括銀行作假帳以回收抵押品的事例也所在多有),致使房貸住戶有被驅離的可能,從而引發國會議員的嚴重關切及要求停止查封的呼聲。上述極為暗淡的經濟前景,促使聯準會主席柏南克最終選擇早已用過但時效有限的險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雖然聯準會目前還未付諸行動,但預期心理已驅使逐利的資金如決堤的洪水淹沒了全球的資本和商品市場。11月8日出刊的Business Week指稱,在全球流竄的熱錢高達10兆美元,超過2008年金融大海嘯爆發前的9兆。

二、QE2:高風險但療效不明

在最近一次的聯準會貨幣委員會(FOMC)例會,柏南克宣佈將從2011年元月起半年內分批購買總額6,000億美元的有價證券和其它金融工具(不含陸續回收也將再行投放的本息2,500億美元),其規模不可謂不宏大。柏南克僅著眼於美短期利益,罔顧國際貨幣金融秩序和全球福祉的舉動,立刻招來舉世的撻伐,包括歐元集團主席容克,德、法、巴西、俄羅斯、南非乃至眾多新興經濟體的財金首長莫不提出強烈的質疑。美國的頭號假想敵--中國對之指摘歷歷,早已不是新聞。

長期以來,美國在各領域的事務一意孤行,粗暴干涉外國內政,肆行「單邊主義」,近日故技重施強行推出QE2,但理由牽強,引起眾怒,當然不是歐巴馬在峰會上不具說服力的演說(他的論點簡言之,即各國應通力合作先救美國,世界經濟才會復甦)所能平息的!

面對國內外各界抨擊的聲浪,柏南克辯稱「量化寬鬆」屬傳統貨幣政策,並非離經叛道之舉;但他的話祇對了一半。檢視央行三大調控貨幣供給的工具,量化寬鬆可歸入公開市場操作這一項,並無突兀之處;因此聯準會通過買賣有價證券、吞吐貨幣,為市場提供足夠的流動性,屬央行傳統的職能之一,然而柏南克萬萬不應該忽略擴大實施QE背景條件的「特殊性」和「外部性」,即:(1)在「零利率」的基礎上加大貨幣投放規模,屬非常規的政策措施,其目的已非滿足國內市場的資金需求,而是刻意製造泡沫,通過匯率操作削減美國的外債和外貿赤字;(2)美元是全球首要的關鍵貨幣,QE2將產生龐大的外溢效果,包括迫使外國央行採取緊縮措施干預匯市,以遏制進口性通膨,但新增的貨幣未必會停留在美國內部,反而會因利差和匯差並存而流向國際市場;職是之故,美財金當局希望透過QE2壓低長期公債利息、降低融資成本、創造國內就業的構想也將落空。

從實施QE的技術條件看,聯準會的做法是基於美國接近於零的月通膨率,但美國的不動產價格卻從未被納入勞工部編製的價格指數,而代之以租金。葛林斯潘任聯準會主席時不能及時覺察房價飆漲、房市出現泡沫以致引爆後來的「次貸危機」,這又與價格指數本身不具代表性(即不能反應實際的通膨率)有直接的關係。

從政黨的政策傾向看,民主黨目前祇關心短期的政策能否奏效,及能否使美國經濟起死回生,至於其後患究竟多大已非政客們所能或願探究的。美國財金當局習於抄短線走偏峰,不惜以鄰為壑,濫印鈔票,與歐盟國家在債信危機爆發後大刀闊斧削減財政支出,寧願採取較為痛苦但穩建的方式追求經濟復甦,在心態和作法上實不可同日而語。此外,由於白宮決策部門壓迫人民幣升值效果有限,改而壓迫全球貨幣升值,以為這是釜底抽薪之計,在策略上更顯錯亂,姑不論QE2能否催活美國經濟,但眼下國際經濟金融秩序卻因為聯準會不負責任的舉動陷入極大的動盪,之後的情勢又將如何演變尤難預測;擁有最多諾貝爾經濟講得主的美國對自己的經濟一籌莫展,豈不是最大的諷刺!

三、主戲碼:中美角力

從事件演進的前後關係看,若聯準會推遲QE2的訊息發佈,首爾會議議程可能會以不同的面貌呈現,而歐巴馬也將有機會聚焦於他所謂首要的任務--「公審」人民幣!雖然近期輿情的變化不符美方預期,而會前的氣氛因QE2佔據了全球媒體的版面,轉而對美國不利,但美國並未鬆手。在之前的財長預備會議中,蓋特納率先發難,提出量化貿易出超國外貿盈餘的離奇主張(以占各國GDP的4%為上限),這當然是針對中國而發,作為美國跟班的日本(也是出超國)立即隨聲附和,但外貿大國德國卻深不以為然。半年以來,美國朝野加大分貝強壓人民幣升值,祭出針對大陸無縫鋼管、新能源產品等一系列的反傾銷關稅,同時準備修法取消本國企業在低工資國家從事委外業務的租稅優惠(最大受害者將是收受外包業務最多的印度)等等作為,均表明美國在政策上已重回上世紀三○年代激進保護主義的老路,同時違背其本身在歷屆峰會反對貿易保護所做的承諾。

以上這些舊帳暫且不論,從運用談判技巧增加話語權和影響力的角度看,聯準會在首爾會議之前推出QE2,導致美元重貶並驅使各國政府面對外部金融環境劇變,紛紛展開自救,從而啟動包括美元在內新一輪的貶值競賽,不能說不在美方的預料中,然而美國主政者仍一意孤行因而在行動中否定了其要求人民幣反向升值的正當性。加之11月初的期中選舉,民主黨慘敗,在憑實力排資論輩的國際場合,歐巴馬本人破碎的形象與扶不起的經濟,嚴重削弱了美國的話語權,更何況美國使用錯亂的組合拳「以攻為守」,中國在本屆峰會「攻守兼備」的表現則更令人刮目相看。

首先,在赴首爾之前,胡錦濤主席先造訪因主權債信問題纏身的葡萄牙,續與近時因達賴訪法事件導致雙方關係惡化的法國重修舊好,一舉採購了價值200億美元的空中巴士105架,為驅逐羅姆人和全國大罷工事件而灰頭土臉的薩科奇總統補妝;不數日,英國首相卡麥隆率閣員和工商巨頭大陣仗訪華,為英中雙邊經貿關係全面發展進行磋商。此外,歐盟三強之首的德國自多倫多峰會起便與美國翻臉,北京無須額外遊說;至於巴西、俄羅斯等鐵桿盟友素來旗幟鮮明的反對美國以鄰為壑的貨幣政策。因此,可以推知,在G20有關匯率問題的主戰場上,中國有較大的勝算;當然,11月10日在國內通膨率公告前一天,人行調升存款準備率兩碼,大舉推升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價,為中美匯率大戰譜出變奏,打亂了美方的攻略,可能也是白宮智庫始料未及的。

四、超主權貨幣取代美元

中美匯率大戰是兩國在經濟和更大範圍內綜合國力較量的重要環節之一。美國啟動QE2主要著眼於振興國內經濟,但由於美元不僅屬於美國,也為全世界所共有共用,在制定重大貨幣政策前,美貨幣當局理應和有份量的國家諮商,以控制非預期或危及全球的外溢效應,然而無論在首爾峰會或任何其它場合,美國一貫展現「流氓本色」,習慣主導議題,不顧別人的感受,不關心其主張和作為對他國的影響,推行量化寬鬆政策上如此,在堅持美元獨霸不容他國挑戰也一樣。問題是:到底誰賦予其這樣的權力及對這廝又該如何處置?

對照中國官方面對國際糾紛每每以負責人大國的身份自許,落實於行動,展現泱泱大國、有理有節的風範;確切的說,在全球化進程不斷前行、國際利益衝突加速深化的今日,無論道德情操、行事風格乃至利益的分配,美國已沒有資格繼續領導世界,早應被逐出國際事務的決策圈。就多邊貨幣組織首要的機構IMF而言,作為大股東的美國政府資不抵債,早已破產,同樣沒有資格主導議事。唯鑒於國際社會一向欺善怕惡,個別國家因畏懼侮逆美國的意志恐遭報復,因此明知現行的制度不合理、也不敢吱聲(敢吱聲的下場就是伊拉克)。近日,美前貿易代表暨世銀總裁佐裡克撰文,提出用IMF現有的記帳單位「特別提款權」(SDR)作為「超主權國貨幣」,取代積弱的美元,並將人民幣納入SDR的幣別組合的建議。佐裡克的看法固然溫和、低調,但畢竟反映出國際社會流傳已久的共識。基於這項共識,以G20為架構積極展開國際貨幣體系與貨幣制度改革的時機已然成熟。雖然這仍將是一條漫長的路,但看來是唯一可行且對所有國家而言都是較為合理、公平的安排。當然,如此一來,美元獨霸天下、聯準會任意制定政策且唯美國利益是問的傳統也將走入歷史。◆